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1年03月11日讯】在2021年的全国两会上，人大代表、无锡市人民医院副院长陈静瑜向大会提交了一份《将器官捐献率列入文明城市考核标准的建议》的议案。
议案提出后，不知道与会代表们作何感想？但是见了这条消息的人不免倒吸一口凉气。网民炮轰：“这本身就是公民自愿与否的事，一旦纳入考核就变味了。”“好家伙……”“必要时不得不献。”“很难不捐献。”
大量吐槽的槽点，都击中了问题的要害，自愿捐献一旦成为“考核标准”，那就带有限定性、强制性，不能自愿了。考核是针对一个城市地区单位设定的指针，那自然牵扯到被考核的当地政府部门和他们手中的行政权力。
有人说，不必太在乎“文明”称号。但中共地方官员都心知肚明，如果这个提议被上面采纳，要求考核器官捐献率，就意味着地方政府有了这项新任务，官员们也只有执行任务完成指标的一种选择，对他们来说，这个“文明”与否再不是可有可无的事了，而是和自己头上乌纱帽挂钩了。
人大代表在两会上提交什么议案，背景往往来自高层的授意和策划。近年被中共吹捧为“中国肺移植手术第一人”的陈静瑜今年提交的器官移植新议案，可以看作是中共在移植器官上要做文章的一个信号，有可能让陈静瑜以提议方式投石问路。
一说指标、考核，让人联想到当年的计划生育。难道捐献器官也要像计划生育那样，硬性规定各种指标，强制执行？捐献器官绝对是自愿选择，比生孩子更加趋于主观意愿。陈静瑜的提案，让人感到那背后的阵阵寒意，觉察到其中藏有大陷阱，细思极恐。
刚刚终结的“一胎化”政策，强制推行了35年，犹如中国人的一场噩梦。邓小平在任期，从1979年起，全国城乡全面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对青壮年男女强制上环、结扎，绝育、流产等。1982年计划生育被定为基本国策，同年12月写入宪法。据体制内人披露，截止2012年，三十年间，中共的一胎化政策，强制堕胎杀婴4亿起。而这一充满血腥毫无人性的暴力被中共立为“基本国策”强推三十余年。它给中国几乎所有的家庭带来灾难，给整个社会带来了全方位的难以逆转的恶果。
另外还有一个令人恐惧的动向，那就是多年来，中共在大规模采集居民血样，收集并扩充DNA数据库。据海外多家媒体和调研机构报导，中共警方和其他有关部门一直在全国各地采集没有犯罪嫌疑的男人和男孩的DNA样本。中国政府基因监控项目的范围已不再局限于新疆、西藏等地；没有明显紧急需求的DNA采集已遍及全国各地：如西南地区的云南和贵州，中南地区的湖南，东部的山东和江苏，以及北部的内蒙古。中共官方文件显示，采集DNA样本的工作也正在主要城市中进行，如2019年11月广西贵港市、桂林市、岑溪市、河池市等多地民众反映，当地警方在未通知监护人的情况下，统一采集中小学男生的血液。老师说：“抽血是政府要求的，是全国统一下发的文件。”
毋庸置疑，采血是可以为活摘器官提供便利条件的。专家点评，种种迹象表明，中共正在建立的全民大数据库、大系统监统工程，这与强摘器官不无关系。备受诟病的中国器官移植模式，不但没有停手的意思，像在紧锣密鼓的布阵排程。
陈静瑜的提案，似乎在释放中共要着手解决器官短缺这个“瓶颈”问题，以实现世界头号移植大国的梦。如陈静瑜所说，“也将进一步提升我国的国际影响力，……也将是对国际反华势力在器官捐献上诋毁中国的有力反击。”听得出来，他的提议，和中国人的福祉一点关系都没有，完全是中共狼子野心的政治需要。
在中共器官捐献上，“国际反华势力”在诋毁什么？那就是大陆移植器官来源问题，因为实际移植情况并非如2015年中共对外宣称的那样，“公民器官捐献将成为器官移植使用的唯一渠道”。2015年元月伊始，移植医院统一口径，由“死刑犯器官”改称为“脑死亡捐献器官”。
是不是捐献来的我们暂且不谈，就说“脑死亡器官”。这是从最初的“捐献器官”、“死刑犯器官”之后冒出的又一个叫法。新冠名一推出，令舆论大哗。
