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1年03月13日讯】在今年中共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披露，2021年的国防军费预计为1.3万亿，维稳费是多少？并没有公布，近几年来，因各界对于维稳费诟病较多，中共不再公开“维稳费”数字。
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数年来中共政法体系的“维稳费”，一直与国防经费持平或略高，保持在一万亿以上的规模。维稳费在10年前，即2011年3月，财政部发布报告，“公共安全”（维稳）预算为6,244亿人民币，首次出现超过军费预算（6,011亿元）的情况。此后，每年基本上都是这个情况。
从“公开”到“隐秘”
早在2010年6月，中共新华网曾刊登一篇评论题为“‘天价维稳’的无底洞有多深？”，人民网2010年7月13日也曾刊登一篇评论题为“‘天价维稳’不是长久之计”。也就是说，在中共体制内也不认为“天价维稳”是一件可持续的事情。
这要从“群体性”事件说起，自2003年，中国官方首次对外正式公布群体性事件年度统计数据，这一年高达5.8万起；2004年为7.4万起；2005年为8.7万多起；2007年逾10万起。由于群体性事件越来越敏感，自2008年之后，中国官方不再公布具体数据，据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推算，2010年的群体性事件至少有18万起。
直至当前，“群体性”事件的说法在媒体几乎消失了，难道是有冤情的民众已经洗冤？然而，维稳费却逐年上升，冤情不断，显然，“维稳”不是减少，而是更加严酷。
在中共的黑名单上，被“维稳”对象大致分为以下几类：
１、 土地强拆：
地方政府为“土地财政”，用共产党手中的枪杆子抢夺农民的土地。事实上，多年以来，每年近十万起的“维稳”群体事件中，失地农民一直是最大的受害群体。
２、 P2P爆雷之后的金融难民：
从2016年起，由政府站台、背书发起的网络金融（P2P）爆雷，金融难民大量涌现。数以百万计的中国P2P投资受害人现已变成当局“维稳”的重点对象。
３、毒疫苗受害家庭：
每年两会期间，疫苗受害儿童的家长们都会进京表达诉求。今年，在家长微信群里也发起了联署维权，准备于3月初进京，但微信群很快就被封了，受害家长被抓捕、判刑已有数例。
这还未包括对于宗教、异议人士、人权信仰等类型的残酷打压。
六百万份的上访材料
2017年3月3日，BBC记者JohnSudworth发表文章，披露了他和他的团队在湖南采访时受到的暴力攻击。Sudworth描述：“有一大群人挡住了通往她家的路。几分钟之内，他们攻击我们，砸碎了我们所有人的相机。离开村子后，大概20个暴民追赶并包围了我们的车子。后来，来了一些穿着制服的警察，还有两名外事部门官员。”Sudworth被迫删除了一些录像镜头，并签署了“认罪书”，才得以离开。
Sudworth说，他们约定的受访者是杨玲花。杨家的冤屈是：家里的土地被偷走，杨父在纠纷中被殴打致死。
中央信访局说，它每年大约收到六百万份上访材料。杨玲花，便是这六百万之一。
中国社科院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在“当前压力维稳的困境与出路”一文中指出，针对上访民众采取的截访、销号、拘留、劳教等，不但不能解决访民反映的问题，反而成为他们进一步上访甚至采取极端行为的缘由。
于建嵘说，“比如为了拦截一个上访群众需要花费上万元，这笔钱如果用于解决上访群众的问题已绰绰有余，这样不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把资源白白浪费掉了。”
“警察机关以维稳为名向国家要钱”
为何会出现“全民皆敌”的状态？德国之声在“‘假想敌时代’，北京安全支出惊人”一文中指出：“这些问题都是他们自己造成的，强拆、强征、强行下岗，他们一贯的思维是对这些问题进行镇压，现在又压不住，又用软禁兼施的办法，比如两会时很多人被软禁、被旅游……这些都要花钱，都是老百姓的血汗钱。”
