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1年11月10日讯】中共严控金融，近年来把金融开放当作一张大牌来打，尤以债市为重点，而一些国际金融机构也积极呼应、做市，好不热闹。如这三件事。
其一，10月29日，富时罗素世界政府债券指数（WGBI）正式纳入中国债券（据说，业内人士预估，以此为新起点，中国债券市场有望迎来万亿规模资金）。此前，2020年2月和2019年4月，摩根大通全球新兴市场政府债券指数、彭博巴克莱全球综合债券指数相继对中国债券敞开怀抱。中共得意洋洋：一年纳入一个指数，三年“集齐”国际三大债券指数，这是开放的中国债券市场跑出的“加速度”。
其二，10月27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将境外机构投资者投资境内债券市场取得的债券利息收入免征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政策的实施期限（原本自2018年11月7日起至2021年11月6日止），延长至“十四五”末，即2025年12月31日。
其三，4月15日，标普全球评级发布报告《中国境内债券市场：国际投资者的最后一片蓝海》称：高达17.4万亿美元的债市总存量，超过同等美元债100个基点以上的实际收益率，与全球资产之间较低的关联度，都说明了中国境内债券市场的潜力。但外资持有部分目前仅占3%左右。标普全球评级预计，中共大力开放境内债券市场的措施，将会吸引外资较大规模流入。
形势看似诱人。根据中共方面数据，境外机构持债总规模于2017年9月末突破万亿人民币，2019年7月末突破2万亿人民币，2020年10月末突破3万亿人民币；截至2021年9月末，境外机构持有的银行间市场债券达38,449亿人民币，是2017年9月末数据的3.6倍；按此节奏，将很快迈入“4万亿时代”。
陆媒就此大力宣扬三点：境外机构继续买买买；力证人民币资产吸引力；外资增持成为长期趋势。
不过，进一步分析相关数据，可能发现并不是这么回事。本文做三点解读。
第一，今年七月以来外资流入大幅回落，这应是一个转折性信号。
11月9日，路透社根据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公司（China Central Depository & Clearing Co. ，简称中央结算公司或中债登）最新数据计算，境外机构投资者10月增持中国银行间债券226亿元人民币，较9月增量降逾七成，亦创下今年3月以来七个月新低；其中当月增持中国国债241亿元，亦较9月增量降近七成。
而中债登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境外机构投资者累计增持人民币债券4,149.91亿元，同比增长逾四成。但此后三个月，累计增持仅1,000亿元左右，这个落差实在太大了。如果与2020年境外机构全年累计增持10,670亿元这个数字比较，就更应视为一个转折了。这不仅使渣打银行今年年初的预测（“2021年外资流入中国债市规模将达到1.3-1.5万亿元的历史新高”）落空，也终结了2017年以来外资高达40%年增率的增长趋势。
对此，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王春英辩称，在全球经济逐步恢复以及大国货币政策转向的预期下，外资购买债券保持了一定规模，而且向疫情前的常态回归，这是一个正常的表现。辩称显然是苍白无力的。中共花那么大力气搞改革、开放债市，为的是什么？不就是希望外资大规模涌入，一方面支撑经济发展和转型，一方面以此牵制美国可能的“脱钩”和金融战吗？如果外资流入缓慢，不是枉费心机了吗？
而今年七月以来债市的外资流入大幅回落，在3月就有苗头了。《华尔街日报》4月20日刊发《外资大举买入中国国债的势头停滞》一文，援引中债登数据，指自2019年2月以来外资持有中国国债规模首次下降，从2月份的2.06万亿元人民币降至3月份的2.04万亿元，降幅约1%。
外资流入大幅回落，表面因素是中美国债利差缩小，但从更宽管角度讲，主要原因有二：一是中共当局经济政策妄动，打压大型科企、多个行业，让中国企业市值缩水了近一万亿美元，引发政策恐慌；二是中国经济走势不振，高盛、摩根大通、摩根士丹利等投行，都纷纷下调了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这两个原因，都不是短期内能够逆转的，由此可以推断，外资涌入中国债市的高潮已过。换言之，外资对中国局势的判断正在发生重大变动。
第二，外资受中国国债吸引，对信用债兴趣不大。这表明外资对中国经济形势的判断远非乐观。
