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1年04月23日讯】在中共在国民党的围剿下逃跑，进行所谓的“长征”时，仍有一部分中共红军留在国统区进行游击战，令人讶异的是中共百集洗脑微纪录片《百炼成钢：中国共产党的100年》第十六集《浴血坚持》居然花了整集讴歌，但却对与这支部队有关的，曾经被周恩来称作“千古奇冤”、且在中共的宣传下为许多中国人所熟知的“皖南事变”不着一字，这真是咄咄怪事。
根据洗脑片，留在国统区的部队约1.6万余人，加上党政军机关工作人员和红军伤病员共3万余人，领导他们的是时任苏区中央分局书记兼中央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项英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陈毅。
这两人中项英是中央决定留下的，但他与毛泽东不和。十年前，他曾制止毛用血腥暴力打击AB团，而后毛企图诬陷他是AB团的后台。长征前，他又反对带毛长征，并预见到毛要伺机夺权。而陈毅是因为得罪了最高领导博古和李德被留下。
留下的这3万多人，大部分在国民党的围剿中被消灭。1935年3月底，项英、陈毅等率领约300人突围到达赣粤边油山、梅山之间的广阔山区，其他8省15个地区也都有中共残余部队，继续在国统区作乱。他们在国民政府军的反复清剿下，勉力生存着，客观上牵制了部分国民党军队，至于说“为长征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也是中共党史专家们意淫的成分多。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根据国共在西安军事叛变后达成的合作共识，南方8省13个地区的一万多红军和游击队被国民政府正式整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叶挺为军长，项英为副军长兼政委，张云逸为参谋长，周子昆为副参谋长。而中共为了加强对新四军的领导，成立了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以项英为书记，陈毅为副书记。
按理说，拿着国民党军饷且编制上属于国民党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领导的新四军，理应接受国民党最高军事委员会的统一指挥，但实际上，新四军却听命于延安的毛泽东和中共。
根据旅美学者辛灏年先生的研究，抗战爆发后，毛拟定了与“国民党顽固派”作坚决斗争的三个阴谋手段，即要在各方面对正在领导抗日的国民党“顽固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要以军事进攻及军事发展来压迫和打击正在领导抗日的国民党“顽固派”，要以阴阳两谋的惯技对外“高喊团结抗战”以欺骗舆论。
遵照毛的既定手段，中共中央一再指示，要保证中共对新四军的绝对领导；一再指示，新四军只需图扩张和发展，如有人妨碍和阻止新四军的发展与扩张，能坚决消灭者则坚决的消灭之；新四军只准相机袭击伪军和只在需要时才允许迎击小股日军。
叶挺、项英、陈毅等新四军将领秉承着中共这样的命令，从来只图发展和扩张，不仅拒绝听从国民党的命令，而且还打友军，却不打日军。中共宣传新四军的所谓著名的韦岗战役、黄桥战役，即所谓的七战七捷，以及西路战役等，便全部打的是内战，全部打的是国民党正在抗日的“顽固派”，特别是曾血战台儿庄的韩德勤等部。可以说，新四军非但没有与日本侵略者打过一仗，而且纯粹是打内战的先锋，甚至在抗战后期成为中共通敌卖国的主要执行者。
在这样的背景下，皖南事变的发生就不那么令人意外了。1940年12月，何应钦、白崇禧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强令黄河以南的新四军、八路军在一个月内全部撤到江北，中共在拖延了不少时日后，于1941年1月4日下令新四军军部及所属的支队9000多人由云岭出发北移。在行至皖南泾县茂林时，遭到国民党军8万多人的伏击，新四军除2000人突围外大部分被俘或阵亡。军长叶挺与国民党军队谈判时被扣押，项英、周子昆被中共内部叛徒杀害。