德国之声在报道中称，警察机关以“国家安全”为名，通过特别的权力寻租方式，向国家要钱，在周永康从2002年开始掌舵中国政法的时代，这种情况到了一个“登峰造极”的状态：政法体系打着谓“维稳”名义，给自己捞取好处，他们夸大维稳难度，炮制出越来越多的“假想敌”，造成了安全方面惊人的支出。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盲人律师陈光诚，从2005年8月至2012年5月，山东省沂南县政府了配备了一支堪称“隆重”的监视队伍：盲人律师的家周围，是一个监视点，村外还有两个监视点，三个监视点共有五六十人24小时全天候、常年看守。陈光诚说，从县里、乡里到村里，看守他们一家的有村、乡、县干部，有民兵、警察、还有“其他”人，总共好几百人。
据报导，2008年，当局用于陈光诚一家的维稳费约为3000多万人民币，这一数字到2011年便超过6000万。依此计算，几年来单单为了“对付”陈光诚，维稳费就已超过了2亿元。
偌大的中国，被“维稳”工具压迫的岂止一个陈光诚？
“维稳”，成为巨大的讽刺
中共政法委以“维稳”名义，呑噬国财，以2016年为例，全国的公共安全支出约为1.1万亿，而根据官方公布的数据，2016年全国各级财政共支出城市低保资金687.9亿元，农村低保资金1,014.5亿元，两者合计一共是1,702.4亿元。这是什么概念？这意味着换算成百分比，真正的救贫资金仅相当于维稳费用的15%。
而在清华大学社会发展研究课题组在“维稳”的研究报告中披露，2009年辽宁公安支出223.2亿元，以该省4300万人计算，人均负担维稳费用达500多元，对于一个经济水准一般的省分来说，这是一个不小的负担。广东广州2007年维稳费为44亿元，比当年用于社会保障就业资金35.2亿元还多，以及广东惠州2009年仅租用监视器材就花了至少3,664万元，而社会保障中的就业补助、养老医保、急难救济等11个福利项目经费加总起来才5,040万元。
“维稳”一词成为巨大的讽刺，中共一贯宣称自己代表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然而，真正的贫困却无人问津。2019年，父母双亡，尚无收入的女大学生吴花燕的故事成为朋友圈焦点。她每天只有两元（人民币，下同）的生活费，穷得吃不起早饭。五年，整整五年，她都靠吃两块钱的白饭拌糟辣椒过活，瘦的只剩21.5公斤。
中国政府给予千千万万吴花燕们的救济为何只是杯水车薪？是因为政府缺钱吗？显然不是！中国的GDP早就跃居世界第二了，政府的财政收入更是名列全球第一，中共自己也宣称当下的中国已是“盛世”。政府当然不缺钱，而是把钱花到别的地方去了。
花到哪去了？花到监控和打压民众的维稳上去了，花到为了自己的脸面笼络发展中国家上去了，同时也被大大小小的贪官私吞进自己的腰包了。
“维稳”嗜血根源何在？
“天价维稳”，是有一个时间分界点的。为什么群体性事件是从2002、2003年爆发？是因为从这时起，“黑暗之门”被打开了。
在1999年之前，中共虽然也有“政保”（国内政治安全保卫，现称“国保”）系统，但只不过是公安系统的一个分支而已。在1999年前，即便有天安门六四、苏东解体事件等，维稳费有所提升，但仍在正常范围，但是从1999年开始，比例逐年上升，“天价维稳”由此起步，从每年1千亿人民币，直至2011年与国防经费持平，从2016年起，近年来一直维持在1万亿的基准。
为什么是1999年维稳费开始激增呢？根本原因，是从1999年7月20日，江泽民集团发动对于全国上亿法轮功修炼者的残酷打压，丑类江泽民赤膊上阵，调动财政款项，在全国范围的公检法、街道、单位、学校、外交等等全方位参与迫害，在迫害法轮功最初几年里，平均每年耗去中国近四分之一的财力。
