【大纪元2021年10月29日讯】中国经济一片愁云惨淡、进退维谷之际，中国大陆一位神秘的“权威人士”再次现身，一边指桑骂槐一边又安抚打气，为中共政权壮胆。官媒新华社日前发布一篇题为“十问中国经济”的文章，声称采访了“权威部门和权威人士”，文章以不具名的一问一答的形式，对十个中国社会和经济的问题进行政策宣导，内容涵盖能源短缺、经济危机和外贸的前景。仔细分析中共内部人士对中国经济的十个提问，还不如直接对中共的政治生命给予最直接的一问，才会击中中国经济问题的真正要害。
对于这个十问，分析家认为，这一招数是在抄毛泽东的作业，所谓“权威人士”或是中共的副总理刘鹤。不管是不是刘鹤，但这个做法本身，确实有毛泽东的鬼影。经历过文革的人们可能记得，当时《人民日报》等“两报一刊”上经常出现一个叫“梁效”的人的作品。所谓的两报一刊，是中国文化大革命时的词汇，两报是指《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一刊指的是《红旗》杂志，都是中共的直接喉舌。两报到今天还在，《红旗》1988年改名为《求是》。名字虽然是“求是”，但内容却既不敢追求真理和真相，也不能明辨是非，枉称“求是”二字。
“梁效”是什么人呢，它是“两校”亦即“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两个学校的大批判组的代称。这个三、四十人的“大批判组”，当年占用了北京大学朗润园湖畔、外国专家招待所的幽雅小楼，门禁森严，教授们集中住宿，物资供应享受外宾的标准。其成员中北大教授20多人，清华10人，还有人大抽调的，直接按毛泽东的授意炮制共产党的宣传。在北大读书时，本科生时是在校园最南边的43楼，研究生时住在畅春园，后来在25楼，而朗润园在北大校园的最北面，非常的幽静，一般人都很少过去的。
中共的这位“权威人士”不是第一次发声。有人统计过，从毛泽东时代开始，《人民日报》上就出现过“权威人士”的文章，总篇数超过一千。毛泽东去世后，这种行文慢慢地消失。但2015年以来，具有了习近平时代特色的“权威人士”，在中国经济每每遇到麻烦的时候，就又开始灌输新一轮的迷魂汤。
2015年5月，曾经有“五问中国经济——权威人士谈当前经济形势；2016年1月，有“七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权威人士谈当前经济怎么看怎么干”；2016年5月，则有“开局首季问大势——权威人士谈当前中国经济”。据人们说，时下中南海有“南北院”的分歧：南院是“党中央系统”，北院是“国务院系统”。刘鹤虽然身兼国务院副总理，但显然背负的是南院党中央系统的任务；当年与美国川普总统的团队对打贸易战，他就是以习近平的特使的身份出现的。
“十问中国经济”，从大幅下滑的第三季度中国经济主要数据开始。第一个问题，询问如何看待当前经济的走势，和中国经济的“后劲”何在？回复是面对经济下行挑战时，要“保持战略定力”，“不搞大水漫灌”，“坚定走高质量发展之路”。这里，中共的党务系统显然是对政府系统的“定力”不够，对党中央的信心动摇深表不满，也对银行放水的刺激政策表示反对。
对中共的信心不够，应该不是国务院一家的立场，而是中共体制上上下下在沉船危机即将来临之际的共识。党务派系高高在上，一面让中共权贵阶层深得放水带来的益处，一面让国务院系统负担放水带来的通胀的罪责，简直就是“既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的翻版。所谓“高质量发展”之路，就是中共以市场强迫技术、以一国之力偷窃技术的产业升级策略。在西方技术来源被切断、中国又缺乏自行开发能力的时刻，中共僵化和窒息性体制，才是中国技术发展不能突破的原因。
新华社的二问“消费投资后劲怎样，扩内需这盘棋该如何下”，空谈“14亿人口市场潜力巨大”，但却不敢提及中国14亿人口中，9亿人根本没有什么购买力，其可支配收入近乎为零的事实。胡乱鼓吹“超大规模市场潜力无限”，不知道世界已经认识到，中国是人口大国，但不是消费大国；中国有巨大的人口数字，但没有相应的消费者群体，这样一个冷酷的现实。
中共的三问也承认，外贸的“高光时刻”可能难以持续，稳主体、稳订单很有困难。六问提及全球供应链新一轮的重构，中国如何“掌握主动权？”南院继续向世界推广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与塔利班和伊朗、北韩等恐怖主义和流氓政权为伍，还指望继续从自由社会捞钱？这不啻为南辕北辙、缘木求鱼。五问谈及限电的问题，及今冬明春如何确保能源安全稳定供应的问题。南院假装好人、收买人心、取消了对电价的限制，但北院却会因此对下一步迅速升高的制造业成本、迅速恶化的通货膨胀而大大的发愁。
