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1年04月20日讯】（Jill Suttie撰文／大纪元记者张清清编译）一本新出版的亚马逊畅销书揭示，在新发现面前，勇于质疑原有知识和观点的重要性。
面对瞬息万变的世界，重要的是适应，而不是固守旧观念和固守自己的观点。这是我们在COVID-19（中共病毒）疫情肆虐的2020年，学到的重要一课。这一年，迫使我们不得不质疑我们的许多假设是否真的有效，比如怎样行为才是安全的，公司和学校要怎么运作，如何对待人与人之间的接触等。
亚当‧格兰特（Adam Grant）是美国畅销书作家及组织心理学家，世界著名学府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Wharton School ）最年轻的终身教授。他在新书《重新思考：知道你所未知多么重要》（Think Again: The Power of Knowing What You Don’t Know，又译作《重新思考 洞悉未知的力量》）中，阐述了为什么人需要更谦逊地对待自己的知识，以开放的心态对待新知识和改变观念是多么重要。这本书充满了有趣的研究，指导我们使自己头脑更灵活，同时帮助他人思想更开明。
书中所述技能不仅对如何应对瘟疫、传染病大流行等危机，至关重要；而且对于解决复杂的社会问题，做出明智的商业决策等，都非常重要。
“面对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你必须愿意、而且能够改变自己的思维。否则，你可能会遭遇专业知识无效，观点过时，主意平淡无奇等不幸。”格兰特教授提醒我们。
《Greater Good》杂志的书评编辑及撰稿人、心理学博士吉尔‧萨蒂（Jill Suttie），她最近采访了格兰特教授，谈到他的这本新书《重新思考：知道你所未知多么重要》，探讨我们从书中可以获得些什么。
以下是这次采访：
吉尔‧萨蒂：您在书中阐述了“质疑自认为已知的事物，并愿意改变大脑想法”的重要性。为什么通常人们很难做到这一点？
亚当‧格兰特：有几个原因。首先是心理学家们所说的“认知积重难返”（cognitive entrenchment）现象，即当你在某领域经验知识丰富时，你会理所当然地质疑新假设。举例说，实验表明改变桥牌的游戏规则时，那些专家级桥牌手会很挣扎，因为他们的思维总是难以意识到原来习惯了多年的规则已不适用。也有实验表明，经验丰富的会计师适应新的税法时，比新手还慢，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以前特定的做事方式。
第二个障碍是缺乏积极性：“我不想再考虑了；我对自己一直以来的做事方式很满意。如果我承认自己错了，我会感到自己愚蠢，别人也会说我愚蠢。还是坚持自己算了，更容易些。”
第三个是社交圈的影响。我们的信念不会在真空中形成。通常，我们最终形成的观念都会受到自己所在社交圈的影响，与自己社交圈里的人的观念很相似。所以，如果我放弃某些观点，可能会被我的社交圈排斥，我不想冒这个险。
萨蒂女士：您在书中谈到“科学思维方式”的重要。您所讲的科学的思维方式是什么？它是如何帮助我们重新思考的？
格兰特教授：我们大多数人花费了很多时间，像传教士、像检察官、或者像政客一样去思考问题。 泰洛克先生（Philip E. Tetlock，菲利普‧泰洛克是加拿大裔美国政治学作家，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美国哲学会会员）曾提出一个非常令人信服的观点，即当我们处于传教士模式思考问题时，我们确信自己是对的；当处于检察官模式时，我们试图证明别人是错的；当我们以政客模式思考时，我们试图赢得别人的认可。这三种心理模式都阻止人“重新思考”，因为在传教士和检察官思维模式中，我是对的，你是错的，我不需要改变。在政客思维模式中，告诉你的，都是你想听的，但我可能没想改变我真实的想法；我只是做做姿态罢了，绝不是重新思考。
