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1年06月20日讯】上一篇讲到，以1924年1月国民党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作为标志，国共合作的政治和组织机制正式形成。共产党方的后台是苏共，中共只是前台。在国民党“一大”主席台上的座上宾是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犹太裔俄罗斯人，苏共党员），时任苏俄驻孙中山广州政府领事，国民党中央顾问，此后几年中苏共援助孙中山广州政府的金钱和武器都是他出面要来的。
国共合作实际就是利益互换。还在国民党召开“一大”前，中共总书记陈独秀、中央委员李大钊就加入了国民党，孙中山委任他们担任国民党内的要职。随后，还有400余中共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加入了国民党。国民党“一大”召开时，加入国民党的中共及青年团员人数只占国民党员总人数的2%，但出席大会的代表中有中共党员身份的却占到了全体代表人数的10%。
大会上新当选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有中共党团员身份的占到了将近25%。国民党中央主要的6个部中，组织部和农民部的正副部长都是有双重党籍的中共党员。工人部实际也被共产党控制。秘书处秘书（长）也是中共党员。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中，中共实际控制了三分之一的席位。此时毛泽东是中执委候补委员，后担任代理宣传部长。
共产党在军队中也控制不少重要职务。黄埔军校成立几个月后，周恩来接任政治部主任同时兼任中共广东区委军事部长。周在军校中成立了“中共黄埔军校特别支部”，发展党团员，随着第二期、第三期学生入校，中共党员人数由占学生总数的8％上升到30％左右，并在自己周围团结了一批‘左派’师生。为加强军校的政治工作，周恩来从第一期学生队中选调了李汉藩、杨其纲、蒋先云、李之龙（后任中山舰舰长）等共产党员到政治部工作。
共产党利用控制组织部、农民部、工人部、秘书处的权力，在全国各个省、市建立的国民党党部、工会、农会中，安插共产党员及国民党左派担任要职，即国民党各地方党部大都被共产党控制，蓝皮红心。各省的所谓工人运动、农民运动都是由共产党主导的指挥的。
挂牌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农民运动讲习所”，实际是共产党的干部培训班。时任农民部秘书（相当于副部长）的澎拜是第一任所长，还在1922年任海丰县教育局长的时候就组织农会，造“地主阶级”的反，1927年10月搞武装暴动建立海丰县苏维埃，两、三个月中就杀了1万多人（总人口40万）。避难逃亡香港的有5万人。
澎湃应该是50年后的红色高棉杀人魔王波尔布特的启蒙老师。毛泽东只是第六任所长。讲习所实际是共产党党校，为中共培训干部一共800多名，来自20个省，这批人回去后建立和发展中共党组织，搞农村武装暴动……，把“革命火种”从广东撒播到全国。国民党给共产党作了嫁衣裳 。
共产党在国民党外衣笼罩下干的上述活动，一开始就引起国民党右派的警惕和反对。先后提出禁止国民党员加入共产党、弹劾共产党等议案。甚至跑到鲍罗廷的办公室兴师问罪。鲍罗廷毫不含糊地答复说：国共两党原本即“互相利用”，“国民党利用共产党，共产党利用国民党，惟两相利用之结果，国民党更多得利益”。孙中山也受到党内右派的巨大压力。不久（1924年10月）苏共军舰送来的第一批武器，步枪8千支，子弹4百万发到达广州。
当时黄埔军校学生人数只有两个连，这批武器可以装备1个师，苏共雪中送炭。于是国民党内的第一波反共浪潮才平息下来，吃人家饭口软。从1924-1926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前，苏共分6批，共计运送步枪4万6千支、机枪190挺，各种炮24门；还有很充足的子弹炮弹。按照中（共）苏（共）历史关系研究学者沈志华（1990年代去俄罗斯复印了大量苏俄和中共交往的历史档案）的说法：“在多年向列强求援失败之后，孙中山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真正援助他的国家，这无疑是他坚定地实行联合苏联政策的关键所在。
孙中山在革命中得不到西方国家支持，走投无路的困境中，苏联伸出援手……。事实上，正是由于莫斯科分别提供经费或贷款来帮助创办黄埔军校、中央银行和支持国民党改组，提供武器弹药装备其军队，国民党才得以在粤、滇、桂等诸多小军阀虎视眈眈下，在广州确立了自己的统治地位。”沈的意思是孙中山制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是和苏共搞的利益交换。与当年鲍罗廷的公开说法一致。
从孙中山在1925年去北京参加南北议和谈判来看，笔者认为孙中山并非真认同共产主义。只是出于苏共的经援和金援而合作，他心中还是有数的。孙中山死后，广东国民政府的政治军事大局就基本被共产党左右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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