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1年06月14日讯】中共近期为纪念百年诞辰，开足马力改写党史，举国上下吹擂“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等红色革命精神，并强行民众用各种方式对其顶礼膜拜，表忠表态。有网友评论，中共这是老年痴呆并发“精神”病，以为这样就可自证合法，自诩正义，盖住秽史，遮蔽真相，堪称举国体制的掩耳盗铃。
话说“三岁看大，七岁看老”，看看中共百年前的真实历史，便可知道它兜售的一大堆“精神”垃圾到底有多肮脏。
党史上有这么一个说法：“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是指陈独秀和李大钊，两人是中共组织主要创立者，被中共称为共产主义进军中国的先驱。中共在红色影视剧和教材中刻意灌输这样的论调，却有意回避陈独秀与李大钊建党真相与丑闻。
陈独秀：浑浑噩噩建党，明明白白反共
陈独秀在中共党史上是一位比较复杂的人物，他的一生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浑浑噩噩建党，明明白白反共。”
陈独秀年轻时对共产主义吹嘘的大同世界有着美好的热忱与愿望，抱着救国救民的想法，一头扎在了反传统反孔教，提倡个性解放、思想自由开放的新潮思想中。所谓的个性解放只不过是共产主义的又一个伪善新面孔，在这种思潮的毒害下，少时熟读《四书》《五经》的陈独秀在私德方面渐渐下滑，近而闹出了一段轰动社会的丑闻。
1919年3月，作为当时北大文科学长的陈独秀因嫖娼被媒体广泛报道，引发巨大社会风波，北大校长蔡元培、北京医专校长汤尔和等人于3月26日开会，商讨陈独秀去留北大问题。据《胡适来往书信选》记载，汤尔和极力主张“大学师表，人格感化胜于一切”的道德原则，会议结果认为陈独秀不适合再留在北大。胡适后来称，陈独秀离开北大事件，是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以及中国思想的左倾等等十余年政治与思想的分野。这段风波，坊间戏称中共始建于革命领袖嫖娼。
1921年，中共成立之后只是共产国际远东的一个支部，心怀救国救民的陈独秀对此极为不满，1926年8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陈独秀拒绝参加，说：“中国问题为什么要到外国去讨论？”1929年，“中东路事件”中，陈独秀反对中共 “保卫苏联”的卖国做法。此外，陈独秀还对共产国际指挥中共加入国民党的伎俩十分抵触。1929年11月，陈独秀被中共开除党籍，这反倒使他更能够站在局外深入反思与认清中共。
1930年代，陈独秀利用被囚禁的数年时间，遍阅古今中外书籍，潜心研究中华孔孟、道家学说，在回归传统的文化与道德力量感召下，陈独秀彻底认识了斯大林主义的假民主和共产主义的荒谬。出狱后的陈独秀认为，中共有“事实上采用和法西斯特同样的手段” “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种东西，他只是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任何独裁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没有事实使我们相信，在人类自由之命运上斯大林党徒好过希特勒党徒。”
陈独秀这个人物对于中共来说，实在是一个很大的讽刺，一方面被中共奉为建党伟业的红人，一方面又被中共扣上了“右倾投降主义”“汉奸”“叛徒”等九顶帽子，毛泽东称他为：“阶级敌人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历史事实说明中共的诞生本身就是荒诞的，在宣讲建党初心时，中共怎敢说出自己鼻祖的反共心路历程呢？
李大钊：颠覆国家政权被上绞刑
另一个被党供奉为大师级红色经典人物的是李大钊。李大钊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时就沉迷于社会主义学说。1918年任北大图书馆主任，之后和陈独秀一起编辑《新青年》与《每周评论》，将共产主义毒素洒向中国。1920年，陈李二人酝酿组建中共。1924年，李大钊奉共产国际的命令，搞国共合作，“附体”国民党。李大钊曾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演讲：“本人原为苏联党员、第三国际共产党员……”
