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1年03月02日讯】（英文大纪元记者Mark Tapscott报导／陈霆编译）寻求中国民主改革的美国非营利组织“公民力量”（Citizen Power Initiatives for China），周一（3月1日）要求最高法院保护其成员和捐款者的身份，否则中共的行动可能带来致命的后果。
代表“公民力量”的“第一自由研究所”（First Liberty Institute，FLI）向《大纪元时报》提供了一份呈给最高法院的法庭之友（amicus curiae）意见书。
该组织在书状中说：“《第一修正案》明确保障的自由，有赖于对结社自由的有力保护。如同加州的全面公开捐赠者披露制度，造成了无法容忍的风险，从而严重剥夺了这种自由。”
该组织称：“曝光一个团体的成员和捐赠者，可能会使他们受到公众的重大报复，从而阻止其他人的加入和捐赠，这是法院在标记结社自由轮廓时所承认的事实。”
“对我们的客户及其支持者来说，维护隐私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FLI主席、首席执行官兼首席法律顾问凯莉·沙克尔福德（Kelly Shackelford）在公布法庭之友意见书的声明中说。
凯莉·沙克尔福德：“在今天的‘取消文化’中，人们知道将自己的个人信息交给我们自己的政府是不明智的，更何况是中国。大法官们必须保护捐赠者的隐私，使他们免受威胁、骚扰和更糟糕的情况。”
这份书状与两起案件有关，这两起案件对加州的一项法律提出质疑，该法律要求接受加州居民捐款的非营利性团体，必须公开披露其成员和捐助者。
这两起案件分别是“繁荣美国组织诉贝塞拉”（Americans for Prosperity v. Becerra）和“托马斯·莫尔法律中心诉贝塞拉”（Thomas More Law Center v. Becerra）。
加州前总检察长泽维尔‧贝塞拉（Xavier Becerra）已被拜登总统提名为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部长。“第一自由研究所”是一家位于德州普莱诺（Plano）的公益律师事务所，专门从事《第一修正案》诉讼。
“在裁决本案时，法院还应考虑到近来‘取消文化’的兴起，以及国内外政府对敢于反对其正统言论团体的捐款者，所进行的报复。”书状中称。
“在这种报复的受害者中，有向宗教团体和慈善机构捐款的人，也有要求外国政府对其侵犯人权行为负责的组织的捐款者。加州的制度，以及第九巡回法庭支持该制度的错误做法，不足以保护团体免受这类报复，正如它们不足以保护它们免受公众报复一样。”
捐赠者披露和报复的问题，在2014年首次在当代政治中凸显出来，当时，Mozilla联合创始人布伦丹·艾希（Brendan Eich）因为被披露他曾捐款1000美元，给加州支持男女传统婚姻提案所发起的运动，最终在舆论压力下辞去了首席执行官的职务。
在书状中，FLI写道：“《第一修正案》明确保障宗教自由、言论和新闻自由、和平集会和请愿的权利，但这些珍贵的自由必然意味着结社自由。”
在书状中，FLI引用了1958年“NAACP诉阿拉巴马案”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判决：“正如本法院所承认的，‘通过集会结社，无疑可有效倡导公共和私人观点，特别是有争议的观点’，以及‘结社自由毫无疑问可促进信仰和思想进步’，应受到《宪法》保护。”
在1958年的案件中，法院维护了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的捐助者和成员保持匿名的权利，以使他们免受高度隔离州的民主党官员的报复。
“同样，集会结社对行使宗教自由是至关重要的，并且是其中一个隐含的部分”，该书状又引用了1963年“吉布森诉佛州立法调查委员会”（Gibson v. Fla. Legislative Investigative Commission）一案，“注册成为学校的学生或加入教职员工对言论自由至关重要，就像加入教堂对自由行使宗教一样。”
法庭之友意见书认为，如果政府可全面强制披露一个社团的成员或捐赠者，那《第一修正案》所保障的结社自由也将丧失意义。因此，法院对这种披露必须进行“严格的审查”，并引用了1976年“巴克利诉法雷奥案”的判决书。
FLI称，报复的形式可以是骚扰、经济报复（如失去工作）、人身威胁和其它形式的公众敌意。
“公民力量”的创始人兼主席杨建利博士，在目睹天安门广场大屠杀时险些被捕。
2002年回到中国时，他被非法抓捕，被无端冠以间谍罪关进监狱，直到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外交努力使他获释。回到美国后，他立即成立了“公民力量”，该组织的主要捐助者中，至少有一人在中国被关押。
杨建利拥有两个博士学位，一个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数学学位，另一个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政治经济学学位。
公民力量的董事长是戴维·克恩（David King），他是哈佛肯尼迪学院公共政策高级讲师和公共管理硕士学程的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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