璀璨中华文化.书法名家碑帖

名家碑帖:唐楷千秋至宝 孔子庙堂碑

作者:踏雪飞鸿
名家碑帖:唐楷千秋至宝——出世之才虞世南的《孔子庙堂碑》。本碑文拓本含有唐拓和宋拓两种书迹,清代金石学家翁方纲旁书注记。(公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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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庙堂碑》是楷书名碑之一,是初唐四大名家虞世南(虞永兴)六十九岁时的成熟之作。贞观二年,碑成之日,风靡天下,求拓本之人摩肩擦踵,因而碑成不久就拓坏了,“当时车马填集碑下,毡拓无虚日,故未久而壊”(孙承泽《庚子销夏记》)。

孔子庙堂碑》唐拓本在宋代时已经难得,甚于千两黄金,宋代名书家黄庭坚(山谷)是少数曾见过的人之一,他说过:“孔庙虞书贞观刻,千两黄金哪购得?”宋人荣咨道曾以三百万钱购唐拓本,为此碑添了一笔希世史话。(清人孙承泽《庚子销夏记》)此碑展现唐代正书楷法的晋唐风流,珍传的“千秋至宝”。清嘉庆乾隆间的书法家、金石家,翁方纲《孔子庙堂碑考》叙述此碑特色:“以圆笔为主,保存了魏晋人笔意,整体自然洒脱,字体大小错落有致,变化莫测,潇洒灵动。被视为楷法极则。”

立碑缘起背景和特色:

《孔子庙堂碑》展现了唐楷正书的一种时代风格面貌,同时为唐太宗尊孔子为先圣,并大兴儒学的历史时空作了注记。据《新唐书》记载,在唐太宗之前,国学中释奠周公,以先师孔子配祀。贞观二年,臣下上奏,国学的祭典当祀夫子,唐太宗纳谏,尊孔子为先圣,大兴儒学。唐太宗命令虞世南撰文并书《孔子庙堂碑》碑文;贞观七年十月,碑石勒成,立在长安新孔庙中,碑高280厘米,宽110厘米,楷书35行,每行64字。虞世南将墨本进呈太宗。

唐太宗奉儒学的道德思想为治世圭臬。《旧唐书》记载,唐太宗“大征天下儒士,以为学官”,国学中学生能通一大经以上的都能被任为小吏,从而“儒学之盛,古昔未之有也”,人才济济,升堂讲学的达八千余人,想想古今中外,能有多少这样的“大学”!当时许多外邦慕名而来,如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等诸国酋长,都遣子弟入了大唐的国学。[1]

虞世南的《孔子庙堂碑》记载唐太宗继位后大兴儒学的经纬。大唐一代的儒学也因此达到古今未有的盛况。本碑文拓本含有唐拓和宋拓两种字迹,清代金石学家翁方纲旁书注记。(公有领域)

出世之才虞世南

虞世南(公元558—638年)是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贞观七年,虞世南受封永兴县子爵,故后人敬称他虞永兴。《新唐书.虞世南传》记载唐太宗赞美虞世南有出世之才,一人兼五绝:“一曰德行,二曰忠直,三曰博学,四曰文词,五曰书翰。”充分展现太宗对虞世南的器重和欣赏。

虞世南温文儒雅,沉静寡欲,平和中正,“貌儒谨,外若不胜衣,而中抗烈,论议持正”。他外似弱不禁风,风骨高洁抗烈,他的孝悌德行也是出了名的。父亲死时,他尚年幼,因哀伤过度而憔悴不堪,除丧后,犹然布衣蔬食。

在隋大业初年,他累授秘书郎,迁为起居舍人。他的哥哥虞世基在当朝贵盛,世南虽和哥哥家同居一处,并没有受到华衣美食的引诱,依然朴素勤俭自持。隋灭时,宇文化及要杀掉权贵大臣,虞世基为内史侍郎,在劫难逃。世南抱着哥哥嚎啕哭泣,请求代哥哥受刑,哀伤得不成人形。

虞世南求学专心致志,在学识和文词上都是出世之才。他与兄世基“同受学于吴顾野王余十年”,他精神意念全盘投入学习之中,“精思不懈,至累旬不盥栉”。世南善写文章,宛然得到南朝诗文大家徐陵的传承,文辞婉曲富丽。

