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街的故事之八：我的九舅公范新怀（下）
【大纪元2021年11月12日讯】在那血腥的“毛三十年”中，许多亲友皆命运多舛，九舅公范新怀就是其中一位。
九舅公是家中长子，在我母亲的成长岁月中是她的主要“靠山”之一，在亲情上，她本就相当依赖这位舅舅的。当范新怀得知甥女在北平遭他姐夫﹝我的继外公﹞冷落时，立即挺身而出，表态愿意供她一直到读完大学。所以我母亲在北师大女附中读完高一之后，立即奔赴青岛，在自己外公、外婆与九舅之照应下，毕业于青岛女中高中部。
我的父母是“缘订青岛”的，当我父亲谢肇齐由南京赶赴青岛去相亲时，母亲的外公、外婆与九舅三位，都是女方的当然“裁判”，握有关键之“取决权”，我的老外公范岱云一眼就相中这未来的孙女婿，直夸他气宇不凡，乃亟力促成这段姻缘，这之间趣事不少，以后再写吧。
父母于1936年7月4日在南京成婚，母亲于次年考上金陵女大，但学校尚未开学，中日就已正式开战，接下来的是那八年颠沛流离的日子，母亲就此失去读大学之唯一机会。
抗战末期的1944年初，青岛还在日寇占领下，九舅公本就是位“热血”人士，一向对东洋鬼子厌恶至极，早就想到“大后方”去“共赴国难”，加上我父亲已在贵州札佐的“军政部陆军札佐演习场”担任场长﹝师长衔﹞，属下有十几位归国的军事留学生们协助他耕耘了四年多，培育出大批﹝数以二、三十万计﹞抗日精兵。当地生活环境虽清苦，但至少安全无虞，况且我母亲也十分挂念住在青岛的家人，积极地鼓动他们搬到贵州避难。我母亲当时身体不好，青岛家人全是她的至亲长辈，当然也非常关心她，这双重的相互考量，促成了他们长途逃难之决心。
抗战时期的交通工具不是有联贯性的，以致他们由青岛到贵州札佐的旅程，许多路段是要靠两条腿走的。我的老外婆﹝彭氏﹞幼时遭缠足，那儿能长途跋涉，这段旅程竟然是她儿子，我的九舅公背她老人家走到贵州的，全程少说也有数百﹝近千﹞英里，现在听起来简直匪夷所思，这是何等的孝心与毅力。
就是因为老外婆幼时受够了缠足之苦，所以她的四位十九世纪末出生的女儿，包括我的外婆在内，不但没有遭缠足，还接受了新式学堂教育，成绩出众的，更是有出国留学的机会。举两个现成的例子，我的外婆范新懿就是去日本习医，姨外婆范新琼则到法国习画，在当时的中国，这是突破旧社会保守“规范”的。君不见，号称是世界民主模范的美国，其白人妇女也直到1920年8月18日才获得投票权的，足见百年前对妇女之歧视是世界性的。我那可怜的老外婆生长在极端保守封闭的年代，是典型的受害缠足妇女之一。
当我九舅公一行经过长沙时，或许是受我母亲之托，顺便在长沙郊区的农家找来一位家庭褓姆，一路带到贵州札佐，她就是曾悉心照顾过我们兄弟俩的“张嫂”。
张嫂比我母亲年长约两、三岁，粗识字，结过婚，也至少有过一个孩子，为了家计而出外谋生，在我们家前后工作了四年多， 操持家务带孩子之外，还兼照应家中两位老人家，但她通常不需下厨，也不干粗活，与我们一家相处融洽，直到那兵荒马乱的1949年才离开我们。
很遗憾的是，张嫂的原名已遗忘在漫漫的岁月中，她的形象我也完全没有记忆，因为我当时实在太年幼，但张嫂在我的生命中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我母亲也十分倚靠她，把她当自家人，吃饭时更是同桌一起吃的。
