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1年05月24日讯】不久前，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国家网信办主任庄荣文向外界传递了当下中共对文革的最新看法，即中共建政到文革结束的27年，是“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的27年”，“尽管这一时期充满艰难曲折，甚至遇到重大挫折，但总体上是在探索中前进、在曲折中发展，取得的成就令人瞩目……”。这与之前的官方论述有着巨大的差别，此前中共是批评否定为主，以强调毛的个人错误为主。
这只能说明，中共当局不要脸、刻意歪曲历史的程度又一次刷新了高度，而其撒谎、误导国人的手段也更加隐蔽、娴熟，从中共3月底推出的百集洗脑微纪录片《百炼成钢：中国共产党的100年》就可以窥见。
洗脑片第三十一集《一五计划》、三十二集《走自己的路》、三十三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三十四集《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这四集讲述的历史时间跨度从1953年至1962年。了解中共党史的人都知道，这段时间中共除了进行农业集体化、工业化、肃反外，还与苏联在如何评判斯大林问题上产生摩擦，并因为担忧东欧自由化浪潮影响中国而发动了针对知识分子的“反右”运动，发起了“超英赶美”的大跃进，而随后的大饥荒则导致至少3500万人被活活饿死。
然而，奇葩的是，洗脑片中可以侃侃而谈毛和中共的各种会议，可以谈中共文件《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出炉的前前后后，可以大谈特谈中共高官们下基层调研发现真相后的感慨，但一场震惊中外的大跃进闹剧，两大人间惨祸，却不见洗脑片中有任何提及，而是巧妙地隐藏在上述会议、文件、对话和调查中。中共洗脑手段真是上了一个新台阶：公开避谈，且是通过中共高官和文件堂而皇之地将这段历史隐瞒过去，从有利于中共的角度大大歪曲，而这对丝毫不了解党史的年轻一代危害尤大。
先说说中共避谈的第一个惨祸：反右运动。1953年苏联暴君斯大林死去后，继任的赫鲁晓夫于1956年初做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报告，内称斯大林是暴君、独裁者，进而掀起了揭发、批判斯大林的运动。苏联对于斯大林的批判引起了东欧国家的变化，其中以匈牙利知识分子为主导的要求改变共产党的领导最为激烈。苏联为此出兵镇压，而中共则支持镇压。镇压导致2万多匈牙利人死亡。
苏共对斯大林罪行的揭发和自由化浪潮的兴起，对中国不能不发生影响。彼时在中国国内因毛对政治、文化的高压和急速推行经济国有化、农业集体化造成的弊端的暴露，也引发了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的不满，一些有识之士开始促使中共修正其一系列政策。
不想放弃斯大林式独裁统治的毛和中共，因担忧国内发生匈牙利事件，因此采取“引蛇出洞”的方法，引诱知识分子给中共提意见，随后再通过运动将他们打倒，这就是《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出炉的背景。不少天真的知识分子果然上当，纷纷指出中共的问题，其中《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更将矛头直指中共主要头目毛、周二人，其结局自然可想而知。
反右运动从1957年6月开始，1958年5月结束，其结果是：定为右派集团22，071个，右倾集团17，433个，反党集团4，127个；定为右派分子3,178,470人，列为中右1,437,562人；其中，党员右派分子27万多，高等院校教职员工右派分子3万多，高等院校学生右派分子2万多。在运动中，非正常死亡4，117人。
运动中，很多人被下放到农村劳动教育，这些人和他们的子女都不可以上大学或参军，他们也失去了劳保、公费医疗等，而他们的悲惨遭遇并没有因为运动的终结而结束，在随后的文革中，他们再次被批斗，或是被迫害致死，或是生不如死。
对于这场摧残知识分子的惨祸，中共迄今没有道歉。2007年，反右运动50周年之际，北京、上海、浙江、重庆、山东等十几个省市（区）的近千名存世的“右派”，以真名集体上书中共中央，要求中共认错改错、赔礼道歉，开放言禁，赔偿经济损失，总结历史教训。但中共并未作任何回应。中共元老胡启立亦先后两次上书中央政治局，要求彻底否定“反右”，否定“反右是正确的必要的、只是犯了扩大化错误”的结论。对此，江胡两任都拒不接受。
在反右运动刚刚落幕，中共就掀起了大跃进的闹剧。起因是1955年，雄心勃勃的毛提出要在大约几十年内追上或超过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1957年11月，毛出访苏联。在回应赫鲁晓夫的“苏联要15年赶超美国”的说法时，毛称要让中国在15年内赶超英国。