像科学家一样科学地思考问题，并不意味着你需要有一架望远镜或者一台显微镜。
科学的思维方式是，你谦虚，而不骄傲；有探求真理的好奇心，而不固步自封。你知道哪些是你所不知道的，渴望发现新的事物。你不会固执己见、一成不变。你会寻找你可能出错的原因，而不仅仅找证明你正确的原因。你会耐心倾听那些令自己不愉快的想法，而不仅仅只听自己喜欢听的。而且，你愿意结交那些会质疑你正确与否的人，而不仅仅结交赞同你的人。
萨蒂女士：为什么需要寻找自己可能出错的原因？
格兰特教授：原因之一是如果不擅于重新思考，结果你会更经常犯错。这是个很大的悖论：越早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就越少犯错。
曾有一个实验，要求企业家们像科学家一样去思考。意大利刚起步的小企业创办者们参加了一个为期三到四个月的速成班，学习如何创办和经营企业。其中随机抽取一半人，要求他们像科学家一样去思考，他们被告知他的策略是理论上的。他们拜访客户制定出一个具体的假设方案，当他们启动自己的第一个产品或服务后，把这视为一项实验，去检验他之前的假设方案。
结果这一半被要求像科学家一样思考的企业家们创造的财富，是另外一半对照组的40倍以上。原因是，当他们的第一个产品或服务无法正常工作时，他们停下来重新思考然后及时改进的可能性倍增，而没有在“自我”的作用下一味证明自己是对的。我认为这个实验有力证明了：愿意承认自己做错，实际上可以让自己更快地走向正确。
萨蒂女士：但是，我们不是更应该相信我们的专业知识吗，而不是对每个想法都给予一样的权重？
格兰特先生：不是说不应该有标准。重新思考的要点是，面对更强的逻辑性或更有力的证据时改变自己的观点，而不是掷骰子说，今天我随机选个新观点。
理解我所说的意思的一个好方法，是去看鲍勃‧萨顿（Bob Sutton，斯坦福大学教授，管理心理学家兼作家）数年来的著作。什么是智慧，他的定义是，根据所拥有的最佳信息行事，同时对所了解的保持怀疑。这就是我在这里所说的，有谦逊。
我想人们误解了什么是谦逊。当我谈到专家或领导者应有的谦逊时，他会说：“不，我不想没有自信。我不想看低自己。”
但是，我说，那不是谦逊。谦逊一词来源于拉丁语，意为“来自大地”。就是要理智、清醒：是的，我们有优点，但也有缺点。你是会犯错的。自信且谦逊的人会说：“我不知道，我也可能错了”，或“我还没有弄清楚”，根本上你是相信自己的，但也明白自己的知识或技能有限。
萨蒂女士：人们似乎常常不愿意再思考一下，他们会搪塞说：“我有权发表自己的意见”，或“我不在乎你说什么，我不会改变主意的。”我们该如何鼓励这样的人以开放的心态对待重新思考？
格兰特教授：方法并非总能奏效。但是可采用的一个方法是，自己展现出开放姿态，承认自己也可能有错或自己的认识也不完善。人封闭自己的原因通常是害怕被评判。所以宁愿选择躲开，避免被评判。但是如果你说：“嘿，你知道吗？我也不太肯定我的观点对不对。”这样的话，就会促使对方意识到我们在互相切磋。
第二种可采用方法是提问题，考虑哪些因素会帮助他们打开视野，提些问题促使他们至少去思考他们可能需要重新考虑的情形。如果他们承认这些因素是会改变他们的想法的话，至少是向前迈了一步。
第三种可行的做法是，从我写这本书以来，我自己一直在做的：我要在出现这类僵局对话的一开始就意识到自己的固执，认识到自己有陷入“逻辑霸凌模式”的坏习惯。我用一堆事实和数据向对方狂轰滥炸，其实我不想做这样的人。我是抱着对方也有我可以学习之处的愿望，和与我意见不同的人进行交谈的。我可不想成为检察官。
于是，我请求对方如果发现我这样子的话，要告诉我。然后呢，就发生了这么几件事。
