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一丁:以中山之名 行共产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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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21年11月02日讯】振兴中华”本是十九世纪末孙中山在海外成立兴中会时喊出的口号,但今天这四个字却已成为中共为其一切政策背书的万能膏药。孙中山既被中共当作其鼓动民族情绪的经典,又是其在海内外进行统战活动的掩护。然而中共的党魁们当真相信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理念吗?

在中共历年的国庆阅兵中,由孙中山画像所带领的方阵总是会排在毛泽东的方阵之前。然而中共的党魁们当真相信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理念吗?本文想从经济政策的角度为切入点,谈谈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与中共之共产式经济发展模式之间的根本区别,以及中共不得不借用孙中山之名为其统治地位涂脂抹粉的原因。

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根本区别

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最为根本的区别,在于前者允许私有产权,而后者否定私有产权。

2014年是中共对台统战活动频繁的一年,习近平在北京会见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而作为中共附庸的花瓶党,总部设在北京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中央)则发表题为“孙中山的经济思想”的文章。该文煞有其事地说:“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孙中山主张推行国家资本主义,实行土地国有化,实现耕者有其田。‘节制资本’是‘节制私人资本,发展国家资本’。他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内幕了若指掌,指出欧美国家虽富,‘其民实困’,用‘节制资本’的政策推行民生主义,既实现国家工业化,又避免资本主义的贫富悬殊。”

该文完全不顾台湾多元化私有经济获得巨大成功的现实和国际社会对台湾经济发展的高度认同,肆意曲解孙中山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原意,充分体现民革中央为中共背书的傀儡功能。

孙中山所说的节制资本,讲的是反垄断。其涵义的核心与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美国制定的反垄断法极为相似。孙中山虽然鼓励国家资本,但却不会强制剥夺私有产权,不会如中共一般在五十年代强行实施以公私合营为名义的所谓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个工商改造的实质是强行剥夺资本家对私营企业的拥有权。

孙中山所宣导的平均地权,也不是简单地将土地收归国有,而是在尊重私人产权的前提下,以政府为中介,逐步实现耕者有其田。1949年后民国政府在台湾实施土地改革的做法,是通过立法将地主手中过多的土地收购,然后以低息出租给无地的农民。农民则以农耕生产所得分期偿还政府的地价开支,最终自己成为土地的拥有者。而地主在将手中过多的部分土地卖给政府之后,则从政府手中得到由政府支援的基础工业的企业债券,成为工业企业的投资人。

台湾的土地改革成功地以不流血的方式达到了耕者有其田的目的,同时为台湾社会的农业资本转型成工业资本创造了契机,为台湾后来成为亚洲工业四小龙奠定了基础。台湾一些后来成为工商界巨头的家族,前身都是拥有土地的地主出身。托民国政府在台湾土地改革的福,成功转型成了现代工商业的公司集团。

台湾的土地改革成功地以不流血的方式实现耕者有其田,为台湾后来成为亚洲工业四小龙奠定了基础。图为民国50年代耕者有其田与耕者有其粮的广告文宣。(HuKi001/维基百科)

反观中共在其夺取政权过程之中和统治中国初期在农村所推动的土地革命(土改),其内容就是打倒地主富农,而且基本上是村村见血。农民在中共的领导下杀掉本村的地主,分了地主的家产,这就算是向中共递交了投名状。然后分得了土地的农户就在中共“保卫土改胜利果实”的忽悠下将家里的青壮年送去参加共军,为中共夺取和保卫其政权当炮灰。但中共在其统治地位得到巩固之后,又以合作社和人民公社等方式逐步将农民的土地收了回去。农民们流血流汗,最后是空忙了一场。

比较以民生主义为基础的台湾土地改革与以共产理念为核心的中共土地革命,不难发现这两者之间的根本区别。台湾的土地改革是一个多赢的过程:农民得到了土地资源的实惠,地主获得了转进现代工业资本的机会,民国政府在其过程中则完成了孙中山耕者有其田的理想。而在中共领导之下的土地革命则是一个零和的游戏:地主受了害,农民受了骗,而中共则在最后成了全中国最大的地主。

造成这两者之间根本区别的原因,是台湾以允许私有产权为出发点,而中共则以消灭私有产权为目的地。

拉中山之大旗 成共产之虎皮

中共为什么如此卖力地鼓吹立孙中山,从习近平2014年在比利时布鲁日欧洲学院的演讲中不难看出端倪:

习近平:“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旧的制度推翻了,中国向何处去?中国人苦苦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君主立宪制、复辟帝制、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都想过了、试过了,结果都行不通。最后,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

民革中央同年发表的署名周万国的〈孙中山的经济思想〉一文则煞有介事地说:“孙中山认为,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他对马克思主义深怀敬意,他晚年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不是偶然。”