毛回国后，中共中央在1958年初做出了“全面大跃进”的战略决策，希望推动工业和农业的发展，而1958年正好是中共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开端。
大跃进的基础，是中共建立红朝之后的连年“大丰收”。中共洗脑片称“到1957年底，第一个五年计划各项指标超额完成”，其中农业平均每年增产3.7%。可惜，除了初期的丰产，后期靠的是名征实抢和造假。
比如，1954年，统购统销的第一年，广东省超额从农民手中统一收购7亿斤粮食，可是当年广东全省缺粮成灾，何来大丰收？再如，1957年9月20日《人民日报》社论中《农业税秋征的任务一定要完成》中说：“去年全国竟有15个省市没有完成任务……而且公粮尾欠数字大于往年。今年夏季丰收的省份中，也有的没有完成夏征任务。”如果真“丰收”了，怎么完不成任务？
从近年来解密的资料看，中央内务部统计（并不全面）的春荒数据：1955年全国逃荒的农民已经是1953年的3.5倍，是1954年的2.5倍，1953年非正常死亡（春荒饿死）263人，1954年475人，1955年1477人，1956年10,012人，连年暴增。这些都在给一五期间“农业大丰收”打脸。
然而，农业歉收，城市失业问题日益严重，并不能阻止中共开始大跃进。毛和中共大肆提倡“敢想、敢说、敢干、敢做的大无畏精神”，并信誓旦旦地称“我们三年基本超过英国，十年超过美国，有充分把握”，“再加两年，七年，搞一亿五千万吨，超过美国，变成天下第一”。
在毛和中共的以“超英赶美”为目标的激进路线下，中国大地掀起了史无前例的经济上的“大跃进”。不仅全国到处大炼钢铁，而且在农村还开展了人民公社化运动，即农民的土地、生产工具和牲畜全部归集体所有，所有人统一吃饭，统一干活，以提高生产效率。
1958年7月，工农业“卫星”不断上天，湖北长风农业社早稻亩产15,361斤。农业部公报夏粮产量比上年增长69%，总产量比美国还多四十亿斤。汽车工业也出现大跃进，半年全国各地研制出二百多种汽车，不但制成了汽车，还采用了V型发动机、液压动力转向、自动变速装置等先进技术，使中国汽车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种种荒唐的数字让世人瞠目结舌。
由于知识分子被打倒，被整怕，对于中共的异想天开，知识分子或选择沉默，或选择附和，如有着中国“飞弹之父”之称的钱学森甚至还提出了“亩产万斤”的说法。这一时期，听假话、说假话、做假事，逃避事实、歪曲事实成为世风。
大跃进导致了另一场惨祸的到来。因中共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农民完成国家粮食收购任务之后剩下的才是农民的口粮、种子粮、饲料粮，而征购量随着产量走。由于浮夸上报，1958年的征购数比1957年增加了250亿斤，全国农民的人均口粮减少了21斤。个别地方，如河北省张北县，1958年的粮食产量“被近四倍的虚夸”，“使国家征购任务成倍增加，而实际产量与征购数几乎相当”，留给农民糊口的只是一些土豆。
其最为直接的后果就是1959年到1961年，一场大饥荒席卷全中国。在城市，人们凭票购买食物，每天食不果腹；而在农村，农民们在有限的口粮吃完后，不仅吃起了草根、树皮，甚至还吃起了人。可以说，农村是饿殍遍野、民不聊生，无数人被饿死。
这场大饥荒究竟饿死了多少人？中共在1959年至1962年的档案解封后显示，全国总计饿死3,755.8万多人！2007年，海外学者丁抒先生在《阳谋》一书中，指出大跃进一共造成了3,500万人到4,000万人被饿死的严重后果。2009年底，水稻专家袁隆平在接受采访时，首度提到当年大饥荒时饿死了4到5千万人。2010年，荷兰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学者冯客（Frank Kikotter）博士在其专著《毛制造的大饥荒：中国最大灾难的故事》中认为，有4,500万人死于大饥荒。
毛在世时，一直将灾祸归咎于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但。根据国家气象局当年的统计资料，那三年中国的自然灾害与往年相比并没有特别的严重。也有人说，是因为苏联逼债，但实际情况是苏联并没有逼债，是毛为了争一口气，要提前还债。
而很多中国人并不知晓的是，即便在国内缺粮，不少人饿死的情况下，中共仍慷慨解囊，出口了大量粮食。如助非洲的几内亚共计一万五千吨大米，援助阿尔巴尼亚一万五千吨小麦。
根据《中国统计年监》的数据，1958至1960年期间的粮食持续净出口。1958至1960年期间每一年的粮食净出口分别为265.99万吨、415.55万吨和265.41万吨。1959年和1960年两年净出口合计680万吨粮食，相当于3,400万人一年的口粮。《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第八章就写道：“最令人惊讶的是，甚至在死亡率上升的1959年，中国粮食的输出竟然达到历史最高水平。”这让中国人情何以堪？
显然，这场惨祸的始作俑者正是毛和中共。毛发起的“超英赶美”的大跃进以及中共消灭了社会和人民的所有自由的一党制，才是真正的祸首。