2020年11月21日，中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为3.33%，美国为0.83%，当日中美十年期国债利差已达249.94个基点，登上历史峰值。今年以来，中国的10年期国债收益率在3%上下窄幅波动，相较于实施低利率甚至负利率的发达经济体的国债收益率，表现出了比较高的投资价值。这是外资较大规模购买中国国债的主要原因（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也是一个基本因素）。
但是，在低利率甚至负利率的国际金融环境中，中共利用相对的高利率吸引外资购买国债，为外资提供巨大的套利空间，为其支付巨额国债利息收入，从经济角度而言，是个合理选择吗？这在经济学家中是有争议的。
中国的国债和政策性银行债，基本无风险或风险较低，是外资购买主力。中债登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9月末，境外机构持有银行间市场债券3.84万亿元，主要托管券种是国债，托管量为2.28万亿元，占比59.3%；其次是政策性金融债，托管量为1.08万亿元，占比28.0%。
至于信用债，虽是中国债市的一个主要品种（例如，2020年发行12.2万亿元，占当年债券发行总额的21%），但风险太大，外资涉足较少。去年11月17日，国企永城煤电突发违约和今年9月爆出的恒大违约，更是重击了本就脆弱的信用债。今年8月17日，中共的央行、发展改革委等等六部门联合发布《关于推动公司信用类债券市场改革开放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但也解决不了多少问题。外资一般是不会轻易淌这个浑水的（追求高收益高风险者例外，这类人不多）。
第三，百万亿规模的中国债券市场，国际投资者持有比例仅约3%，这一事实本身就揭示了外资对中共严重持疑。
进入21世纪，中国债市场规模急剧膨胀。2002年存量不到3万亿人民币，2012年底债券托管量已达26万亿元人民币，2020年存量更突破100万亿元人民币。截止2021年9月底，市场余额达到128.1万亿元人民币，位居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
但是，如此巨大规模的债市，截止2021年9月底，境外机构在银行间市场人民币债券持有总额仅38,449亿元，占比仅约3%。
这不仅远低于美国的28%和日本的14%，也大大低于巴西（9%）等新兴市场国家。同时，这也与中国经济规模的国际占比极不相称。2020年，中国GDP（101.59万亿人民币）占世界比重约为18%，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2.16万亿人民币）占世界比重约为13%。另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9月30日发布的数据，今年二季度，人民币外汇储备总额超过3,100亿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占比升至2.61%，达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自2016年开始公布人民币储备资产以来的最高水平。但这一份额，远低于人民币在特别提款权（SDR）中10.92%的权重。
这就凸显了中国债市、中国金融和中国经济的另类了。同时，这也表明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开放债市的谨慎态度。
举例而言，在富时罗素世界政府债券指数（WGBI）正式纳入中国债券前夕，9月22日，全球最大的养老基金（总资产规模193万亿日圆，约1.729万亿美元）——日本政府退休金投资基金（Government Pension Investment Fund, 简称GPIF）考虑到清算和流动性方面的问题，决定暂不投资人民币计价的中国国债。
换句话说，中共付出了极大的经济代价，用相对高利率利诱外资购买其国债，总体上也没有达成其目的。
相比较而言，因为存有基本信任，即使德国、日本的国债收益率为负，却还有人争着买。例如，日本证券交易商协会数据显示，2021年6月海外投资者净购买了4.06万亿日元（约合370亿美元）的日本国债，创历史第二高纪录。据悉，海外投资者购买的日本国债多为2—5年期的，而目前日本10年期以下的国债收益率全都是负的，2—5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均在负0.13%—负0.15%之间。
两相对比，这不就鲜明地揭示了国际社会对中共的深深怀疑吗？！
责任编辑：高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