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1年12月02日讯】（大纪元记者宁海钟、骆亚报导）中国网球名将彭帅事件持续发酵。中共大外宣系统就事件的处理发生内讧。这一反常情况引发观察家关注。
彭帅于11月2日在微博指控前中共政治局常委张高丽性侵。在失踪19天后，彭帅现身公共场合，不过，有关她的照片和视频都来自中共官媒的记者个人推特，而且疑点重重。11月21日，国际奥委会主席托马斯‧巴赫（Thomas Bach）曾与彭帅视讯通话，彭声称自己很安全。但彭帅本人能否自由发声仍是问号。
一般定义的中共整个对外宣传系统，除了在国内的宣传总部，还有大外宣官媒和在境外各类中共机构、不同面目出现的媒体、孔子学院等等。此外，中共外交部，派驻外面的使节也属于大外宣的一部分。
中共应对彭帅事件的手法，持续引发国际社会的谴责声浪。最新消息是，国际女子网球协会（WTA）周三（12月1日）宣布，暂停在中国包括香港举行的所有网球赛事。
然而中共大外宣内部也已出现不同意见，这在外界看来是罕见的。
三篇内讧文章
11月底在中共大外宣领域出现三篇文章，均批评中共处理彭帅事件失败。
其中，亲共背景的《南华早报》前总编辑王向伟，11月27日在该报撰写题为“中国拙劣的审查员将彭帅的烂摊子变成了损害全国声誉的重大事件”的文章。
这篇将矛头指向中共官僚体系和审查员的文章，直指官方掩饰倾向和他们愚蠢的决定，是想保护退休的前副总理张高丽，“高压、自上而下的审查和强制手段在国内效果很好，但在世界舞台上却是徒劳的”。
王正伟认为，中共这样做“只是给那些呼吁抵制北京冬奥会的人提供弹药”。他认为，当局不太可能对彭帅的指控展开透明调查，这与习近平谋求第三任期的政治稳定需要有关。官员们可能将国际上的愤怒视为抹黑中共领导人而不去照镜子。于是“每年中国花费数十亿人民币，投入大量资源和人力”的“讲好中国故事”，只能“付之东流”。
王向伟，在1996年加入《南华早报》，2011年任总编辑，曾任吉林省政协委员。王向伟时期的《南华早报》被指亲共，如2012年压制报导李旺阳事件。2015至2016年间，中国富豪马云完成对《南早》的收购，王正伟离任。该媒体仍一直被一些人士质疑，认为其有中共江派大佬曾庆红背景。
另一文章来自立场亲共的英国时评人汤姆‧福迪（Tom Fowdy），他在“今日俄罗斯”（RT）发文，直批中共大外宣对彭帅事件做出的解释和回应“差强人意”、“缺乏说服力”。并称那封CGTN（中国环球电视网）声称由彭帅发给WTA的所谓英文邮件更像是一张有着悬停光标的文档截图，是“拙劣的公关处理方式”。而这暴露中共“在公关和舆论传播方面做得很糟糕，甚至可以说是糟糕透顶……几乎只是‘政治鼓吹’”。
他接着说，“中国（中共）媒体的预算惊人，但花钱却铺张浪费”，“通过购买僵尸粉夸大了他们的粉丝数量，而且twitter（推特）上的‘国有媒体’标签并没有提高他们的影响力”。
公开资料显示，汤姆‧福迪自称毕业于牛津大学的中国研究项目，主要关注中国、朝鲜和韩国问题。他在中共大外宣CGTN和俄罗斯政府对外宣传机构RT等网站开设专栏，撰写了大量为中共在新疆、香港、疫情等争议性问题上辩护的时评文章，被一些网友称为“洋五毛”。
汤姆‧福迪的这篇文章于11月25日被RT翻译成中文发表在其官方微博。文章随后在大陆被封杀，到29日，汤姆‧福迪在微博上透露，他因该文“被禁止为CGTN写作”了。
同样是立场亲共的港媒《明报》11月26日也发表曾志豪的评论文章，调侃香港媒体失去“自由”之后，让中共在彭帅事件更失去人心。文章称，以前大陆发生这么大的“八卦新闻”，香港的传媒可以突显“两制”的优势，享受内地传媒没有的“新闻监督自由”；今天好了，和内地看齐，港台疑把“彭帅失联”的新闻下架，其它传媒把“高丽”消失，“结果是中国故事更加无人相信”。
文章直言：“中国特色的危机处理”，就是解决提出问题的人。当一切公关手法无效，便要用最后武器：“坚决反对外部势力政治干预”，把外界对彭帅的关注全部转换成“政治阴谋”，“运动政治化”，“藉人权事件说三道四”。
时事评论员李林一对大纪元表示，“这些事情背后有一些原因，反习势力在动作。一个基本的判断是，涉及前常委的处理方式，一定会通过习近平。王沪宁都做不了主。彭帅事件会给反习势力机会，用来攻击习。”
原大陆体制内智库专家、资深媒体人David Li（化名）在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表示，所谓大外宣分属不同的派系，其政治背景资金来源乃至诉求表达都不一样。
他认为，处理彭帅事件出现混乱，显然不是一般舆论管控部门所为，其宣导模式肯定得到中共最高领导人的默认，如此重大的操作，绝非一般常委所为。
David Li认为，大外宣相互驳斥是一种常态，因为所有谎言都会被戳穿，即使失控对于中共来说也没有什么关系，“这是一个野蛮而又无耻的政党，其所干的一切都是为了政权安全，根本不会在乎什么脸色”。
