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1年05月29日讯】这些年，网上最火的“平”一直是习近平，不过最近有另外两个“平”抢了风头，一个就是刚刚去世的袁隆平，再一个就是现在网上热炒的“躺平”。尤其是这个“躺平”，更是让中共着急上火，因为，自从习近平提出要内循环之后，中共经济就要靠内需来拉动了，现在韭菜们要“躺平”，这镰刀也就不好割了，那这经济还怎么拉动呢？
何况，就算没有这个“躺平”运动，中共也已经很着急地高喊要扩大消费了，原因自然是因为消费低迷。今年是中共“十四五”的开局之年，在去年底的时候，中共就已经把扩大内需列为今年的重要任务之一，还提出要“有序取消一些行政性限制消费购买的规定”，并且要“合理增加公共消费”，可见这消费疲弱的问题已经是火烧眉毛了。
而且，去年，中国的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22%，这是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出现的负增长。更严重的是，专家们认为，去年的消费疲弱，并不是疫情冲击下的意外下滑，而是原有趋势在外部冲击下的加速下滑，也就是说，消费疲弱不仅之前就存在，还可能要长期面对。
那我们今天就来重点谈谈，中国的消费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居民消费倾向下降 储蓄倾向提高
首先，决定消费的最重要因素是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但是，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多年来都持续呈现下滑状态，2012年是10.6%，而到了2019年，已经下降到了5.8%，2020年更放缓到2.1%。从绝对数值上看，2020年人均可支配收入是32,189元，如果用前两年的名义增速的平均值来估算，去年整体居民收入少增加大约1.7万亿元。
而在收入增速严重放缓的同时，居民的消费倾向下降，储蓄倾向则在提高。
相关的数据表明，中国城镇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人均消费支出/可支配收入）已经从1990年的0.85以上，下降到疫情爆发前的0.7左右，而到了2020年疫情期间，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已经下滑到不足0.62，再创历史低点。
而经济学家钟正生的研究显示，2020年城镇储户储蓄倾向在急速攀升，2019年年底时是45.7%，到了2020年第四季度就上升到了51.4%。央行公布的人民币存款数据也显示，2020年住户存款新增了11.3万亿元，比2019年多增加了1.6万亿元。
我们看到，一方面，居民收入少增加1.7万亿元，而另一方面，住户储蓄多增加了1.6万亿元，这对2020年的消费构成了双重打击。
那么，中国的消费疲弱，只是受到疫情冲击的短期现象吗？恐怕不是。《第一财经》今年刊发的一篇文章，就透露了一个真相：中国的消费水平，在世界范围内处在一个非常低的水平。我们来看看它是怎么说的。
中国的消费处于什么水平？
这篇文章的题目就叫做“中国的居民消费在全世界处于什么水平”，是苏宁研究院的研究成果。他们发现，2020年中国最终消费率（最终消费占GDP比重）接近55%，但是一般发达国家的最终消费率是80%左右。
即使是跟同等人均GDP水平的国家相比，比如俄罗斯、巴西、波兰这些国家，中国的最终消费率也要低25个百分点左右；甚至和印度、泰国、越南这些新兴市场国家相比，也要低10个百分点以上。
如果把最终消费中的政府消费部分扣除，只是计算居民消费率（居民消费占GDP比重），中国和其它国家相比，也要低20个百分点左右，在刚才提到的这些国家中仍然是最低的。
也就是说，无论怎么比较，中国的居民消费率都很低。
其实，中国居民的消费倾向早就开始下降了，有资料显示，从2012年到2019年，中国城镇居民的消费倾向（消费支出/人均可支配收入）从78.3%降低到66.3%，减少了整整12个百分点。
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看到，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下滑，是导致居民消费率下降的一个重要因素。
苏宁研究院的研究发现，中国居民收入在整个国民收入中的占比，从总体趋势上看是下降的，收入分配整体向政府倾斜。也就是说，相比过去，同样是获得一万元的国民收入，但是，居民分配到的收入变少了，从而影响了消费。
这个研究，也和东北财经大学教授周天勇的研究非常吻合。周天勇曾经在2019年表示，中国经济稳增长的关键在于提高居民收入和扩大有支付能力的消费，但是在GDP中，政府和金融部门的分配过多。政府占GDP比重高达36%左右，而金融体系有250万亿元债务，按6%的利率每年要付15万亿元的利息。通俗点说，就是中共通过政府攫取了越来越多的财富。
根据周天勇的测算，2018年的时候，中国居民收入占GDP比例是43.67%，而国际上一般在60～70%，中国至少低了16个百分点。另外，中国消费占GDP的比例是30.94%，国际上一般是在50～60%，中国也至少低了19个百分点。他还表示，居民收入一定要快于GDP 1.8个百分点，直到2035年才能把结构扭转到标准结构上。
其次，中国收入差距大幅高过其它国家，也导致消费率的降低。因为个人收入达到一定水平后，消费所占的比重就会逐渐降低，所以在国民收入相同的国家中，收入差距越大，消费率就会越低。