孙中山的政策是联俄、容共,不是联俄、联共。联共是中共篡改后的说法。把民生主义说成是共产主义更是信口雌黄。中共与民革中央一唱一和,不过是借孙中山之名,为中共统治的合法性涂脂抹粉。

孙中山晚年出于获得苏俄军事与财政援助的需要,在苏俄承诺不在中国进行共产革命的前提下才提出联俄容共的方针。俄国的十月革命发生于1917年,中共成立于1921年,而孙中山则逝世于1925年。孙中山晚年并没有足够的时间了解共产主义的危害,这是他所处时代给他造成的历史局限。但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却绝不是共产主义。

孙中山振兴中华的指导思想是建立在他将现代美国文化与中华传统儒学相结合的尝试基础之上的,而中共与这两者都完完全全背道而驰。

民有、民治、民享来源于林肯1863年为纪念南北战争而牺牲的官兵所发表的葛底斯堡演讲。民生主义就是林肯所说的民享,但林肯什么时候赞同过马克思主义?

民有、民治、民享来源于林肯1863年为纪念南北战争而牺牲的官兵所发表的葛底斯堡演讲。民生主义就是林肯所说的民享,但林肯什么时候赞同过马克思主义?图为林肯资料照,1861至1865年间拍摄。(HO / Hhe National Archives / AFP)

值得一提的是,孙中山与列宁是同时代的人,林肯与马克思也是同时代的人。马克思甚至代表欧洲工人联合会致信林肯支持其在美国推动解放黑奴的努力,而林肯也请人向马克思转达对其支持的感谢。那么在那些把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刻意混为一谈的御用文人眼中,林肯是否也在联马甚至是通马呢?

林肯支持工人为追求合理工资而进行的努力,其前提是对资本家私有产权的承认。而马克思则把资本家付给工人的工资看成是资本家奴役工人的手段,进而鼓动工人砸烂旧世界。两者之间大相径庭,如何能够混淆不清?将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相等同,其荒谬成度无异于把林肯和马克思混为一谈。

孙中山所崇尚的儒学之中的为民之说则可见于儒学经典《大学》的开篇第一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前有明德领路,后有至善保驾,亲民方可达成。而古人讲的明德——优秀的道德,则是建立在道的基础之上的德。先有天道后有人德,如此是为道德。

中共不信天道,何来儒家所说之明德?

中共信奉斗争哲学,如何能够至善?

既无明德又无至善,如何得以亲民?

拜托,以中山之名行共产之实,可以休矣。

五星红旗的不归之路

成长于文革以及文革后相当长一段时间的中国人,很多人长期不知道五星红旗上那四个小星所代表的真正涵义。在那个年代里,中小学的课本上没有这个内容,老师不教,官方也不解释。

奇怪吗?中共官方只告诉老百姓红色代表鲜血——为中共夺取政权而流的血,而国旗之上那五颗星中最大的星代表中共,其他的四颗小星则没有定义。于是乎,民间有了各种版本对那四颗小星的解释:东西南北、工农商学、满蒙汉藏等等,不一而足。

事实是,五星红旗上那四颗小星的原始涵义是代表着1949年以前帮助中共夺取中国政权的四个阶层:工人、农民、民族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但在中共夺取政权后不久,民族资产阶级即在1956年开始的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运动中被消失了,小资产阶级则在六十年代开始的文革中成为了无产阶级的专政对象。如此这般,国旗之上的四颗小星所代表的四个阶层就有一半被中共给消灭了。

国旗无法随意更改,而中共又不愿意担当背叛盟友和恩将仇报的恶名,于是只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将国旗之上那四颗小星所代表的涵义付缺,不做解释。直到八十年代,中共出于其巩固统治地位的需要,开始重新容许民营资本的存在,那四颗小星的官方解释才终于在九十年代重见天日。

然而旧的谎圆了,新的问题又来了:对这四颗小星的官方解释这次会存在多久?

中共由于其在文革期间的倒行逆施而使自己陷于困境,用其自己的话说就是文革将国民经济推到了崩溃的边缘。为了度过其七十年代所面临的经济困境,中共不得不寄希望于西方的资本、技术和市场。于是,中共在1981年重新出台其所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该理论在中共夺取政权的初期曾一度使用过,其核心是中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而在此阶段私营市场经济可以作为国营计划经济的补充而存在。

问题是:这个重新出台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从1981年到现在已经有四十年的时间,什么时候这个阶段会结束?是五十年之后?十年之后?还是明年?甚至会是在今年?