中国尚未对“脑死亡”立法，脑死亡的评判标准是什么，由谁来鉴定脑死亡？它需要一系列慎密的法规条例配套才可完成。而中共连个基本的统一行规都没有，哪来的“脑死亡器官”？但六年来，中共一直在使用“脑死亡器官”。也就是说，大陆移植界一直公开使用非法器官。
移植界的陈静瑜们面临无法自圆其说的尴尬。“想当婊子，又要立牌坊”的“活摘医生”们，在国际社会常有被取消论文和参会资格的麻烦。2016年香港国际器官移植大会期间，郑树森被指控器官来源不明后狼狈退席。
因此，从2015年至2018年，连续四年的全国人大上，陈静瑜都提出对“脑死亡立法”的建议，大有“死磕”之势，但至今没能磕下来。内情不得而知，但估计是该领域太黑太乱，命案多，举报多，争议大，立法机构也躲着走，不想踩雷。中共因被国际社会指控犯有反人类罪，高层是否也心有余悸。相关部门回复陈静瑜称，目前我国没有实施该法的群众基础。所以“脑死亡”在中国至今没能立法。
陈静瑜表示，中国是器官移植大国，但公民自愿捐献器官率较低。实际上，捐献器官率不是较低，而是很低。自愿捐献器官的人数是极其有限的。中共曾在2017年对外称中国有5千个器官捐献者，实现了1万4千例器官移植。同年美国有一万例死后捐献，捐献器官2万8千个。这显然是中共按照美国的比例换算出来的。但是，美国病人平均要等待3年多才能得到一个肾脏，而在中国则只需要几个星期，甚至几天。由此可见，中国移植的主要器官来源并不是自愿捐献的。
陈静瑜本人早被列在追查国际名单上了。2018年3月他刊文称，从2002年9月28日做第一例肺移植起，中国七成肺移植手术都是他及其团队做的，其带领的团队入全球三大“肺移植中心”。移植量确实不小，但不知道陈静瑜能不能说清楚这些经手的器官来源？2002年9月28日他做第一例肺移植时，中国还没有器官捐献。如果陈非说是死囚器官，似乎也不合情理。移植医生公认死刑犯器官不好用，质量普遍差，都不是他们的首选。有吸烟史的人肺脏质量不好，陈静瑜大概不会挑选一个黑乎乎的肮脏肺脏用来完成自己的首例肺移植手术吧，而在那时使用法轮功学员器官是大概率的事。
陈静瑜所代表的就是黄洁夫、郑树森、沈中阳、臧运金等那帮最早从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起家的“活摘恶魔”，他们虽然主导着中国的器官移植界，但自知罪孽深重，所以在千方百计寻找救命稻草。陈静瑜尽管几届“两会”没磕下“脑死亡立法”，但 他们不死心，费尽心机要把他们使用的非法器官变为合法化，以逃脱罪责。寻求法律保护伞不成，能拉上各级政府一起淌器官浑水，达到法不责众的目的也不错。按陈静瑜说法，要形成全社会推动器官捐献的氛围，当地政府的推动更是必不可少。
需要提醒的是，陈静瑜的提案开始实施了。目前国家卫健委已经将器官捐献作为三甲医院的考核内容之一。按照陈静瑜提出的考核指标，每个城市要达到上一年度全国平均的器官捐献率（2019年每百万人口5.6）才算达标。因为红十字会登记愿意做器官捐献的人数也很少，也要给他们定个比例。
中共立计划生育为国策后，各级政府用行政权力强推“一胎化”，虐杀了四亿婴孩，如果中共采纳了陈静瑜的提案，没人捐或捐不够怎么办？自愿便会演变为政府使用权力强制，结果就是被强摘。那时不会有人还在医院ICU门外对家属劝捐了，强摘你没商量。甚至有病的人，不敢就医，为了完成指标，医院能把你治成“脑死亡”而成为捐献器官。这些绝非耸人听闻，已经是多年来在中国三甲医院经常发生的事情了。
如果中共为了弄成世界器官移植第一，要大力发展器官移植产业和搞器官移植外交，铤而走险，把陈静瑜式的捐献器官定为国策的话，由“卫计委”刚换上的“卫健委”牌子，再变更为“卫捐委”，不是不可能的。那时，直接遭难受害的不仅仅是母婴群体，而是全体国民。即便是有钱换器官的权贵，你的亲人家庭也难逃被强摘的危险。
责任编辑：高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