中共对李大钊的评价是“在中国，没有哪一个人像李大钊那样，为建立同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的联系如此积极努力。”在此，中共毫不避讳它革命初期的卖国萌动。在学术上毫无建树的李大钊，在卖国行径上却是个专家，1924年，李大钊在苏俄山东外蒙独立问题上，积极代表中共立场，公开向北洋政府请愿，要求正式承认苏联政府，并且支持苏军驻兵外蒙古。
1925年，李大钊因“假借共产学说，啸聚群众，屡肇事端”而被北洋政府通缉，1927年4月6日，李大钊全家被张作霖在苏联大使馆抓获，300多名军警在李大钊住处俘获了他里通外国颠覆民国政府的罪证。当时，蒋介石、张宗昌、孙传芳等人主张速速处死共贼李大钊。4月28日，李大钊等20人被执行绞刑。1927年4月29日的北京《晨报》报道，由于刽子手缺乏经验，李大钊被反复绞了三次，现场行刑人员回忆前后长达40分钟。这何尝不是李大钊卖国的报应呢？
李大钊死后的尸体连续6年无钱下葬，中共不闻不问。1933年，汪精卫捐了1000元，加上北大教授们捐的钱，李大钊得以下葬，此时中共又借机搞政治示威游行。中共对自己的另一个鼻祖与恩人，精明到经济账一毛不拔，政治帐算的连腐尸烂骨都不放过。
“南陈北李”始建中共，百年来祸害了无数中国人，乃至全世界人民。如今，中共还在抛洒漫天谎言，标榜自己“伟光正”，宣讲它的“一大”南湖红船精神是“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真相是什么呢？——中共“一大”是一次非法聚会，“一大”与会党徒们鲜有善终，建党初期靠变卖苏俄输入的鸦片作党的活动经费。
中共它从起源上就是假恶斗，是冒天下大不韪之首恶、祸源。
非法的“一大”会议与鲜有善终的党代表
1921年7月23日，中外15名代表在上海秘密召开中共“一大”，其中“南陈北李”缺席。会议开到7月30日的晚上，时任上海法租界巡捕房的探长程子卿闯进会场，并用可疑的目光打量了与会人员，引起了一大党徒们的警觉。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吓坏了，即刻决定散会。十几分钟后，法国巡捕包围了会场，并进入室内搜查了2个小时，盘问留下来的陈公博和李汉俊。
原来共产国际代表荷兰人马林，因在荷兰、印尼等地发动共产主义动乱而正遭到国际追查。来中国之前，他曾在爪哇被驱逐出境，奉命从莫斯科来上海时，在维也纳被拘留6天，并吊销护照驱逐出境，国际社会对共产党徒马林早已密切监视，一到上海就被荷兰驻上海总领事馆掌握情况。
当时的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警方均已提前获知共产党要在上海开会的讯息，法租界警方出台《取缔集会条例》，规定集会须在48小时以前取得上海法租界警察局局长许可。中共“一大”属非法聚会。
2021年7月31日，“一大”代表不得不全部转移到嘉兴南湖的一搜丝网船上偷偷举行。李达的夫人王会悟打扮成舞女放哨，党徒们铺开麻将作掩护。原来，麻将、舞女及国际嫌犯狼狈组合的野渡拼图，就是中共所谓的“敢为人先的首创”红船精神真实写照。
参加“一大”的13名代表鲜有善终。1942年马林被纳粹德国枪决，另一个共产国际代表尼科尔斯基1938年被斯大林肃反枪毙。1946年，陈公博叛国罪处死、周佛海叛国罪死在狱中。李汉浚1927年被处死，邓恩铭1931年被枪决，何叔衡1935年被民团打死，陈潭秋1943年被盛世才处死，李达1966年文革惨死，董必武小儿子文革坐牢，刘仁静、包惠僧脱党，文革遭冲击。“一大”代表善终只有早年就认清中共的张国焘，1968年移民加拿大。
中共“一大”红船实乃是一艘死亡之船，谁早跳船谁保命。脱胎于红船的百年中共更是杀人无数，如今，在天灭中共之际，谁远离恶党谁平安。
中共党费主要来自国外组织资助
中共目前号称它领导的中国DGP世界排名第二，但中共自身却从不创造任何价值，不仅如此，党库和国库至今没有分开，各级党组织没有在民政部门做过任何社团登记，一切活动经费靠财政支出，全国人民税金和国民国债养活了党，不是党养活了全国人民。究其根源，党的这一生存方式来源于建党初期的“寄生”传统。