一个是有时人们会及时点给我，这很有帮助。就在上周，我与一位同事通过电子邮件辩论某个问题，然后他说：“您又要进入检察官模式了。”他的话使我立即意识到，“哦，我最好重新考虑一下我辩论的方式了。”发生的另外一种情形是，当我诚实地、开诚布公地表明自己时（如果我这样子的话，请告诉我），对方常常会说：“哦，我的天哪，我也是。我也不想那样。”这个做法是，一定程度上预先防范了交谈陷入僵局。
萨蒂女士：书的最后，您列出30条有关重新思考的实用要点。请您列举几个特别重要或者人们最乐于采纳的，好吗？
格兰特教授：我最喜欢的一条是，做一名“超级预测员”，当你形成某种观点的时候，列出会使你改变观点的一些状况。这样会令你对自己保持诚实，因为一旦你执著于某个观点后，就很难放下。但是，如果你预先明确了哪些因素下需要改变，则使自己保持了灵活性。
在鼓励对方重新思考时，避免论点被淡化。我们大多数人总想引用尽可能多的论据来说服人，认为给的理由越多，越容易使对方改变看法。但是我们没想到这会产生二个后果。（我也很想给你更多论据，但是我要避免淡化我的论点。）我们给的理由越多，就越激发对方意识到你想要说服他，这反而使他提高警惕。再者，如果他心存抗拒，太多的理由反而给他机会挑一个缺乏说服力的论据，从而逃避了你的整个论点。
经验是，如果受众可能不接受你的观点时，有时给两个理由比给五个理由更有效。率先给出最有力的论据。
我喜欢通过重新思考做一下检查的工作。我们都去医生那儿做定期检查，即使身体没有不舒服。同样，我们也应该定期检查人生中的重要决定。多年来我一直鼓励我的学生进行年度职业检查，只要每年问自己一、二次，“我到了学习平缓期吗？我当初的兴趣和价值观，现在对我仍然重要吗？”在感情问题或者其它重要的事情上，我们都可以这样做。
萨蒂女士：您写道，错误与享有一个更快乐的人生密切相关。为什么呢？
格兰特教授：我注意到丹尼尔‧卡尼曼（Danny Kahneman，诺贝尔奖获得者，行为经济学家）发现他的一个假设是错的时，顿时充满愉悦。于是我问他：“为什么你发现自己错了，还这么兴奋？”他纠正了我的认识，明白地告诉我说，没有人喜欢犯错，但是他真的很高兴发现自己错了，因为这意味着，现在的他比以前的他错误少了。顿时，我领悟到：认识到错意味着我学到了东西。如果发现自己是对的，则意味着没有获得新知识或新发现。
从某些角度看，乐于发现错误，使自己得到了持续学习的自由。如果你能够欣然接受犯错，那么你更能够成为一个能发现新事物的人，而不是一个已经知道一切、或自以为知道一切的人。
萨蒂女士：您期待通过推行重新思考，弥合人们的政治分歧吗？
格兰特教授：这取决不同的人。我们中许多人都陷入了二元偏见，双方都只专注对方最极端的一面，就像一幅讽刺漫画，互骂愚蠢、坏蛋。但如果放下偏见，可以看到这两个极端之间有着所有错综复杂的政治派别和许多灰色地带。
彼得‧科尔曼（Peter Coleman，社会心理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的研究表明，如果不用堕胎、枪支或气候变化这类复杂的主题来代表硬币的两面，如果激励人们通过棱镜的多个镜面来思考，他们就会变得差别更细微，两极分化更小，他们就更有可能找到共同点。每当有人一分为二“我们 vs 他们”时，可以问：“第三个角度是什么，第四个角度是什么？”这样，人们就有机会看到多个体系，对多种意见持开明态度，而不是只固守一个。
萨蒂女士：您对这本书的希望是什么？
格兰特教授：我希望这本书促进更多人学会变通地思考，他们更在乎学习和提升自己，而不是证实自己。我们太多人掉入了自己制造的精神监狱中。如果我们擅于重新思考，可能会拥有一个更加开明的社会。
原文Why Thinking Like an Open-Minded Scientist Is Good for You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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