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街的故事之八:我的九舅公范新怀(下)

作者:谢行昌
这是我手中仅存的老外婆﹝范彭氏﹞照片,摄于1953年6月25日﹝端午次日﹞地点是湖南岳麓山。坐在椅子上的老外婆时年87岁。(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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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21年11月12日讯】在那血腥的“毛三十年”中,许多亲友皆命运多舛,九舅公范新怀就是其中一位。

九舅公是家中长子,在我母亲的成长岁月中是她的主要“靠山”之一,在亲情上,她本就相当依赖这位舅舅的。当范新怀得知甥女在北平遭他姐夫﹝我的继外公﹞冷落时,立即挺身而出,表态愿意供她一直到读完大学。所以我母亲在北师大女附中读完高一之后,立即奔赴青岛,在自己外公、外婆与九舅之照应下,毕业于青岛女中高中部。

我的父母是“缘订青岛”的,当我父亲谢肇齐由南京赶赴青岛去相亲时,母亲的外公、外婆与九舅三位,都是女方的当然“裁判”,握有关键之“取决权”,我的老外公范岱云一眼就相中这未来的孙女婿,直夸他气宇不凡,乃亟力促成这段姻缘,这之间趣事不少,以后再写吧。

父母于1936年7月4日在南京成婚,母亲于次年考上金陵女大,但学校尚未开学,中日就已正式开战,接下来的是那八年颠沛流离的日子,母亲就此失去读大学之唯一机会。

抗战末期的1944年初,青岛还在日寇占领下,九舅公本就是位“热血”人士,一向对东洋鬼子厌恶至极,早就想到“大后方”去“共赴国难”,加上我父亲已在贵州札佐的“军政部陆军札佐演习场”担任场长﹝师长衔﹞,属下有十几位归国的军事留学生们协助他耕耘了四年多,培育出大批﹝数以二、三十万计﹞抗日精兵。当地生活环境虽清苦,但至少安全无虞,况且我母亲也十分挂念住在青岛的家人,积极地鼓动他们搬到贵州避难。我母亲当时身体不好,青岛家人全是她的至亲长辈,当然也非常关心她,这双重的相互考量,促成了他们长途逃难之决心。

抗战时期的交通工具不是有联贯性的,以致他们由青岛到贵州札佐的旅程,许多路段是要靠两条腿走的。我的老外婆﹝彭氏﹞幼时遭缠足,那儿能长途跋涉,这段旅程竟然是她儿子,我的九舅公背她老人家走到贵州的,全程少说也有数百﹝近千﹞英里,现在听起来简直匪夷所思,这是何等的孝心与毅力。

就是因为老外婆幼时受够了缠足之苦,所以她的四位十九世纪末出生的女儿,包括我的外婆在内,不但没有遭缠足,还接受了新式学堂教育,成绩出众的,更是有出国留学的机会。举两个现成的例子,我的外婆范新懿就是去日本习医,姨外婆范新琼则到法国习画,在当时的中国,这是突破旧社会保守“规范”的。君不见,号称是世界民主模范的美国,其白人妇女也直到1920年8月18日才获得投票权的,足见百年前对妇女之歧视是世界性的。我那可怜的老外婆生长在极端保守封闭的年代,是典型的受害缠足妇女之一。

图:这是我手中仅存的老外婆﹝范彭氏﹞照片,摄于1953年6月25日﹝端午次日﹞地点是湖南岳麓山。站立者左二是继外公刘侃元,右三是我外婆范新懿,右二是我姨外婆范新瑾,她俩都是老外婆的亲生女儿,左一与右一的年轻女性,有可能都是我的表姐。坐在椅子上的老外婆时年87,在照片中可以清晰见到她缠过足的小脚。老外婆于1962年去世,享年96。(作者提供)

当我九舅公一行经过长沙时,或许是受我母亲之托,顺便在长沙郊区的农家找来一位家庭褓姆,一路带到贵州札佐,她就是曾悉心照顾过我们兄弟俩的“张嫂”。

张嫂比我母亲年长约两、三岁,粗识字,结过婚,也至少有过一个孩子,为了家计而出外谋生,在我们家前后工作了四年多, 操持家务带孩子之外,还兼照应家中两位老人家,但她通常不需下厨,也不干粗活,与我们一家相处融洽,直到那兵荒马乱的1949年才离开我们。