这个所谓的初级阶段理论,现在已经成为了悬在所有中国私营企业头顶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谁都不知道这把剑会何时落下。而这个已经有四十年历史的初级阶段结束之日,就将是这把利剑的落下之时。

出台四十年的所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现在已经成为悬在所有中国私营企业头顶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谁都不知道这把剑会何时落下。图为上海外滩陆家嘴建筑群。(Johannes Eisele / AFP)

中共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搞“大跃进”,口号是“五年超英(国),十年赶美(国),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然而用二十多年跑了一圈,又回到原点的初级阶段。不但回到原点,而且还厚着脸皮去当年被其谩骂为“腐朽的、没落的、和垄断的”西方世界,去请其当年口中的“万恶的资本家”来投资,这本来就是一场国际笑话。然而中共会改变其本性吗?

2016年,中共开始搞所谓的(国营和民营)混改,要求大型民营企业入股国营企业,说白了就是强迫大型民营企业向不断亏损的国营企业输血。民营企业表面上是被邀请去向国营企业投资的,但明白人都知道,民营企业的老板们第一不敢拒绝混改,第二无法自己决定要投资多少。一切都是党说了算。

再往后,接踵而至的便是马云辞职,蚂蚁金服和滴滴出行被阻止上市,一些大的民营企业集团的老板们纷纷退隐或退居二线。于是很多人开始担心中共是否要开始第二次工商改造了。

但许多人也许没有想到的是,2021年已经不是1956年。在中共统治了中国七十多年后的今天,中共也许根本不用搞第二次公私合营的所谓工商改造,就可以控制这些民营企业,无论这些企业有多大。

马云、张一鸣这些叱咤风云,在所谓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得以大展拳脚,缔造出自己的行业帝国的大老板们不得不从CEO的位置上黯然退下,将公司的指挥棒交给继任者。想过吗,这意味着什么?

这就意味着中共完全有能力将他们之后的继任者也从CEO的位置上逼退,而且把他们之后的再继任者以及再再继任者们也逼退。如此这般几个回合下来,中共便可以兵不血刃地将一个中共的亲信安插到这些表面上仍然是民营的“私人”企业中担任其总裁。

这种设想绝不是异想天开,中国的八个所谓民主党派的历任主席中不少人的真实身份其实是共产党员。由共产党的党员亲信直接控制民主党派这种方式,中共完全可以用于在对这些民营企业的控制上。

无论是宣布初级阶段的结束,还是将民营企业的总裁换成中共的党员亲信,或者采取其他什么方式,中国的大型民营企业迟早都会被中共所收编。原因无他,中共的共产本性决定了其不可能将这些关乎中国经济盛衰的大型企业,尤其是高科技的大型企业长期置于其掌控之外。

五星红旗上那代表私有资本的两颗小星,迟早会再次名存实亡。

至于另外那两颗代表工人和农民的小星,则早已从天上坠落尘埃。在当今中国,谁是曾被中共高高捧为领导阶级的无产阶级?是那些从农村到城市的农民工。他们既是农民、又是工人。他们本应是五星红旗上那另外两颗星的共同代表。但在中共官员和官媒的口中,他们被称为“城市低端人口”。他们被呼来喝去,他们被到处驱赶。他们虽还活着,但他们在中共的眼中却早已落入了红旗上那无尽的血海之中。

从农村到城市的农民工,既是农民、又是工人。他们本应是五星红旗上两颗星的共同代表,但被称为“城市低端人口”到处驱赶。图为2021年2月25日沈阳市农民工在街边寻求工作机会。(STR / AFP)

五星红旗上的那四颗小星要么已经坠落,要么正在坠落。留在红旗之上的,将只有代表中共的那颗沾满血腥的灾难之星。

结语

中共不会放弃拉中山之大旗为中共做虎皮的做法,中共也不可能放弃对孙中山号召力的利用。究其原因,是因为中共对中国人的爱党洗脑教育,其外皮包装是所谓爱国的民族主义教育。民族主义在外,党的利益在内;民族主义为名,党高于一切为实质。这是中共一贯的宣传策略。

而中共煽动民族情绪的核心,则离不开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在近代历史上所经历的屈辱。这段历史的根源,是清王朝的羸弱和无能。但结束清王朝的,不是中共,是孙中山和民国政府。所以中共无法置孙中山于不顾,中共只能借孙中山之名来建立其民族主义的道统。

共产主义的道路不可能振兴中华,而是将这个古老的国度变成一个毫无道德可言的土匪山寨。图为广州火车站竖立“振兴中华”标语。2008年2月1日,广州车站连续三天发生人踏人的惨剧。(China Photos/Getty Images)

但中共所选择的道路,绝不是孙中山的道路。共产主义的道路不可能振兴中华,而是将这个古老的国度变成一个毫无道德可言和充满强盗逻辑的土匪山寨。

——转载自《新纪元

责任编辑:连书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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