因为虞世南很博学,观史析理明澈,且论议持正,衷心出明谏,所以唐太宗常常找虞世南商略古今。《旧唐书》记载,太宗说“每论及古先帝王为政得失,必存规讽,多所补益”、“朕用嘉焉!群臣皆若世南,天下何忧不理!” 可见唐太宗对虞世南的倚重与肯定。

虞世南的书法老师是同郡的沙门智永,智永是王羲之书艺的传人,虞世南勤学深究,“妙得其体”,在当时就出了名,《旧唐书》载:“世南师焉,妙得其体,由是声名籍甚”。宋人朱长文《续书断》说:“世南从(智永)学焉,尽得其法,而有以过之, 其隸、行皆入妙品。”昔日王羲之书法有“入木三分”的体现,虞世南的笔力又如何呢?《书史会要》有一则故事,可供后人一窥究竟。

唐太宗爱极王羲之的书法,乃从虞世南学习。不过太宗写“戈”脚老是学不像。有一次写到“戬”字,突发奇想仅写了左半,再令世南补上“戈”,然后拿给魏徵看。魏徵一看便说:“今窥圣上的书作,就是戬字的戈法逼真。”太宗听后,叹其真见,此后学书更加努力不懈。

清 沈源《墨妙珠林·虞世南》。(国立故宫博物院提供)

《孔子庙堂碑》之美

《孔子庙堂碑》局部。(公有领域)

虞世南和另一位初唐名书家欧阳询常被相提并论。欧阳询的《九成宫醴泉铭》有正书第一碑的美称,虞世南的《孔子庙堂碑》也有唐代楷法极则的赞誉。两位大师书风差异鲜明,如何欣赏呢?刘熙载《艺概.书概》给了一个大体的指引:“唐代欧阳询、虞世南两家书各占一体,欧、虞并称,也有会通之处,其书方圆刚柔交相为用,善学虞者和而不流,善学欧者威而不猛”。

明人汤臨初为虞世南加冠:“唐诸书家,当以虞永兴称首 ……永兴(孔子)庙堂真书,圆秀浑成,深得右军三昧”(《书指》)虞世南学书于智永,传承王羲之(右军)书法一脉,珠圆玉润,焕发君子玉质。明人冯班也说本碑“和缓宽裕,如見大人君子,全得右军体”(《钝吟书要》) 。

大体来说,一方书碑刚柔并济为佳,神采照映为上。明清收藏家孙承泽说《孔子庙堂碑》“珠圆玉润,神采照映,信为千秋至宝”。此碑得右军(王羲之)之体,字体变化自在,书风自然洒脱,展现了艺术高度和精神的超然,欣赏虞世南的书法,不能不兼顾艺术与心神两个世界的交融,这也是此碑“被视为楷法极则”画龙点睛的神采。

虞世南传承王羲之书法一脉,其书迹珠圆玉润,焕发君子玉质。(公有领域)

《孔子庙堂碑》圆秀浑成、和缓宽绰的风格如何表现呢?一在用笔,二在结字布置。“虞世南用笔第一,正锋善圆,结构善逸书”(明代赵宦光《寒山帚谈》)。

刘熙载《艺概.书概》的观点也提供我们品赏的参考,他说虞书“不外耀锋芒而内涵筋骨”、“有篆之玉箸意”。“不外耀锋芒”说的是运笔藏锋不外露,“内涵筋骨”是笔秉正锋一贯而行,表现出篆书玉筋般外圆内直的质地(篆书又称玉箸篆、玉筋篆)。这与《宣和书谱》评虞书“内含刚柔”、“君子藏器”,正相呼应。

再说结字,冯班《钝吟书要》说:“虞世南能整齐不倾倒。欧阳询四面停匀,八方平正。此是二家书法妙处”。《孔子庙堂碑》的结字,分间布白非常宽绰疏朗,自然潇洒中整齐不倾倒,态势安稳。结字布置看似宽疏含蓄,但是字的点画变化、字形向背,上下承盖,左右高低,承让呼应,转角弯折,笔划粗细等等都有细致入微、流畅无阻的表现。综合来说,此碑结字得人品真态,有映带宽绰之美;疏朗中和藏逸韵,自然洒脱映神采。

虞世南书《孔子庙堂碑》,结字分间布白非常宽绰疏朗,自然潇洒中整齐不倾倒,态势安稳又含藏变化。(公有领域)

在此之外,历代许多行家对虞世南书法,都看到了“书参于道”的妙契。书评家们说虞之书若自然无为,有仙风道骨。如何展现呢?

