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1年03月16日讯】（大纪元记者林慧真、梁珍香港报导）在中共一贯混淆爱国与爱党的洗脑宣传下，“爱国者治港”普遍被指将摧毁香港的自由、法治、人权、司法独立、多元等核心价值。在对莫名其妙惹火中共见怪不怪了的国际社会的眼里，香港今遭受“自由的死敌”全面管控，昔日充满生机的电影创作无疑也套上了大枷锁。
香港广告创作总监、时评节目“东评周”主持人姚冠东接受大纪元“珍言真语”节目采访时表示，创作首要的就是自由的土壤，在现在中共全面管治的情形下， 创作一定是受到了严重影响，回不到以前那么自由的创作盛世。但如果从商业角度看，香港电影的前景还是继续在的，因为香港的创作都有它的特色，而且现在有很多媒体、网络串流平台，都可以发表不同的作品。
不过从短期看，香港电影行业和市场一定会萎缩。
去年“黄色”电影人导演的爱情片《幻爱》在香港获得上千万票房，反映2019年11月香港理工大学警民冲突的《理大围城》也获得了香港电影评论学会的最佳影片奖。这些在政权眼中不喜欢的电影，反而在民众那里“叫好叫座”。去年某部撑警的电影却没什么人看。
“我当然是站在年轻人的这一方。”他强调，年轻的创作人一定要有勇气和志气，“相信我们是可以做得出来的，不要像老派的电影人那样，什么都从钱那方面去考虑、什么都从市场方面去看。”
“我们是一个700万人的城市，为什么我们不能有一些光是服务我们这700万人的电影呢？一样可以做出好的质量。”“我不想把事情政治化。但是，其实还有许多许多很好的题材可以做，如‘理大围城’，甚至很多社会的题材我们都可以去拍的。”
在这个大时代里面，他也在酝酿跨媒体的创作，想了一些心愿。
“年轻读书的时候、读大学的时候，也二十多年前了，我是有个梦想要参政的，希望可以帮助社会、改变社会。但是现在在（中共）全面管治和‘爱国者治港’下，似乎这条路就很难走了。”
他人生另一个理想是真真正正创作一部电影出来。最近他在跟一些电影人谈，可能会有一些创作出来。
“我一向写东西，我写剧本，我自己的创作，多数都是来自社会的，尤其是来自比较基层的故事。还有就是一些人与人之间的感情的东西。不是爱情那种，而是人性、社会那一类的议题。”
他举例说，2011年他做了大量资料搜集，创作了两个广州困苦的大陆农民工的故事。“两个农民工，在08年那一场雨雪中困在火车里，其实他们两个已经死了。从农民工就讲这个社会建立GDP同时，其实是把人命变成地底泥的故事。我是喜欢这一类的东西。”
同时，他也会做比较神幻、古怪、有趣一点的创作。
“对于我们来说，每一样东西都是故事，每一个人、每一双眼睛背后，其实都有他的故事。我们就擅长将它加盐加醋，将它组织成比较有娱乐性的事情。”
他感到，每一个人所经历过的事情都是有趣的。所以有志于从事创作的年轻人、喜欢想窍门的人，其实不愁没故事，问题在于你去不去执行你的想法。
过去的香港电影有很多窍门和创意，现在政治化的前提之下，香港电影界分成了不同的政治背景。
对于导演王晶说正在写反映香港黑暴事件的电影剧本，他说，王晶是陪他长大的，其对香港电影的贡献毋庸置疑，创造了一种屎尿屁的烂片文化出来，这个东西非常之香港。至于他想拍所谓“反中乱港”片，“如果我们是崇尚自由的，他当然有他拍的自由，我也都有权不看，是不是？市场也都有权，香港的市场也都有权去选择不看。”
“如果将这部片子搬去大陆，可能有一亿票房，他又很威风，这个是他的故事。”
他觉得，王晶比较敢言，“出来擦中共的鞋（吹捧权贵）、舔鞋底，我们叫舔共，他有这样的勇气，胜过有些人只是躲在幕后，什么都不说，但就继续为人民币服务。”
他指，除了中共之外，例如斯大林、希特勒，所有极权者都会拍歌功颂德的电影，烘托所谓的“爱国情怀”。这样的东西，每一个时代都有，不是这个时代独有的产物。
“只不过你有权去做，但别人也都有权去批评你的人格、去批评你的德行。”
他相信，香港的创作是不会死的，只要大家坚持有勇气、有志气，不要自我设一个很大的限制，更不应该自我灭声，“都要继续勇敢地去表达自己内心的想法。”
但是，“要比较聪明一点，不是叫你用头去撞墙，即冲过去。例如《理大围城》，如果用电影来说的话，那这件事它真是发生过的，它是一个纪录片在记录一个事实，我觉得底线就是事实不容许去歪曲、去扭曲，这样东西是很重要的。”
如此黑暗的时刻，《理大围城》拿了香港电影评论学会的大奖，也给了他很大的鼓舞。“我就觉得，现在会越来越难，这样的事。是不是要继续坚持呢？我觉得是需要。”
他希望有志于创作的年轻人不要放弃，要有志气和勇气。不一定像以前那样要戏院坐满，“例如串流平台、例如YouTube，有很多不同的表达模式。”“最重要是要表达，要拍出来，不要先（没做）就怕了。”
完整访问请观看“珍言真语”节目。
责任编辑：李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