学者：彭帅事件让外界识破中共大外宣
台湾国策研究院执行长郭育仁对大纪元分析说，从11月的六中全会开始到现在，中共与国际社会的关系有一些微妙的变化。国际社会，特别是世界上主要的民主国家，本来就对在北京举行冬季奥运会持质疑态度。这期间彭帅事件就像一个导火线，让国际社会更看清楚，中共大外宣经不起这种实质事件的考验。
“当国际体坛一再呼吁，要中共把彭帅的下落跟现状交代清楚，中共还是做不到，中共一直在用的这种大外宣就被看破手脚了。所以彭帅事件引发民主国家抵制北京冬奥的可能性变得非常高了。”
按计划，2022年2月，北京将举办冬季奥运会。
郭育仁说，世界上几个主要的体育协会、运动协会都已经表态会抵制北京冬奥。这一股力量会拉动世界上主要的民主国家改变对北京冬奥的态度。
郭育仁认为，中共大外宣受挫还有一个特殊的原因，就是欧洲的一些国家，尤其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比如立陶宛，他们识破了中共大外宣本质，“这两年我觉得火是从欧洲开始烧起来的”。
今年5月底，习近平曾在中共内部会议表达对当前大外宣工作的不满，要求努力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形象。
郭育仁说，中共把这个手法用在中东欧时会有反效果。“他们在苏联时代经历太多了”。
“我今年有很多机会跟一些前苏联的国家，包括乌克兰、波兰，还有匈牙利的一些智库开会，也有讨论到这些，包含假讯息，这种共产党非常惯用的宣传手法，不管是内宣还是外宣。”郭育仁说，“这些中东欧国家的智库表示，中共是在效法当年的苏联，手法非常类似。”
郭育仁还说，中东欧国家揭露中共外宣的这种伎俩，在欧洲传得非常快。“我们在与德国、法国，还有英国的智库在开会时，他们也会提到类似的状况。这种外宣手法会造成其它民主国家对中共的不信任度越来越高。”
“在没有实际例子发生的时候，怀疑的程度还没有那么高。现在彭帅的事情就成了导火线，让大家看清楚，你没有好故事可以讲，你就是一个共产极权国家。”他认为，接下来中共所谓的讲好中国故事的外宣策略会慢慢收缩。一个原因是国内的经济状况相当不好了，外宣资金和预算要紧缩。另外就是因为时间越久，中共坏的案例就越多，讲好故事也不会起作用。
郭育仁说，中共外宣的本质就是一种欺骗的手段，就是把黑的讲成白一点，把坏的讲成好，去美化中共。
他举例，“一带一路”就是戴着良善的面具，其实要实行的是掠夺，“像在太平洋的这些岛国，在非洲的一些国家，中亚的国家，只要一带一路有经过的国家，现在都陷入很大的债务陷阱”。
郭育仁说：“这就是坏故事，你无论怎么去吹，要说好中国的好故事就说不起来。”
内讧积累 中共政局再现吊诡时期？
彭帅事件引发大外宣内讧，只是近年中共应对国际交往中出现的又一负面案例。
在2017年的十九大上，中共宣布进入“建设强国新时代”时，更具侵略性的“战狼”外交政策逐渐登堂入室。但“战狼”惹事频频，致使中共不佳的国际形象不但没有扭转，反而恶化。今年5月底，中共又要求大外宣工作努力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形象。
中共大外宣今年7月也遭中共学者批评将外宣内宣化。新加坡《联合早报》报导，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储殷今年7月14日在全球化智库（CCG）举办的“中国新叙事研讨会”中指出，中国正形成一个奇怪的“外宣内宣化”现象。宣传的对象不明，造成投入大量金钱做对外宣传，但最后只在国内产生效果。
参会的北京语言大学学者寿慧生也说，大外宣是把自身的意愿强加于他人，这种情形下难以实现真正的国际传播与交流。“大外宣导致了一种行政主导的自上而下模式，把外宣内宣化，实际上压制了真正的交流和沟通。”
《南华早报》后来透露，这篇报导随后被撤下，据说是中共外交部对此大发雷霆，储殷受到了“高层警告”。
另外，8月9日，《南华早报》引述中共内部人士的话说，中共外交部和国防部为了话语风格而明争暗斗，外交部在国际上尽逞口舌之快，树敌无数；而当民主国家被战狼激怒，跟中共真到了战争边缘，中共军方却拒绝跟“多国联军”交战。
该内部人士还透露，外交部和国防部的争斗甚至到了习近平那里，两派互相对习“告状”，“军方向习近平表达了对外交部战狼外交的担忧，称不会为他们的不负责任言论‘买单’”。
如今似乎又进入一个敏感时期。郭育仁认为，未来中共当局对社会、对人民的管控会更严格，“包括手机强制装反诈软体也好，强化网路长城也好，都是在二十大之前对内维稳”。
“当习近平越有权力焦虑的时候，他对内整肃和管制就会收缩得更紧”，郭育仁说，“二十大之后，也不能保证说他就稳如泰山了，所以还是会继续收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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