或许是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在大饥荒走过的1961年1月，毛在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发出了“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号召，随后中共领导人纷纷下农村去调研。洗脑片中特意提到当时的中共国家主席刘少奇回到了家乡湖南省宁乡县，并向农民们承认了错误：“去年遭了旱灾，恐怕有一点影响，但不是主要的，主要是工作中犯了错误……。”轻飘飘的一个“错误”，轻飘飘的一个“旱灾”借口，就将中共犯下的罪行掩盖，洗脑片洗脑的手段不是一般段位。
调研结束后，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召开扩大有7118人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通常称为七千人大会。毛计划1月27日开大会，由刘少奇读讨论会修改过的报告稿，然后再讨论。报告定的调子是：“我们的国内形势总的来说是好的”，“我们的困难时期已经度过了”，“将进入一个新的大发展时期”。刘还在报告中提出一个新概念“分散主义”，目的旨在让大会认可中共过去的政策，走一下过场，然后把注意力自然而然地转移到批判“分散主义”上去，把“大跃进”造成经济困难、粮食短缺、饿死人的责任，通过这次会议推卸掉，推到地方去。
但在讨论中，很多人对“分散主义”的提法反应强烈，毛只得下令重新改稿子。
在大会的发言中，彭真认为毛也存在“错误”，而周恩来则是“自我批评”的姿态，主动承担责任，并为毛开脱，称“幸亏主席纠正得早，否则栽的跟头更大”，刘少奇在发言中称产生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但其对彭德怀“反党集团和里通外国”的定性，使其无法得以“平反”。刘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讲话赢得了很多人的认同。
而善于见风使舵的林彪继续吹捧毛，说“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是正确的，是现实生活的反映，是中国革命发展中的创造，是人民的创造，是党的创造”，“不是总路线本身的问题，而是执行中的毛病。大跃进，事实证明，可以大跃进，应当大跃进”，“在困难时期，要更加依靠中央的领导，更加依靠毛主席的领导，相信毛主席的领导。只有这样，才更容易克服困难”。林彪发完言，毛站起来带头鼓掌。
然而，林彪的发言让很多与会的地县级领导十分不满，说林彪为虎作伥，因为大家都清楚，大跃进和大饥荒的始作俑者正是毛。他们私下埋怨说，毛为什么不下台，为什么不得病……有人甚至引用《左传》中的典故比喻：“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当天会场上还出现了一条标语：“打倒毛泽东！”这无疑是很多人内心真实的想法。毛破例没有让追查，怕扩大影响，只是严禁传播和扩散。
此时，毛的威望已经降到谷底，而刘少奇的威望上升。迫于众人的压力，毛才在大会上做了检讨，不情不愿地称“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毛还在会议结束时告诉中央书记处安排呼两个口号：“毛主席万岁”，“刘主席万岁！”以显示党的团结。毛还面带笑容，拉着刘的手说：“我是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官当大了，不做调查研究了。少奇呀，你听到了吗？现在是两个主席，两个万岁，很好嘛！‘万岁’的重任，你挑起来啦！”
七千人大会后，毛被迫提出辞去中共中央主席职务，刘少奇开始全面主持中央的党政领导工作。可以说，刘在七千人大会上的报告让毛很被动，很憋气，毛几年后发动旨在打倒刘少奇的文革，就是此时种下的因。
文革爆发后的1967年2月，毛曾对阿尔巴尔亚代表团巴卢库说：“1962年1月，我们召开了七千人的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大会，那个时候我讲了一篇话，我说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如果我们现在不注意，不进行斗争，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中国要变成法西斯专政的。”这个所谓的修正主义，指的就是刘少奇。
同年4月12日，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会上，江青又一次道出实情：毛“七千人大会时憋了一口气，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出了这口气”。此时的刘少奇已被彻底打倒，而毛当年的检讨不过是走走过场，又何尝是意识到自己深重的罪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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