十问的七问触及“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实现“共同富裕”的梦呓。南院说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同时要强调“先富带后富、帮后富。”回答问题的时候，南院的权威人士忘记了，中国先富起来的这“一部分人”，就是中共权贵自己，可能加上他们的白手套们。中南海不妨去问一问这些中共权贵，问一问在加拿大要卖掉两栋豪宅的孟晚舟们，问一问从恒大替权贵拿走天量财富、如今要国家兜底的许家印们，还有花样年曾家那样的红三代们，看看他们愿意不愿意身体力行、做出典范、帮助9亿月入2000以下的中国人“带后富、帮后富？”
中共喉舌的八问，是如何“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中国缺乏公平的市场秩序，没有公平竞争，不是市场经济，其最根本的原因无它，就是因为有中国共产党的独裁统治，因为中共在所有的权力上的垄断。没有共产党，中国才会有权力的制衡，才会有公平市场的基础，才可能有市场经济。九问谈及中国农村“脱贫攻坚”、“乡村振兴”，中共也配谈乡村振兴？中共的体制把中国农民死死地捆绑在土地上，不让他们具有同等的公民身份和地位，中共有什么资格谈及中国的农民和农村问题？中共动辄奢谈什么“三农”问题，中共政权才是三农问题、三农危机的始作俑者。
中共喉舌的十问，要“守牢金融防风险底线”，“处理稳增长和防风险的关系”。恒大房地产危机的出现，凸显中共权贵在通过房地产市场掠夺中国人民财富、巧取豪夺的具体实践。没有共产党，没有中共既得利益集团的权贵阶层的特权，也就没有了类似恒大的几百家中国房地产的暴富过程，也就没有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泡沫，也就没有了中国金融市场的风险。西方的资本已经开始撤离，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和相关的金融市场如今孤军奋战、孤立无援，习近平派别可能作壁上观，中国房地产泡沫的破灭，指日可待！
十问文章里派发的定心丸，似乎是想作为中国经济的救心丸，同时还想着具备对民众的催眠药，但其作用实在是有限得很。自由社会的政府要给外界派“定心丸”的时候，通常是由官员公开声明，或接受媒体公开访问。做政策宣导，并不是见不得人的事，但中共为何却遮遮掩掩？经济政策宣导，应该是国务院的职责，但党中央却越俎代庖，以党代政，偷偷摸摸，不以真面目示人。中共为何要用这种方式？
从毛泽东的“两校”到习近平的“权威人士”，中共的治国方式实在没有什么长进，还停留在宫廷内斗的权术游戏中，使用的是捉刀代笔的墨客。习近平在用这样的方式与李克强、国务院呛声时，对政府系统的经济政策和策略表示强烈的不满，显示出至少在经济上的倒行逆施方面，习的策略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和反弹，党内有了强大的反对力量。
如果是如此，亦即中共的党政系统和国务院的政府系统需要用这样的、曲折的渠道去互相呛声、表达各自对对方的不满，这显然表明，中共的内在运作机制非常的不完善。说美国政府和美国民主党党部、或者共和党党部在经济政策上意见不一，甚至公开对立，他们根本不需要这样曲里拐弯、错综复杂的过程，而是直接对话、直接抨击就好。其实，美国的政党也不需要这样去表达对经济政策的不满，任何人都可以批评指正，体制内的官员、独立的学者、新闻媒体、智库智囊，都可以随时、随地、及时、即时地加以评判。
十问所展现的，是中共这个邪恶的政党，确实是寄生在中国政府身上的毒瘤，它干扰了正常政府的运作，它无所事事、居高临下，还无事生非、指手画脚。为什么说，中国经济的十问，莫若政治的一问呢？因为人们只要认真分析十问所涉及的问题，以及可能的解决方案，就会发现中国所有经济问题的症结和根本，就是中共的统治和中共的特权。所以，与其喋喋不休地问十个经济上的问题，还不如简单地问一个政治上的问题！
这个政治上的一问就是，“中共政权你会什么时候垮台？”或者，“中共你会什么时候退出历史舞台？”没有中共的附体吸血，没有滋养中共权贵的必要，也没有中共对经济的干预，中国经济的各项事物，其实并不难以得到彻底的解决。
（谢田博士是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艾肯商学院的市场学教授暨约翰奥林棕榈讲席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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