2002年，江泽民把周永康推到政法委头头的位置之后，一场灾难开始了。2002年，周永康任公安部部长兼党委书记，同时担任中共中央政法委副书记，2007年成为政治局常委，正式成为“维稳沙皇”。周永康政法势力疯狂扩权，起初用于迫害法轮功，接着延伸到农民工、下岗职工、被拆迁户、异议人士、维权律师等全国民众，后来是其他宗教信仰团体等，新疆维族再教育集中营等等。
佐证1999年是“天价维稳”分界线，还有另外一个证据，那就是政法体系最基层的执行者——警察，他们也是“维稳”的受害者。
在中国大陆网络，有一个被讨论的话题：“为什么中国每年会有400多名警察死亡？”在百度、知乎均有较高的关注度。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中国每年会有400多名警察死亡？”中国公安大学教授王大伟教授对媒体称，据公安部的信息，2002年全国公安民警“因公殉职”443人，2003年为476人，2004年达492人，数目还在不断攀升之中。
而在90年代之前，据公安部发布的历史数据，1949-1980年是警察“因公殉职”的低发期，年均仅为32人。1981-1989年是上升期，年均为131人。也就是从1949年之后的40年中，警察牺牲数量总计，2100余人。从2000年之后，警察在每五年中死亡的数量，就超过了以前的40年。
对此，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公安管理系教授詹伟表示，“因公殉职”民警超半数“过劳死”。据中新网的报道，“中国基层警察群体不堪重负牺牲者90%为过劳死”，中新网称多位派出所人员表示，员警承担了大量维稳工作，与本职工作无关。
为了掩盖警察“维稳”所承担的不良后果，中共极尽掩盖之能事，一再利用宣传机器，制造虚假典型：
１、赵振金
2006年9月9日，大连市开发区公安分局黄海路派出所教导员赵振金突发性心肌梗塞死亡，死时五十五岁。此前，赵振金为了往上爬，主动、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大连法轮功学员多次采取各种方式劝告，赵不予听取，继续参与迫害。大连市委、市政府为了掩盖赵振金因迫害法轮功遭恶报的真相，上报虚假材料，被人事部、公安部追授为“全国公安系统一级英雄模范”。据内部人透露，由于各级媒体的虚假报导，给赵的亲属带来了很大经济收入。赵的家人已得到一百多万元的各种补助费，当局用这些金钱迷惑警察及警察的亲友，用以掩盖因迫害法轮功大陆公安大批遭恶报的真相，欺骗、鼓动警察继续深陷“维稳”怪圈。
2、程建阳
在“2020年牺牲公安民警名录”中，程建阳被列入名录，受到公安部的2020年抗击疫情表彰。其死因为“过劳死”。河南省汝州市公安局国保大队队长程建阳，自1999年7月至今，追随中共江泽民流氓集团迫害善良的法轮功学员，不断骚扰、绑架、非法抄家抢劫，构陷判刑、劳教当地法轮功学员。法轮功学员多年给程建阳讲真相、劝善，他听不到心里，不信恶有恶报。2020年1月30日，突发脑溢血昏迷，不治死亡。
人命关天，任何一个生命都是应该珍惜的。举这些例子，并不是指责什么，而要说明白一个道理，任何一个人，无论他做了什么，都要承担后果。二十多年来，法轮功学员苦心婆心、良言相劝，就是想把事实与真相告诉大家，这二十多年为什么中国突然出现了“维稳”现象，而且越演越烈。越来越多的警察明白了真相，做出了明智的选择，而直至现在，仍有执迷不悟者，在中共谎言驱使下，麻木地做着伤天害理的事。
在2021年的中共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上，中共总理用了64个“稳”，这恰恰说明其不稳，不稳的原因固然有这样或那样的因素，然而“维稳”不能不说是最毒的“癌细胞”之一，在“毁人”的同时，也在“自毁”，“天价维稳”还能维持多久呢？
有一句叫人在做，天在看；还有一句话，人不治天治，邪恶在人间为祸善良，上天怎会允许它为所欲为？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间未到。
责任编辑：高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