很遗憾的是,张嫂的原名已遗忘在漫漫的岁月中,她的形象我也完全没有记忆,因为我当时实在太年幼,但张嫂在我的生命中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我母亲也十分倚靠她,把她当自家人,吃饭时更是同桌一起吃的。

如今回想起来,母亲如此倚重张嫂,与她童年时痛失幼弟﹝日生舅﹞应该有关。母亲生下我之后身体极差,只剩下“皮包骨”,还经常虚弱得起不了床,我哥哥当时尚不满四岁,也正是日生舅遇溺的年纪,我父亲抗日军务繁忙,经常不在家﹝我出生于独山战役结束后不到一个月﹞,如今远方近亲们又都来贵州札佐避难﹝连继外公的一家六口,也于1944年4月由长沙徒步抵达﹞,家中确实需要添个帮手。

我自出生离开医院,就在张嫂的怀里成长,几个月后,鬼子们吃了两粒原子弹,自晚清以来就欺辱中国人达半世纪之久的日寇,终于屈膝投降。我们一家人,连同已如家人般的张嫂,就随国民政府复原南京,父亲当时在陆军总部第五署任职﹝掌管陆军训练的机构﹞。

八成是因天生鲁钝,此时我已一岁多,都已摇摇晃晃地可以走几步路了,但居然还不会讲话。有一天我被放在有高栏杆的幼儿床上睡午觉,张嫂与我母亲则在客厅里话家常,两人的闲聊突然被我的“喊叫声”打断;

“XX!”我在喊。

嗐!我居然第一次喊出声啦,张嫂与我母亲都十分惊喜,不过“XX!”实在有点儿“语焉不详”,两人赶紧躲在门后静声聆听。

“XX!”我站在幼儿床上两手紧抓栏杆,又连喊了好几声。这下子她们终于确定了,那“XX”是“张嫂”,而且是湘音的“张嫂”!

张嫂连忙进房把我紧紧地抱在怀里,盛赞我是个“有良心”的“芽子”。我母亲则是忧喜参半,我会“开口”固然是好事,但喊出的第一声居然不是“妈妈”,也确实让她抱憾终生。哦,“芽子”是湘语中的“小崽子”,是“小孩子”的昵称。

我父亲于1947年9月,被陆军总部与美军远东区总部共同遴选,远赴位于美国堪萨斯州的陆军参谋大学受训﹝此行总共只有三位国军军官,其中一位是何应钦将军之女婿汪敬熙,他日后曾担任过中华民国的上将警备总司令﹞,直到1948年11月才返国。这一年多期间,我们母子三人连同张嫂,都被送到青岛,因为那时不但我的九舅公已回到青岛电信局的原工作单位,七舅公范新度﹝又名范澄川,湖南工程学院纺织系毕业﹞也在青岛,担任炙手可热的中纺青岛分公司十三个纺织厂的总经理,我们四人﹝包括张嫂﹞就借住在七舅公的金口一路十四号中纺宿舍里。

当时继外公全家也在青岛,刘侃元以其流利日语,协助七舅公范新度接收原属日系的纺织厂设备。当时年仅十五、六岁的梅姨﹝就读于青岛圣功女中﹞,常带着我去中纺宿舍﹝在海边﹞旁的海滩戏水,这儿时情景还一直存在我的脑海中。

父亲返国后,我们全家迁回南京,父亲在领陆军三十二师﹝属第四军团七十军﹞由江苏移防至江西瑞金时,张嫂还在我们家里,此时我母亲与她已有近五年的相处,俩人在情感上也十分融洽,但时局大乱之下,人心惶惶,张嫂担心自己家人的安危,在七十军奉令移驻广州之前夕,依依不舍地告别了我们。日后兵荒马乱之际,我们母子三人从广州仓惶出逃到九龙,就再也没有张嫂的消息了。

一甲子后,躺在松街疗养院的母亲追忆,在江西瑞金时,我们若是能拿出约一百银元给张嫂寄回家乡作“安家费”,或许可以留得住她,但是之前我父母亲已将积蓄中的大部分﹝四百银元﹞,转交给我在福建武平老家的奶奶﹝我在2012年母亲过世后的一篇文章中曾详述其经过﹞,没有什么余款可以留住张嫂了。