如今回想起来，母亲如此倚重张嫂，与她童年时痛失幼弟﹝日生舅﹞应该有关。母亲生下我之后身体极差，只剩下“皮包骨”，还经常虚弱得起不了床，我哥哥当时尚不满四岁，也正是日生舅遇溺的年纪，我父亲抗日军务繁忙，经常不在家﹝我出生于独山战役结束后不到一个月﹞，如今远方近亲们又都来贵州札佐避难﹝连继外公的一家六口，也于1944年4月由长沙徒步抵达﹞，家中确实需要添个帮手。
我自出生离开医院，就在张嫂的怀里成长，几个月后，鬼子们吃了两粒原子弹，自晚清以来就欺辱中国人达半世纪之久的日寇，终于屈膝投降。我们一家人，连同已如家人般的张嫂，就随国民政府复原南京，父亲当时在陆军总部第五署任职﹝掌管陆军训练的机构﹞。
八成是因天生鲁钝，此时我已一岁多，都已摇摇晃晃地可以走几步路了，但居然还不会讲话。有一天我被放在有高栏杆的幼儿床上睡午觉，张嫂与我母亲则在客厅里话家常，两人的闲聊突然被我的“喊叫声”打断；
“XX！”我在喊。
嗐！我居然第一次喊出声啦，张嫂与我母亲都十分惊喜，不过“XX！”实在有点儿“语焉不详”，两人赶紧躲在门后静声聆听。
“XX！”我站在幼儿床上两手紧抓栏杆，又连喊了好几声。这下子她们终于确定了，那“XX”是“张嫂”，而且是湘音的“张嫂”！
张嫂连忙进房把我紧紧地抱在怀里，盛赞我是个“有良心”的“芽子”。我母亲则是忧喜参半，我会“开口”固然是好事，但喊出的第一声居然不是“妈妈”，也确实让她抱憾终生。哦，“芽子”是湘语中的“小崽子”，是“小孩子”的昵称。
我父亲于1947年9月，被陆军总部与美军远东区总部共同遴选，远赴位于美国堪萨斯州的陆军参谋大学受训﹝此行总共只有三位国军军官，其中一位是何应钦将军之女婿汪敬熙，他日后曾担任过中华民国的上将警备总司令﹞，直到1948年11月才返国。这一年多期间，我们母子三人连同张嫂，都被送到青岛，因为那时不但我的九舅公已回到青岛电信局的原工作单位，七舅公范新度﹝又名范澄川，湖南工程学院纺织系毕业﹞也在青岛，担任炙手可热的中纺青岛分公司十三个纺织厂的总经理，我们四人﹝包括张嫂﹞就借住在七舅公的金口一路十四号中纺宿舍里。
当时继外公全家也在青岛，刘侃元以其流利日语，协助七舅公范新度接收原属日系的纺织厂设备。当时年仅十五、六岁的梅姨﹝就读于青岛圣功女中﹞，常带着我去中纺宿舍﹝在海边﹞旁的海滩戏水，这儿时情景还一直存在我的脑海中。
父亲返国后，我们全家迁回南京，父亲在领陆军三十二师﹝属第四军团七十军﹞由江苏移防至江西瑞金时，张嫂还在我们家里，此时我母亲与她已有近五年的相处，俩人在情感上也十分融洽，但时局大乱之下，人心惶惶，张嫂担心自己家人的安危，在七十军奉令移驻广州之前夕，依依不舍地告别了我们。日后兵荒马乱之际，我们母子三人从广州仓惶出逃到九龙，就再也没有张嫂的消息了。
一甲子后，躺在松街疗养院的母亲追忆，在江西瑞金时，我们若是能拿出约一百银元给张嫂寄回家乡作“安家费”，或许可以留得住她，但是之前我父母亲已将积蓄中的大部分﹝四百银元﹞，转交给我在福建武平老家的奶奶﹝我在2012年母亲过世后的一篇文章中曾详述其经过﹞，没有什么余款可以留住张嫂了。
张嫂是贫户出身，但愿她能在老毛的血腥三十年统治下苟且偷安，但把张嫂带进我家的九舅公范新怀与继外公刘侃元可就惨啦，他们是老毛扭曲人性的阶级斗争中，必须斗垮斗臭的右派知识份子，是遭老毛迫害的亿万黑五类民众之一。
