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胎化”后余生 广东人入党、退党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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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21年12月04日讯】(大纪元记者徐绣惠洛杉矶报导)原籍广东的王先生(化名)2019年,在大纪元网站实名退党。近日因工作赴美,王先生接受了大纪元新唐人的采访,谈起他自己一家四代人受中共迫害,以及自己为何退党的心路历程。

一胎化的受害者

王先生是家里的第三个孩子,在中共计划生育的政策下,母亲为了让他平安出生,付出了辛苦的代价。想起产后体弱,时常卧床的母亲,王先生难掩哽咽,他说:“我母亲为了生我,躲到了山里。身体出现很多问题。她现在还常常一生病就在床上躺好几天。”因为中共的一胎化政策,王先生的母亲在超生后不只要罚款还被强制结扎,从此落下病根。自他有记忆起,就常陪母亲去医院看病。

王先生说:“相较现在中共鼓励民众多胎,真的特别讽刺。”或许是因为生命差点遭中共扼杀,王先生觉得自己天生对中共“免疫”,他认为中共就像病毒,依附寄宿在中国大陆的百姓身上,人们需要对中共产生抗体。

入党后更厌恶中共

但人在中国,想要脱离中共的影响非常难。王先生毕业后进入单位,他当时年轻,想在工作上发展、做点事,于是家人、亲友都鼓励他“入党”。尽管王先生认为基于中共的思维方式很难推展工作,但在众人要求下,也递交了入党申请。

递交申请不久后,王先生就收到学习要求,他很无奈地去参加学习课程。他通常都是点名以后就离开。王先生说:“点名走人,大家都很懒散,根本没人管。哪是什么学习?都是捂着良心,上网抄了几篇范本交差了事。”结业后,他还得去参加“红色之旅”,参观中共所谓的革命圣地。他当时去了贵州,感到整趟旅程都让人不舒服,甚至感到恶心。

他说:“到了景点拿出旗子拍照,然后回旅馆就打牌赌钱。”这些中共党员,对共产党根本也没有崇敬的心,正是因为入了党,王先生更讨厌这个组织了。

曾经从事城市计划工作的王先生认为,大陆的经济其实已面临崩溃。在广东一代,很多人买土地、建厂房,但几乎都是赔本。他说:“根本没有企业赚到钱,谁要租你的房子?”并且在中国,各部门单位不停换岗,送礼、公关繁忙;但人事变动以后,过去说的话就都不算了。很多中小企业主收不回欠款,被坑的血本无归。

王先生说:“你不送礼,别人就不理你。”但送礼了也不一定会有好结果。1990年代,承包工程项目的小商人一顿饭应酬可能就得花一千多人民币;当时大陆中学教师的基本薪资只有70元人民币左右,若是刚毕业的教师薪资则更低;可见应酬之奢糜与腐败。王先生的父亲当时承包工程项目,常常要参与应酬;尽管外表看起来很风光,但实际上也经营得很辛苦。

广东人香港经验

2012年、2013年之交,王先生去了一趟香港。他说:“很多广东人看香港新闻,不看北京新闻。”以前他觉得可能是粤语与普通话的差别,但后来他发现,是因为香港有很“民生”的新闻节目,人们想看柴米油盐,而不是样板新闻、八股报导。

如同许多广东人一样,王先生也有亲戚在香港。因为亲戚常常来访,他对香港并不向往,只是觉得熟悉。当他第一次亲赴香港时,却发现大陆与香港完全不同,他认为香港人很谦卑、很认真工作,完全没有中共体制下那种官僚的散漫与差别待遇,香港经验让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尽管加入了共产党,但王先生仍不习惯单位里的风气,也无法融入圈子里。很多看不惯的事情,让他感到工作无法施展,最后只能选择离职,同时也申请退党。王先生经营一个淘宝店,一开始业绩还不错,但后来销量下降。因为经手商品质量相同、定价也没有很大变化,理论上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王先生开始研究原因。2018年年底,他就警觉到中国的经济越来越疲乏,也在思考国内的各种问题。他说:“国内新闻是一定找不到讯息的,翻墙看了很多新闻,发现问题越来越大。”

2019年香港的反送中运动,让王先生对中共彻底绝望,也打开他多年来抑郁的死结。其实很久之前,王先生就注意到香港新建筑的质量特别差,他说:“早期盖的很好,但新建的很糟,可见(香港)被同化得很严重。”他发现有些香港后期的建筑,与中国的豆腐渣工程相去不远,因而默默为香港人担忧。

王先生说:“香港是中国跟世界接轨的转换插头,我不明白中共政府为什么要来这一手。中国没有与世界接轨的可能,上海、深圳、海南都不可能成功。”他并没有从反送中事件初期、百万港人大游行开始关注香港的社会运动,但他全程关注了香港中文大学与理工大学的抗争。那几天王先生彻夜未眠,仿佛进入不一样的状态。

他说:“好像多年来的心结打开了,裹着自己的问题松开了。”

父母从不说的家族往事

母亲总说王先生长得像外公,但他从未见过外公,他强烈地想了解自己家族与长辈们故事。

一位远房的叔公告诉王先生一些零星的家族往事。

王先生的曾祖父是在江边做挑沙的苦力,眼睛因受风沙侵蚀后来视力受损,几乎是全盲的 状态。但曾祖父却不因此放弃努力,而是开起小卖部,用“摸秤”的方式经营。因为诚信、童叟无欺,多年后他成为当地仕绅,拥有多家店铺与土地。但1949年后,中共土改,王先生曾祖父的土地、商铺遭没收。曾祖父因受不了屈辱,最后自杀身亡。

王先生的祖父很年轻时就开始经营药材铺,他吃饭时会放下碗筷出门看诊,也常常为了去采购药材错过吃饭时间。中共治理下,家族的药材铺收归国有,王先生的爷爷成为自己药材铺里的一名普通工人。

文革期间,他的家族被扣上“资本主义尾巴”的帽子。王先生的祖父天天被批斗。王先生说:“只因为我爷爷说一句‘自己都吃不饱,哪有什么资本家?’”

王先生的父亲不断地写上诉的文件,但没有任何人搭理。爷爷遭批斗后,积郁成疾。为了医治爷爷的病,家里又欠下了很多债务。病了一年多后,王先生的祖父含恨撒手人寰。

母亲的家族也是类似的背景。王先生的外祖家产、土地遭中共没收。王先生的母亲身为长姐,从小就被迫做很多家务,从事很多劳动。王先生说:“我母亲是很聪明的人,但她没有钱、没时间学习,吃了没文化的亏,是个文盲。”他认为若没有中共强制征收家产,以母亲的勤奋与智慧,一定会成为特别厉害的那种人物。

王先生说:“我不知道怎么经营?没有办法获得指点、智慧,没有人敢将家族的故事告诉我,好像血脉就断了代。”后来做生意的王先生,特别想知道那些父母从不提及的家族故事。若没有中共各种倒行逆施的政策,王先生认为自己将能获得祖辈的帮助与教诲,家族也不会凋零败落。

王先生不想结婚,不想生小孩,因为他知道在中国生活压力有多大。在中国长大的小孩,需要去面对艰钜的学习、考试压力,长大后要面对买房、养老等问题。他说:“中国的房地产是很变态的现象,我坚决不炒房。”

王先生说:“中国共产党不是一个合法、合理的组织,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恶魔。它是现在世界上的新冠病毒,所以我早就退出中国共产党。”他希望现在仍是中共党员者看清时事与中共的真面目,不要被中共卷进巨大的漩涡,成为陪葬品。◇

责任编辑:方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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