张嫂是贫户出身,但愿她能在老毛的血腥三十年统治下苟且偷安,但把张嫂带进我家的九舅公范新怀与继外公刘侃元可就惨啦,他们是老毛扭曲人性的阶级斗争中,必须斗垮斗臭的右派知识份子,是遭老毛迫害的亿万黑五类民众之一。

话说从头罢,继外公刘侃元在日本留学时,就已被共产主义的谬论洗过脑,是日本中国留学生中的左派领导人之一。返国后还曾应周恩来之邀,成为黄埔军校的政治教官之一,您看倌总不该忘记,在国共尚未分裂时,周恩来曾是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吧?继外公刘侃元一生从未加入共产党,但却是个彻头彻尾的马克思、列宁的共产思想信奉者。

毛朝开张之日﹝1949年10月1日﹞,老毛在天安门上趾高气昂地宣称“中国人民站起来啦”,事实上“倒下去”的比“站起来”的还多,“地主们”人头落地后,骑在农民头上的“新地主”,正是共产党自己,被“解放”后的农民是没有土地拥有权的,其他的血腥阶级斗争也立即展开,斗争对象居然是敌我不分的。

三年后的1952年,继外公刘侃元这“非共产党员”就开始被老毛清算,遭诬指为反动的共党“托派”,剥夺了他在湖南大学的教授资格,让这极左派书生顿时生活无着。之后老毛再施“大鸣大放”之诡计“引蛇出洞”,继外公就是那群天真地,被引出洞的近六十万“知识蛇”之一,惨遭抄家不说,还恶整他必须日日以扫街清厕维生。老毛如“地痞流氓”般欺辱知识份子之行径,在“大鸣大放”运动中表露无遗,当年奋力捧毛的众多天真左派知识份子,这才如大梦初醒,后悔莫及。

1966年文革开始,我外婆范新懿亲见夫婿遭红卫兵无数次暴力地殴辱与批斗,气急之下不幸中风,导致全身瘫痪且丧失语言能力,缠绵床第足足七年之久,终于在1973年含恨而逝。

继外公则含冤扫了25年的街,直到老毛赴阎罗殿报到后的第三年,才得以“平反”,不再被“强迫劳动”,但是历经30年来花样百出的各种毛式阶级斗争“运动”,全家老小早已被打成了“黑五类”,所有家中成员皆受到非常不人道之残暴迫害,简直生不如死。好在梅姨自幼就已过继给亲戚,得保无恙。最惨的是刘侃元的继子﹝我母亲的亲弟弟余怡生﹞,他是在公审后,遭共产匪徒们就地活埋的!

九舅公范新怀在神州变色时,是长沙市电信局局长﹝或是担任总工程师﹞,1952年的第一次“反右”,他这知识份子就遭下放到农村去劳改,两年后才被遣返长沙。也像他姐夫﹝我的继外公刘侃元﹞一般,遭罚以扫街清厕维生,此刻的范家宅院已被抄家,也不知他老人家每晚在那儿落脚﹝因为亲戚们怕惹祸,都不敢收容他这黑五类﹞。我们现在可以确定的是,九舅公死于1959年初的隆冬某日﹝也就是俗称的三九天里﹞,在饥寒交迫之下,孤独地倒毙于他每天必须“工作”的长沙街头,遗体遭大雪掩盖,数日后才被路人发现。孝子竟然没得善终,呜呼哀哉!

在松街疗养院里陪母亲的最后半年里,听她老人家讲了许多家族成员的故事,她的“人生列车”起站是湖南长沙,终站在美国旧金山,一生历经了数不清的车站,在这“大时代”里,她是亿万受苦受难的中国人之一,所以在人生每一站所发生的“故事”,经常是“甜少苦多”,直听得我泪眼滂沱。至于历经了更多车站的父亲,他在福建老家之亲人所受到的极严重迫害,就不是我三言两语就可以带过的,以后找机会再写吧。

唉,难过归难过,眼泪也就任它淌吧,至少这半年随侍母亲的日子,在我的生命中不但具有特殊意义,也是非常温馨的。

谢行昌2021年十月完稿于美国德州】◇

(点阅【松街的故事】系列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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