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共领导人周恩来马上在重庆的中共党报《新华日报》上写下“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题词，而中共建政后拍摄的电影《雾都报童》更是对此大加渲染。如果你问那些学过党史的中国人，绝大多数一定会说皖南事变就是“国民党顽固派蓄意制造的一起反共阴谋事件”，等等。
然而国军伏击新四军的背后真相是什么？1941年1月29日，当时著名的民营报纸《大公报》曾对皖南事变的真相及其来龙去脉、经过与结果，有过较为公正、平实的报导，其透露的实情如下：
一、根据第三战区长官顾祝同电，新四军“不遵调遣，自上月以来，在江南地区，集中全军，蓄意扰乱战局，破坏抗日阵线，复于本月四日袭击第四十师，乃为紧急处置，将该军解散编遣，军长叶挺就擒，交军法审判，副军长项英在逃，通令严缉”。
二、这一事件发生“并非突然而来”，此前新四军多次袭击国军，如“袭击韩主席（德勤）所属陈秦运部，攻陷如皋之古溪蒋霸等地后，又陷秦于黄桥及泰县之蒋堰曲塘，到处设卡收税，收缴民枪，继更成立行政委员会，破坏行政系统，并截断江南江北补给线。统帅部虽严令制止，仍悍不遵命，复于十月四日向苏北韩主席部猛攻，韩部独六旅十六团韩团长遇害；五日又攻击八十九军，计划去该军三十三师师长孙启人，旅长苗端体以下官佐士兵数千人，五日晚又继续袭击，致李军长守维翁旅长秦团长等被冲落水，生死不明，其他官佐士兵遇害者不计其数”。
三、新四军“自乱阵线、袭攻友阵的行动”，本应被处置，但国民党统帅部为顾全大局，起初并未采取断然处置措施。在新四军不遵从命令延期北撤时，却仍有部队向南行进，并在途中袭击四十师，这才遭到国军痛击。
《大公报》的这篇报导，透出事变的前因后果就是新四军不仅不听从调遣，反而袭击国民党抗日部队，终于导致国民党军队痛击。皖南的老一辈人也都说，“哪里是国民党打共产党，是共产党把国民党打火了，才挨的打。”
另有网上文章称，是毛故意压下了项英给蒋介石的电报，让项英没有走国民党规定的过江路线，从而遭到伏击。
显然，皖南事变的真正祸首正是毛和中共，因为新四军执行的正是延安的命令，而中共更是借此，将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行动推向了高潮，将分裂、扩张和卖国的罪行愈演愈烈。
至于为中共卖命的项英，虽然逃出了包围圈，但却随后在山洞睡觉时被副官开枪打死。这名本来就对共产党不满的副官，拿了项英身上的金条、财务投了国民党。
而与项英不和的毛在事变后，很快以中央名义发决议，给项英冠以种种罪名，把皖南事变说成是他“一贯机会主义领导的结果”，甚至影射项英是内奸：“此次失败是否有内奸阴谋存在，尚得考查，但其中许多情节是令人怀疑的。”毛的用心由此可见。
至于在皖南事变前短暂兼任八路军第五纵队司令员的陈毅，在事变后，被任命为代理军长，后任军长。他继续秉承中共不抗日而是致力于扩大发展的主张，其1万多兵力在抗战结束时居然达到了近30万。
然而，如此效忠中共的陈毅下场同样可悲。中共建政后，他先后任上海市市长、国务院副总理、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和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外交部部长以及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文革爆发后，他被视为“二月逆流”的主要参与者，被毛疏远。
1969年10月，陈毅被以“战备”为名，下放到石家庄劳动。同年在庐山举行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他又卷入了所谓“二陈（陈毅、陈伯达）合流”事件。1970年，陈毅因病回到北京，次年，林彪死，陈毅被发现罹患直肠癌。1972年1月6日，在北京凄惨死去。
1月10日的追悼会上，毛接穿着白色的睡衣，外披着大衣参加。他见到陈毅的遗孀张茜后，挤着眼睛，说道：“陈毅是一个好同志啊。”不过，没有人看到毛流出一滴眼泪。
项英、陈毅，乃至诸多中共高官的命运，其实早在他们加入中共那一天就已注定，而他们主动接受魔鬼的诱惑、没有选择远离，又能怨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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