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1年06月03日讯】
文／宏铎
个人简历
1947年2月，我出生于中国山东济南市。我的记忆中，是在青岛度过的童年。在我上学前有件深深留在恼海中的事，大约1953年，在青岛汇泉公园南的大广场，家人带着我去看“镇压反革命”。主席台在北面，观众在南面。台前从西到东跪了一排人，离我最近的是个女人，只绑了她一只手臂，她另一只手抱着个小孩。每个人背后被插上个细长的牌子，然后，这排人被拖到广场东边枪毙了。我长大了才知道，中共强迫老白姓去看的，那叫“杀一警百”，连妇女儿童都杀，是“斩草除根”。
我跟父母到北京上小学，在我们这一代长身体的时候，正是“大饥荒”。父母为让我们少挨饿，而自己却得了一种在当时很流行的“浮肿病”。1966年高中二年级，正准备为考大学而努力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没有了学习和上大学的机会。我小妹妹一直到去日本打工，才有了上大学机会。中共把老百姓分成红五类和黑五类，我父亲是中医，母亲是教师，都划在黑五类里。父亲被关在“牛棚里”，被打断了好几根木棍，虽然活着出来，但一直病到1975年去世。母亲1993年病故。
“文革”实际是毛策划的政治清洗有预谋的屠杀。据“红卫兵”透露，他们是按照公安局的名单抄家抓人的。我目睹了一个妇女被31中“红卫兵”打死，“罪证”是她写了首怀念丈夫的诗，她丈夫随国军到台湾去了。我记得有一天，我从学校骑车回家，20分钟的路途中，就看到5具用三轮车拉的被打死的受害者。在中共的当权者大部分是红五类，有“红卫兵”经历，很多是有血债命案的。1967年毛下令“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我回到祖籍山东掖县（现在的莱州）农村，当了8年农民。在这8年中，我深刻地体会到中共的邪恶本质和他的政治经济体制的腐败。在劳动生产实践中，我得出结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之路必然失败，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共产党，也必然垮台。
当地有个特殊人物叫王忠林，他是中共在山东发展的第一批党员，好像是1928年就是党员了。但是因为他是文盲又没有能力，虽然属于元老级，但一直是个普通党员。当地新上任的历届中共官员，都要上门拜访他，表示尊敬。他眼里只有两个人看得上，其他都是平庸之辈。我和一个叫尚京良的人，我们是当地文化水平和能力最高的青年。尚京良后来成为莱州市长。在当时入党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是当官和提高地位的首要条件。当王忠林全力推举我入党时，我借口父母被划为黑五类而拒绝。
从《九评》广泛传播后，中共在死亡的威胁临近时，一改过去的做法，拼命拉人入党，拉人入它的傀儡党，“民主党派”如九三学社之流。我在科技馆是技术骨干，却成为极个别的，连九三学社都不入的另类。
1975年我带着一身的病回到北京，在无线电元件厂当了三年厨师。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我利用这难得的机会，考入了北京大学物理系。4年后毕业，来到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所属的中国科学技术馆，做科技普及工作到60岁退休。
经历六四
1989年6月4日我没受伤纯属偶然，我天天都去天安门广场支援学生。但在6月3日那天，一场战斗就发生在我家门口（北京市西城区新街口南大街104号，地名叫护国寺）。一队共军车队，大约7辆大客车，满载着穿便衣的士兵，头车差百米就到平安里了，那是北京的一环，尾车在我家门口南20多米。就在这时，被老百姓识破了，老百姓们都自发地上街阻截共军进城，数千老百姓把共军车队包围得寸步难行。
要知道1989年时，北京人口大约只有现在的三分之一，护国寺、平安里地区，至今也还是平房区，能聚集数千人已经是最大能力了。我们从清晨到天黑，一直包围着共军车队，双方都一天没吃饭喝水，但士兵们是坐在车里，我们是站着。迫使共军弃车步行返回去。后来那些车都被老百姓烧了。
一天的疲劳，使我睡得很死，第二天的枪声把我吵醒时，已经去不了天安门了，在路上看到从长安街带回的屠城血证。一个人端着个洗脸盆，里面是大半盆的血，这是我们老百姓的血啊。不知这个证据保存得如何。
六四屠城是中共早就预谋的，在前几天（大约是6月2日），它设置了一个阴谋，在长安街和六部口交叉的十字路口，停着辆中型面包车，车门没锁，也没有人，车里满满的一车旧枪，我立刻意识到中共的险恶用心。我挡在车门前对大家说，“不要上当！没有子弹！可能连撞针都没有。但是一旦有人动了这枪，他们就有借口说暴动了，用军队武力镇压。”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看穿了中共的阴谋。我就是这件事的证人。
共军在六四屠城时，还使用了毒瓦斯和达姆弹。我妹妹住家离长安街还隔着一条街，她们那里都被毒气呛得睁不开眼。邻居有个在邮电医院（现在叫协和医院分院，离长安街很近）的护士，说根本没法救，子弹进口一个小眼，出口一个大窟窿，全都炸没了。（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陈柏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