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雨堂主:谁能逃离“囚徒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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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21年02月22日讯】上世纪有一段时间,社会主义听起来仿佛旭日东升、一派兴旺。这期间,苏共中央每次开会,斯大林必有重要演讲、作最高指示。斯大林每次演讲,会场内必有掌声,而且掌声之热烈,令每个与会者终生不忘。据记载,每次都是“掌声雷动、经久不息”。这“经久不息”,究竟经历多久不息?告诉你,掌声通常总要历时15分钟左右,有时甚至达半小时。每当此时,只有斯大林亲自挥挥手,表示“可以啦!可以啦!”,掌声才渐渐停息。

苏共大会的掌声热烈,我早有所闻,只是无法理解,究竟是何缘故使每个与会者如痴如狂,鼓掌如同癔病发作,一“鼓”而不可收?斯大林的演讲,究竟有怎样神奇的魔力?直至上世纪90年代,随着博弈论的传入,我才渐渐悟出其中玄机。博弈论的一个重要模型是“囚徒困境”,对于解读苏共大会上雷鸣般的掌声,具有醍醐灌顶的启迪。模型假设两名有抢窃嫌疑的囚徒被抓捕,要想逃脱刑罚,二囚徒的最优选择是合作——一致拒绝坦白,此时法院因查无实据,不得不拘押一段时间放人。但检察官可轻易洞察囚徒的合作,故先将二囚徒分隔,这使得二囚徒与检察官之间的博弈,变成二囚徒之间的博弈,当然是非合作博弈。也就是说到了这一步,如果囚徒A坦白,B拒绝坦白,则A可获释,B获刑10年,反之则反是。如果A、B双双坦白,则二囚徒各获刑5年。

问题在于,当A在“拒绝坦白”与“坦白”之间作选择的时候,心里盯着B的可能选择。在A看来,如果我“拒绝坦白”,而B为早日获释选择“坦白”,那么我将面临10年的牢狱之灾。为避免这个最倒楣的下场,“坦白”成了A的最优选择。当然,无论A还是B,“坦白”都是各自的最优选择,其中关键就是“心里盯着”对方。再回到苏共大会的掌声中来,当掌声雷动的时候,所有与会者其实都不希望掌声长时间连续。然而所有与会者在“停止鼓掌”与“继续鼓掌”的选择中,都会“心里盯着”其他与会者。这使得第一个“停止鼓掌者”,必定成为众人注意的目标。于是在一个公开的场合,在聆听斯大林演讲的时候,没人愿意成为第一个“停止鼓掌者”。说不定在某一天,这第一个“停止鼓掌者”就成了反党集团首领。所有与会者,只愿意看到别人成为第一个或者第一批“停止鼓掌者”,结果就是“继续鼓掌”成了所有人共同的选择。

这与“囚徒困境”中,A与B相互“心里盯着”,最终双方不得不共同选择“坦白”的道理一样。区别在于,这二人相互间的“心里盯着”,到了苏共大会上,变成许多人相互间的“心里盯着”。或者说,苏共大会成了许多人被锁定在内的“囚徒困境”,没人能逃离这群体的“囚徒困境”。

群体的“囚徒困境”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从上世纪40年代初CCP(中共)的延安整风起,知识群体就已被锁定在“囚徒困境”内。曾经信奉马克思主义的王实味,因对抗战时期延安小朝廷的特供制度颇有微词,撰文指责延安“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及“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奢华夜生活,并获得广泛的支持,也惹起毛泽东的震怒,随之发起对王实味的围剿。毛的号令形成强劲的斗争风暴,中央研究院及中共各机关大批曾经支持、赞同王实味的人们,转眼之间即陷入“囚徒困境”——所有曾对王实味抱支持态度的人们,都突然变得义愤填膺,表示与王势不两立;所有的人都“心里盯着”其他人;所有的人在反击王实味的运动中,都迫不及待地显示自己“立场稳定”,唯恐落后,没人能逃离“囚徒困境”。

12年后的1954年,胡风因文艺思想罪被捕入狱,一场对知识界的大清洗随之展开。受株连的“胡风集团”成员达2000余人,文化界整体被锁定在“囚徒困境”内。文化精英们人人慷慨激昂、义正辞严地加入对“胡风集团”的揭发与批判。与胡风曾有深交的夏衍,转眼之间即对胡风痛下杀手,欲置胡于死地而后快。对胡风口诛笔伐毫不留情的落井下石者群体中,竟还包括许多品行上乘的名流,说出来至今令人心惊,其中有林巧稚、梅兰芳、程砚秋、马世聪、丰子恺、叶圣陶、田汉、曹禺、谢冰心……。一旦陷入“囚徒困境”,完全由不得你自己,所有的人都“心里盯着”其他的人。显然,一个拒绝“囚徒困境”的人,一个拒绝落井下石的人,也终将因“立场问题”被别人投入井内,再遭别人落井下石。这是一个可怕的“囚徒困境”,也是一个民族最大的悲哀。

前年有网文“人格思考:恩施蒙难,76名院士无一人仗义执言”流传,文章为物理学泰斗叶企孙先生鸣不平,指责76名院士丧失人格。其实只要换一角度,可发见这76名院士都已陷入“囚徒困境”。叶先生人品学问俱优,当年引领清华大学理学院,使那时清华大学理科足以与世界一流大学的理科并驾齐驱。他的学生中有院士76名,两弹一星功臣20余名,还包括诺奖得主杨振宁、李政道。抗战时期叶先生的一名学生投身战场,在吕正操部队制作炸弹、地雷,只因掌握科学知识、懂外语,如鹤立鸡群,遭CCP怀疑为特务,最后竟被活活打死。叶先生因此受株连,乃至被投入牢狱。后虽释放,终被视为异端。

当叶先生贫病加身、饥寒交迫,时时流落街头,沦为乞讨求生的时候,76名院士群体,他们作为叶先生当年的弟子,也许并非完全无动于衷。他们在事业上的成功,离不开恩师的悉心教诲,大概也不至于忘记。但他们企图仗义执言或伸出援手的时候,都明白自己若选择仗义执言,不仅难见成效,而且下场是自己的事业前途难测,家人也随之遭殃;其他人选择装聋作哑、明哲保身,却能平安无事。每一名院士在作出选择之前,都“心里盯着”其他院士——当他成为第一名仗义执言者,他不仅成为其他院士关注的目标,也成为CCP高层注意的目标。于是所有院士都身陷“囚徒困境”。这与标准“囚徒困境”模型中,二囚徒明知共同选择“拒绝坦白”才是最优策略,但还是不约而同选择“坦白”的道理,完全相同。

其实区别还是有的。标准的“囚徒困境”,是人类社会的自然现象,但在共产制度下,无论是苏共大会的“囚徒困境”,还是本国自延安整风以来,文化界旷日持久的“囚徒困境”,就不仅是自然现象,更是一种“阳谋”的结果。

呜呼!谁能逃离“囚徒困境”?

责任编辑:高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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