我们可以看到本碑点画精炼,巧合成字,不迫不僵,情态自在,宛若自然无为。虞世南的书论《笔髓论》说“学者心悟于至道,则书契于无为”,“书参于道”正是虞书理论的具体实践。

许多书评家都说虞世南之书展现仙风道骨之气,例如清人杨守敬《书学迩言》云“虞永兴之庙堂碑,风神凝远”, 包世臣《艺舟双楫》说“永兴如白鶴翔云,人仰丹顶”。具体如何展现呢?

董其昌形容得具体些:“永兴自谓于道宇有悟,发笔处出锋如抽刀断水是也,大约长捺如辵旁皆前轻后重,放笔圆活,望之如绛云在霄舒卷”,点出其书法和自然境界的契妙处。《法书要录》说虞笔下“如层台缓歩,髙谢风尘”,可以说其笔势在和缓中有渐次见变化,疏朗宽绰的结字布白潇洒舒卷,逸韵不同凡俗。

《宣和书谱》评虞世南之书:“立意沉粹若登太华,百盘九折,委曲而入杳冥”,这种变幻高深悠远的仙韵,来自心之意、心之神,心平气和,刚柔并济,灵动入化,无为而至。虞世南《笔髓论》解释写字重在“契妙”,“心正气和,则契于妙”、“书道元妙,必资于神遇,不可以力求也”,说的就是这般自然无为的境界吧。

结语

虞世南之书法自然潇洒,妙契自然。这种无为得神遇的境界,不仅在笔端的技艺,更是人品精神境界的自然升华。《孔子庙堂碑》将魏晋萧散之逸,融入唐代平正法度之中,疏朗宽绰藏逸韵,自然洒脱映神采。有道是出世之才的千秋至宝,实至名归。

附记:关于版本

虞世南的《孔子庙堂碑》本碑文拓本含有唐拓和宋拓两种字迹,清代金石学家翁方纲旁书注记。本图中书迹来自翻刻碑石《东庙堂碑》,乃宋代的拓本陕西本的补凑,和唐拓本的珠圆玉润、内涵玉筋的逸韵有明显的不同。(公有领域)

欣赏《孔子庙堂碑》时不能不关注版本。原碑坏失于唐,宋代时,此碑的唐拓本已是千金难买。后世有二块翻刻石,俗称《西庙堂碑》和《东庙堂碑》。《西庙堂碑》是五代时王彦超于西安翻刻之碑,故而拓本称为陕西本,简称陕本,或称西安本。另外《东庙堂碑》在元代至正年间于山东城武定陶河岸决堤时出土,此碑为何人何时所翻刻资料阙如,拓本称定武本。据清代金石学家翁方纲《孔子庙堂碑考》考证,传世的定武本所据原本比陕本为早。据翁方纲考证,陕本失去虞书真处颇多,有四大失在于攲侧、弯圆、尖纤和笨顿。

清金石学家杨守敬《书学迩言》说:“五代陕刻本失之钝拙,元代城武本失之轻弱,惟临川李氏所得元康里氏藏本,经翁覃溪等监刻者,不失矩度。近日李氏又以原本石印,益臻美善矣! ”

清人李宗瀚藏《孔子庙堂碑》唐拓残本,得自元代康里氏藏本,是现存唐拓孤本,现藏日本三井美术馆。其中真唐石拓字有一千四百余字,超过半数,剩余的不足多用陕本凑补而得。

注释
[1] 《旧唐书.儒学传》记载:“贞观二年,停以周公为先圣,始立孔子庙堂于国学,以宣父为先圣,颜子为先师。大征天下儒士,以为学官。数幸国学,令祭酒、博士讲论。毕,赐以束帛。学生能通一大经已上,咸得署吏。又于国学增筑学舍一千二百间,太学、四门博士亦增置生员,其书算合置博士、学生,以备艺文,凡三千二百六十员。其玄武门屯营飞骑,亦给博士,授以经业;有能通经者,听之贡举。是时四方儒士,多抱负典籍,云会京师。俄而高丽及百济、新罗、高昌、吐蕃等诸国酋长,亦遣子弟请入于国学之内。鼓箧而升讲筵者,八千余人。济济洋洋焉,儒学之盛,古昔未之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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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愉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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