而在过去10年中，中国的居民收入差距基本上处于高位波动状态，坚尼系数在2008年达到高峰0.491之后开始下降，2016年的时候又开始反弹，2019年的坚尼系数是0.465，坚尼系数越大，意味着收入差距越大。
也就是说，中共不但攫取了越来越多的财富，同时还制造了贫富悬殊，使中国人的消费远低于正常水平。
造成贫富分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过去几年中，财产性收入的升值幅度高于工资涨幅。所谓财产性收入，是指家庭拥有的动产，比如银行存款、有价证券等，加上不动产，比如房屋、车辆、土地等所获得的收入。而这场疫情，也加剧了财富的进一步分化。例如在2021年一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同比增长12.4%，人均财产净收入同比增长了17%，两者的差距是4.6个百分点，而这一差距在2019年末的时候仅有1.5个百分点。
另外，高房价也是挤压消费的重要因素之一。2019年的调查数据显示，中国居民住房按揭款占总负债的比重达到了75.9%。研究表明，居民杠杆率水平每上升1个百分点，社会零售品消费总额增速会下降0.3个百分点左右。而在2020年末，居民部门负债率达到了62.2%，相比于2003年，上涨了47.2个百分点。其中，按揭是居民负债上行的主要原因。2019年中国城镇居民家庭资产负债情况调查数据显示，居民住按揭款占总负债的比重达到了75.9%。
此外，还有人口老龄化的加剧，也会导致收入分配不均。这些都是中国提高消费面临的长期挑战。
虚幻的4亿中产阶级消费能力
从2019年起，中共官媒就报导过，中国有近14亿人口，中等收入群体超过4亿。到了今年5月，又有中国经济学家说，到了2035年，中国中等收入人群可能会达到8亿人。
那么，中国的消费前景真的这样好吗？我们来看看，中国是怎么来界定中等收入群体的？
2019年，中共国家统计局按照世界银行“年收入2.5万至25万元人民币”的标准来界定中等收入群体，照这个换算下来，只要月收入2,083元，就能算得上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了。
大家可能都会很惊讶，这个定义是不是也太低了？这其实也就是在说，中国人真的太穷了。
去年5月，李克强率先曝出了一个真相，就是中国有6亿中低收入及以下人群，平均月收入也就1,000元。随后，北京师范大学的课题组做了个调研，结论是月收入在1,090元以下的总人口是6亿人，占全国人口比重是42.85%。月收入在2,000元以下的总人口是9.63亿人，占到14亿人口的69%。
而中共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也给出了一个中等收入的定义标准，就是中国典型的三口之家，年收入在10万元至50万元之间，如果换算成每人每月的收入，大约是下限2,780元到上限13,900元之间，我们看到，上限竟然是下限的5倍之多。
今年5月，中国经济学者李实、杨修娜又给出了最新研究，认为如果基于欧盟28个国家收入中位数的60～200%作为界定中等收入群体的上下限，按2018年价格，相应的年收入下限是56,575元，上限则是188,340元。
如果按照这个上下限来计算，中国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仅为24.7%，而西欧的英德法、北欧的挪威、北美的加拿大的中等收入者比重都在70%左右。亚洲的韩国、日本的中等收入者比重也都在60%以上；美国的中等收入者比重略低，是55.9%，但高收入者占到30.5%；就连中共宣传的穷邻居俄罗斯，也达到49.3%。
研究还显示，在中等收入下限标准的附近，分布着大量中等收入人群，他们属于底层的中等收入人群，他们的收入可能因为受到工作变动、失业、家庭变故、自然灾害等不确定因素的冲击而受到严重影响，甚至跌落成低收入者。
也就是说，中国的中产阶层有很大的水分。难怪总有人说，摧毁中国的中产阶级，只要一场大病就可以。
收入差距扩大 中共造成的
不管怎么说，中国的消费水平低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在当前“内循环为主”的发展战略下，中国的消费真能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一大动力吗？
我们看到，前景并不乐观。因为从刚才的分析可以看出，不管是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速下降，还是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其实都是中共自己造成的，是因为中共政府攫取了越来越多的财富，同时又制造了贫富悬殊，才使中国人的消费远低于正常水平。
央行调查统计司在3月份发表的论文中提到，“十四五”期间的潜在GDP增速可能只有5.1～5.7%。我们已经提到，在过去经济快速增长的几十年里，中国的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还一直在持续下降，那么在目前GDP增速放缓的情况下，居民收入还会有大幅度提高吗？我觉得有些难以想像。
策划：宇文铭
主播：蔚然
撰文：李松筠、财商经济研究所
剪辑：曲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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