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1年02月22日讯】上世纪有一段时间，社会主义听起来仿佛旭日东升、一派兴旺。这期间，苏共中央每次开会，斯大林必有重要演讲、作最高指示。斯大林每次演讲，会场内必有掌声，而且掌声之热烈，令每个与会者终生不忘。据记载，每次都是“掌声雷动、经久不息”。这“经久不息”，究竟经历多久不息？告诉你，掌声通常总要历时15分钟左右，有时甚至达半小时。每当此时，只有斯大林亲自挥挥手，表示“可以啦！可以啦！”，掌声才渐渐停息。
苏共大会的掌声热烈，我早有所闻，只是无法理解，究竟是何缘故使每个与会者如痴如狂，鼓掌如同癔病发作，一“鼓”而不可收？斯大林的演讲，究竟有怎样神奇的魔力？直至上世纪90年代，随着博弈论的传入，我才渐渐悟出其中玄机。博弈论的一个重要模型是“囚徒困境”，对于解读苏共大会上雷鸣般的掌声，具有醍醐灌顶的启迪。模型假设两名有抢窃嫌疑的囚徒被抓捕，要想逃脱刑罚，二囚徒的最优选择是合作——一致拒绝坦白，此时法院因查无实据，不得不拘押一段时间放人。但检察官可轻易洞察囚徒的合作，故先将二囚徒分隔，这使得二囚徒与检察官之间的博弈，变成二囚徒之间的博弈，当然是非合作博弈。也就是说到了这一步，如果囚徒A坦白，B拒绝坦白，则A可获释，B获刑10年，反之则反是。如果A、B双双坦白，则二囚徒各获刑5年。
问题在于，当A在“拒绝坦白”与“坦白”之间作选择的时候，心里盯着B的可能选择。在A看来，如果我“拒绝坦白”，而B为早日获释选择“坦白”，那么我将面临10年的牢狱之灾。为避免这个最倒楣的下场，“坦白”成了A的最优选择。当然，无论A还是B，“坦白”都是各自的最优选择，其中关键就是“心里盯着”对方。再回到苏共大会的掌声中来，当掌声雷动的时候，所有与会者其实都不希望掌声长时间连续。然而所有与会者在“停止鼓掌”与“继续鼓掌”的选择中，都会“心里盯着”其他与会者。这使得第一个“停止鼓掌者”，必定成为众人注意的目标。于是在一个公开的场合，在聆听斯大林演讲的时候，没人愿意成为第一个“停止鼓掌者”。说不定在某一天，这第一个“停止鼓掌者”就成了反党集团首领。所有与会者，只愿意看到别人成为第一个或者第一批“停止鼓掌者”，结果就是“继续鼓掌”成了所有人共同的选择。
这与“囚徒困境”中，A与B相互“心里盯着”，最终双方不得不共同选择“坦白”的道理一样。区别在于，这二人相互间的“心里盯着”，到了苏共大会上，变成许多人相互间的“心里盯着”。或者说，苏共大会成了许多人被锁定在内的“囚徒困境”，没人能逃离这群体的“囚徒困境”。
群体的“囚徒困境”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从上世纪40年代初CCP（中共）的延安整风起，知识群体就已被锁定在“囚徒困境”内。曾经信奉马克思主义的王实味，因对抗战时期延安小朝廷的特供制度颇有微词，撰文指责延安“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及“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奢华夜生活，并获得广泛的支持，也惹起毛泽东的震怒，随之发起对王实味的围剿。毛的号令形成强劲的斗争风暴，中央研究院及中共各机关大批曾经支持、赞同王实味的人们，转眼之间即陷入“囚徒困境”——所有曾对王实味抱支持态度的人们，都突然变得义愤填膺，表示与王势不两立；所有的人都“心里盯着”其他人；所有的人在反击王实味的运动中，都迫不及待地显示自己“立场稳定”，唯恐落后，没人能逃离“囚徒困境”。
12年后的1954年，胡风因文艺思想罪被捕入狱，一场对知识界的大清洗随之展开。受株连的“胡风集团”成员达2000余人，文化界整体被锁定在“囚徒困境”内。文化精英们人人慷慨激昂、义正辞严地加入对“胡风集团”的揭发与批判。与胡风曾有深交的夏衍，转眼之间即对胡风痛下杀手，欲置胡于死地而后快。对胡风口诛笔伐毫不留情的落井下石者群体中，竟还包括许多品行上乘的名流，说出来至今令人心惊，其中有林巧稚、梅兰芳、程砚秋、马世聪、丰子恺、叶圣陶、田汉、曹禺、谢冰心……。一旦陷入“囚徒困境”，完全由不得你自己，所有的人都“心里盯着”其他的人。显然，一个拒绝“囚徒困境”的人，一个拒绝落井下石的人，也终将因“立场问题”被别人投入井内，再遭别人落井下石。这是一个可怕的“囚徒困境”，也是一个民族最大的悲哀。
前年有网文“人格思考：恩施蒙难，76名院士无一人仗义执言”流传，文章为物理学泰斗叶企孙先生鸣不平，指责76名院士丧失人格。其实只要换一角度，可发见这76名院士都已陷入“囚徒困境”。叶先生人品学问俱优，当年引领清华大学理学院，使那时清华大学理科足以与世界一流大学的理科并驾齐驱。他的学生中有院士76名，两弹一星功臣20余名，还包括诺奖得主杨振宁、李政道。抗战时期叶先生的一名学生投身战场，在吕正操部队制作炸弹、地雷，只因掌握科学知识、懂外语，如鹤立鸡群，遭CCP怀疑为特务，最后竟被活活打死。叶先生因此受株连，乃至被投入牢狱。后虽释放，终被视为异端。
当叶先生贫病加身、饥寒交迫，时时流落街头，沦为乞讨求生的时候，76名院士群体，他们作为叶先生当年的弟子，也许并非完全无动于衷。他们在事业上的成功，离不开恩师的悉心教诲，大概也不至于忘记。但他们企图仗义执言或伸出援手的时候，都明白自己若选择仗义执言，不仅难见成效，而且下场是自己的事业前途难测，家人也随之遭殃；其他人选择装聋作哑、明哲保身，却能平安无事。每一名院士在作出选择之前，都“心里盯着”其他院士——当他成为第一名仗义执言者，他不仅成为其他院士关注的目标，也成为CCP高层注意的目标。于是所有院士都身陷“囚徒困境”。这与标准“囚徒困境”模型中，二囚徒明知共同选择“拒绝坦白”才是最优策略，但还是不约而同选择“坦白”的道理，完全相同。
其实区别还是有的。标准的“囚徒困境”，是人类社会的自然现象，但在共产制度下，无论是苏共大会的“囚徒困境”，还是本国自延安整风以来，文化界旷日持久的“囚徒困境”，就不仅是自然现象，更是一种“阳谋”的结果。
呜呼！谁能逃离“囚徒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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