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1年06月14日讯】1933年和1934年秋冬之际，蒋介石的国民党军队开始对江西苏区的“赤匪”进行第五次围剿，国民党军队采用了德国军事顾问冯-塞克特的新战术。他们一路上修碉堡、筑工事，极其缓慢地、小心翼翼地向前推进，一年中，他们共修建了三千个碉堡，并控制了所有的交通要道。他们修建的这些碉堡逐步地形成一个坚固的包围圈，随着包围圈越缩越小，苏区的贸易也被切断了，没人能出入这些地区，导致那里的大米或玉米无法出售，盐、煤油、棉布等都成了极其短缺的物资。当时正值红军在广昌战役中失利，共产党人已经是四面楚歌了。
这是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所记载的蒋介石对“赤匪”进行第五次围剿时的情形。
红军损失惨重 准备逃离
共产党人当时盘踞在赣南，并于1931年11月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国中之国，瑞金是所谓的“红色的首都”。最多时占有35个县，有300万人口，土地相当于以色列和黎巴嫩领土总和那么大。在蒋介石对其第五次围剿中，“苏维埃共和国”被迫不断缩小，到1934年秋天，共产党失去了他们控制地区的85%，只剩下了6个县。
周恩来曾告诉埃德加-斯诺，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战役中共损失了6万人。红军在战斗中一次又一次地失利，最严重的是1934年4月11日至28日的广昌战役，共4000人阵亡，2万人受伤，这使红军遭受到最惨重的打击。
一位名叫程子华的红军政委回忆道，1934年5月，周恩来曾把他叫去谈过好几次话。周告诉他，红军处境困难，国民党比红军强大得多。共产党的根据地正在缩小，而这就减少了红军征集人力、物力的来源。红军面临着“现实的危险”——如果红军无法获得自给，根据地就将丧失。怎样解决呢？周自问自答说：红军准备开始长途跋涉，建立新的根据地，使之能够得到物资和人力，重新开始壮大队伍。
当时最高指挥权集中在李德、博古和周恩来三个人手中，据李德的翻译伍修权说，“长征的准备工作在长征之前半年就开始了”，包括开展大规模征兵运动，叫做“扩红”；开展征集粮食运动，呼吁农民做出捐献；同时开展了借贷运动，铸出了更多的银元。
与此同时，车间开始修理枪支武器，生产了新的手榴弹，从老战场捡回子弹壳，在铜壳里重新装上火药和铅头。后来铅用完了，就用木制弹头。伍修权记得有一天曾同李德一起检查新手榴弹的爆破试验，发现并不是所有的手榴弹都能拉响的。
重型装备也被拆卸和打包好准备上路。被服厂做好了棉衣，同时宣传鼓动农家妇女为战士编草鞋。因为草鞋很容易穿破，战士们想在长征开始时多背上几双草鞋，他们让妇女们把草鞋编得厚厚的。
将财宝运下山
当时，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行长，他同时负责共产党的财政工作。集中管理着红军从地主、土豪及富人那里没收来的大批金锭、银锭、银元、珠宝及各种贵重物品。另外，红军还有小型造币厂，可以铸造银元。他们还利用模具来制造金扣、金发卡及金鞋拔子，以便携带出苏区。
据当时担任毛泽东贴身警卫的吴吉清回忆，1932年的一天，他和毛的另一个警卫王亚堂被派去帮助毛泽民完成一项工作。当时有很大一批财宝，领导决定把这些财物藏到瑞金附近的山上去。
他们一共雇来了一百多名搬运工，扛着这些财物沿着蜿蜒的小路走上陡坡，每个搬运工大约搬一千枚银元。当搬运工快到山顶的时候，卸下担子，领了工钱，即被打发走了。只有他们两个警卫员和毛泽民留在那里。他们把财宝运到一个秘密的山洞里。据吴吉清回忆，总共有一百多万枚银元。毛泽民封闭了山洞，三个人才下山，苏区没有任何其他人知道钱财藏在什么地方。
红军的这批财物一直藏在山洞里，直到1934年春天才从山上运到山下。吴吉清又被调来协助毛泽民。他们雇来了搬运工，启封了山洞，把财物运回瑞金。后来，长征开始的时候就把金锭、银锭和钞票分给了红军战士，这样，他们一旦离开苏区，就可以有钱自己买东西了。
至于财物的来源有两种，一种是在当地从地主、土豪、富人身上抢劫来的，红军靠着袭击地主的钱柜和挖掘地主埋在地里的藏钱泥罐弄到银子和钞票。一些农民的明亮眼睛常常能够发现藏钱的地方，对此共产党给予奖励。
另外一个来源是共产国际，据研究长征的专家胡华回忆，莫斯科对中国革命下了很大的赌注，它在中国共产党身上花了大笔的钱，而且还通过柏林银行给上海的国际红救会提供大量资金。希特勒1933年上台后，才使得这笔经费来源中断，红色救济会的负责人也被逮捕和关押。王炳南在接受本书作者访问时说，共产国际和中共党内的“俄国派”比毛泽东要强大得多，因为那时中共党的“领导、理论、策略和经费——所有这些，都是俄国人提供的。中国共产党就是共产国际的一分子”。
红军的规矩最严格——从老百姓和农民那里买一只鸡，一袋米，从果园里摘一个桃子都必须付钱。除地主以外，任何人的财物都不许抢劫。
换句话说，就是可以随意抢劫地主的财物。这反证了上述“红军规矩最严格”说法的虚伪，就像强盗拿着偷抢来的钱去合理合法地买其它东西，这样的行为不能改变他仍然是强盗的事实。
红军长征前的征兵“扩红”
红军号称长征开始时有十万人，这其实是中共一贯的不实宣传。作者在书中首次披露了真实数字，来源是1934年10月8日的红军花名册。花名册列为两栏，一栏是10月8日当天的实有人数；另一栏是各部队获得兵源补充后将达到的数字。第一栏的总数为7万人。第二栏的总数合计为86859人。胡华教授估计，这86859人大约有一半是新参军的，因为在一系列对红军的第五次围剿战役中，营以下的指战员伤亡惨重。
所以红军的征兵“扩红”工作刻不容缓，但各县男子已所剩无几。1933年长冈乡407名青年中有320名参加了红军，只剩下了妇女和老人。至1934年10月，“红色之都”瑞金县有近5万人参加了红军；仅1934年5月一个月就有2000人参军。
为补充兵源，动员农民参军，红军想了种种办法，给予了很多小恩小惠。例如：军属在商店购物可以享受5%的折扣；有时还免征税收；红军家属的土地有人代耕；如果战士在前线牺牲，烈属可以得到抚恤金和免费劳力。他们给军属发光荣匾，军属家门前挂着用大红纸写的光荣榜，还给军属送慰问品，有当时最稀罕的商品盐以及火柴和大米。举行群众大会时让军属到台上发言，使他们觉得自己与红军有特殊的联系。
可见，1934年10月被中共标榜为“北上抗日”的长征，并非为了民族存亡大义之举，而是被围剿到几无立足之地的逃亡之举。中共从暴动、造反起家，直到在江西建立国中之国，其早期便已是民国时期社会的动乱根源，跟各地的土匪没有什么不同，被称为“赤匪”正是名副其实。而被苏共豢养的本质使其从基因上就决定了中共根本就对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没有感情，其建政后害死8000万中华儿女也是其基因所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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