话说从头罢，继外公刘侃元在日本留学时，就已被共产主义的谬论洗过脑，是日本中国留学生中的左派领导人之一。返国后还曾应周恩来之邀，成为黄埔军校的政治教官之一，您看倌总不该忘记，在国共尚未分裂时，周恩来曾是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吧？继外公刘侃元一生从未加入共产党，但却是个彻头彻尾的马克思、列宁的共产思想信奉者。
毛朝开张之日﹝1949年10月1日﹞，老毛在天安门上趾高气昂地宣称“中国人民站起来啦”，事实上“倒下去”的比“站起来”的还多，“地主们”人头落地后，骑在农民头上的“新地主”，正是共产党自己，被“解放”后的农民是没有土地拥有权的，其他的血腥阶级斗争也立即展开，斗争对象居然是敌我不分的。
三年后的1952年，继外公刘侃元这“非共产党员”就开始被老毛清算，遭诬指为反动的共党“托派”，剥夺了他在湖南大学的教授资格，让这极左派书生顿时生活无着。之后老毛再施“大鸣大放”之诡计“引蛇出洞”，继外公就是那群天真地，被引出洞的近六十万“知识蛇”之一，惨遭抄家不说，还恶整他必须日日以扫街清厕维生。老毛如“地痞流氓”般欺辱知识份子之行径，在“大鸣大放”运动中表露无遗，当年奋力捧毛的众多天真左派知识份子，这才如大梦初醒，后悔莫及。
1966年文革开始，我外婆范新懿亲见夫婿遭红卫兵无数次暴力地殴辱与批斗，气急之下不幸中风，导致全身瘫痪且丧失语言能力，缠绵床第足足七年之久，终于在1973年含恨而逝。
继外公则含冤扫了25年的街，直到老毛赴阎罗殿报到后的第三年，才得以“平反”，不再被“强迫劳动”，但是历经30年来花样百出的各种毛式阶级斗争“运动”，全家老小早已被打成了“黑五类”，所有家中成员皆受到非常不人道之残暴迫害，简直生不如死。好在梅姨自幼就已过继给亲戚，得保无恙。最惨的是刘侃元的继子﹝我母亲的亲弟弟余怡生﹞，他是在公审后，遭共产匪徒们就地活埋的！
九舅公范新怀在神州变色时，是长沙市电信局局长﹝或是担任总工程师﹞，1952年的第一次“反右”，他这知识份子就遭下放到农村去劳改，两年后才被遣返长沙。也像他姐夫﹝我的继外公刘侃元﹞一般，遭罚以扫街清厕维生，此刻的范家宅院已被抄家，也不知他老人家每晚在那儿落脚﹝因为亲戚们怕惹祸，都不敢收容他这黑五类﹞。我们现在可以确定的是，九舅公死于1959年初的隆冬某日﹝也就是俗称的三九天里﹞，在饥寒交迫之下，孤独地倒毙于他每天必须“工作”的长沙街头，遗体遭大雪掩盖，数日后才被路人发现。孝子竟然没得善终，呜呼哀哉！
在松街疗养院里陪母亲的最后半年里，听她老人家讲了许多家族成员的故事，她的“人生列车”起站是湖南长沙，终站在美国旧金山，一生历经了数不清的车站，在这“大时代”里，她是亿万受苦受难的中国人之一，所以在人生每一站所发生的“故事”，经常是“甜少苦多”，直听得我泪眼滂沱。至于历经了更多车站的父亲，他在福建老家之亲人所受到的极严重迫害，就不是我三言两语就可以带过的，以后找机会再写吧。
唉，难过归难过，眼泪也就任它淌吧，至少这半年随侍母亲的日子，在我的生命中不但具有特殊意义，也是非常温馨的。
【谢行昌，2021年十月完稿于美国德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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