中共建党前后，活动经费主要靠共产国际境外资助，这在中共自己写文献中都有记载：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伟大的历程（1921—2001）》记载“一大”召开前，李大钊通知各地派出两名代表来上海出席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并从马林带来的活动经费中，给每一位代表寄出了100元路费。”
1982年中央党校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中公开了1922年陈独秀写给共产国际的工作报告，涉及了从共产国际获得的经费使用情况：“党费，自1921年10月起至1922年6月止，由中央机关支出17655元；收入计国际协款16655元，自行募捐1000元。用途：各地方劳动运动约10000元，整顿印刷所1600元，印刷品3000元，劳动大会1000余元，其他约2000余元。”
据学者杨奎松研究，中共在二大和三大期间，从共产国际获得的资金每月达1250元。陈独秀在三大上作报告，说：“党的经费，几乎完全是我们从共产国际得到的，党员缴纳的党费很少。今年我们从共产国际得到的约有1.5万，其中1600用在这次代表会议上。”中央编译局副研究员徐元宫发表论文表示，“除了共产国际外，后来赤色职工国际、青年共产国际以及‘国际革命战士济难会’等组织也向中共及其领导的工人运动、青年运动提供过经费支持。”
党史学家们的研究还表明，中共在1933年遵义会议前夕还一直接受共产国际的资助。
变卖鸦片充作活动经费
歌颂大生产的红歌《南泥湾》，经解密档案证实，中共1942年在南泥湾大生产的主要品种是鸦片。中共政治局任命任弼时为鸦片问题专员，中共要求任弼时在一年内为中央政府所辖各省市场至少提供120万两鸦片。当时延安每两鸦片1400元，市值抵5300斤小米。追根溯源，延安时的鸦片生意起源于之前的20年。
据解密档案记载，共产国际诞生初期提供给中共的经费不是纸币，而是贵重的珠宝、钻石，甚至还有鸦片。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的《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一书中，谈到1920年12月21日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呈交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时，指出：“确实，从西伯利亚局得到了一些贵重物品（钻石），已经拿到东方去出售，并且答应给10万美元，但是出售钻石需要花费很长时间。”
据苏联布别尔-奈曼-马尔加列捷所着《世界革命与斯大林政体——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共产国际活动见证者笔记》中揭秘，1921年6月18日在Я.Э.鲁祖塔克主持召开的共产国际的一次工作会议上，通过了一项“拨出一大笔款项（中国货币）及相当大数量的鸦片，作为往中国南方派遣谍报员的费用”的决定。
这些鸦片、钻石、珠宝是怎么运送到中国的呢？1919年8月18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务主任克林格尔在一封写给俄共（布）中央书记Е.Д.斯塔索娃的信中揭示了答案，在回答为什么共产国际各机关需要相当数量的皮革时，信中指出：“我们需要皮子是为了做鞋掌用。我们要把贵重物品（主要是钻石）藏到鞋掌里。” 解密档案文件证明共产国际曾将珠宝、钻石运送给具体负责中国事务的主管部门，由这些部门安排人将其卖出去后，再将纸币经费转交中共。
而鸦片，需用铅纸和胶布包裹好，密封住特殊气味，藏在火车头、电动机车厢、餐车或者客车车厢不易发现的地方，运送到上海等地，换成高额现金。
这样看来，卖鸦片赚昧良心钱的邪点子，其实是来源于中共诞生之初，发端于共产国际与中共“敢为人先的首恶精神”。
谎话连篇的党史是可传染的精神病源
从红船精神开始往后梳理，中共拿到明面上的历史，无一不是假的，扒开谎言的外皮，从源头、初起看，中共在根子上，基础上就是歪的、邪的，从荒诞祸国的“红船”之初，到今天权贵阶层们弃国的“沉船计划”，中共疯狂百年，祸国殃民，一路骗到底。
谎话连篇的党史是可传染的精神病源，相信了中共，就会被它的斗争逻辑牵着鼻子走，在它的党文化中转圈圈，善恶颠倒、不辩真假，只有认清中共，才能走向未来。
责任编辑：高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