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传之十九

【忽必烈传】开文明之治 圣德皇帝千古留名

大纪元文化小组
忽必烈传(大纪元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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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必皇后和皇太子真金的先后去世,让忽必烈悲痛不已,导致他的健康也严重受损。

1293年,忽必烈终于病倒了,虽然御医们为他百般调治,但病却未见好,反而越来越重。因为重病,与大臣们的朝堂议政也免去了。按照规定,此时除非蒙古人和昔日有功之臣不得进入寝宫探视。不过,有一人例外,那就是不忽木

不忽木是忽必烈侍从燕真的儿子。年轻时就英俊不凡,曾拜太子赞善王恂为师,后随王恂北征,又拜许衡为师。许衡编纂历代帝王谥名、帝系、岁年等书为教授学生,不忽木读数遍即可背诵。可以说,他汉化较深,重视儒学。16岁时他摘录《贞观政要》中数十事进呈忽必烈,比如他建议因朝中蒙古人做官的不多,若要多培养蒙古族人才、使他们通晓汉人的制度,必须像古代那样各地多设学校等。

忽必烈知其意在借此规谏,看了后赞叹不已,其后对不忽木委以重任,不忽木先后任燕南河北道提刑按察副使、提刑按察使、参议中书省事、吏部尚书、工部尚书、平章政事等,谨慎厚道、不好奢华的他深得皇帝信任,被视为肱股之臣。

因此,忽必烈生病期间,不忽木寸步不离守在身边,负责皇帝医药,陪他聊天。忽必烈临终前,赠予他一块白璧,说:“他日持此以见朕。”赠予白璧,既是对不忽木完美品行的肯定,也是希望他在辅佐下一任皇帝时依旧保持白璧无瑕的品格。

至元三十一年正月二十二日(1294年2月18日),在位三十五年的忽必烈在大都病逝,享年80岁,庙号世祖,谥号“圣德神功文武皇帝”,国语尊称曰“薛禅(意为贤者)皇帝”。其后葬于漠北起辇谷祖陵。根据蒙古安葬的习俗,后人无法找到其埋葬地,其他蒙古大汗也是如此。

《元史‧祭祀志》记载了元朝皇帝的神秘葬法,皇帝死后,选一整根香楠木,从中间劈开,然后掏出一个人形槽,大小以能容入一个人为宜。掏好之后,把皇帝放到槽里,将原木合拢,外用四条黄金箍扎牢。运到墓地之后,开始挖墓坑。挖坑时是整块取土,取出来后按次序排列一旁,把棺木放到坑里后,再把取出来的土块按次序放回,剩下的土扔到远处,看上去就和什么也没埋一样,地貌一点没变。

送葬官只留三名,住在五里之外,守陵三年后返回。蒙元皇帝如此埋葬,自然没有人找得到他们的坟墓。

忽必烈驾崩后,凡出殡、祭奠、定庙号等事,皆由不忽木主持。太子真金的儿子铁穆耳继承大位,是为成宗。成宗即位后,朝中大事也多采纳不忽木的意见,太后也把不忽木当作先朝旧臣,十分尊重。

忽必烈驾崩后,太子真金的儿子铁穆耳继承大位,是为成宗。图为元成宗铁穆耳画像。(公有领域)

世人崇敬 赞颂贤君

忽必烈身后得到了世人很高的评价。大臣王构在《世祖皇帝谥册文》中赞其“役用众智,独断于衷;总揽万机,如指诸掌。内朝廷,外侯牧,等威迭降,罔不适中;先教化,后刑名,本末相循,亦皆有序”,“惠及困穷,恩加降附。慎终如始,每存好仁之心;保小以仁,特示包荒之量”,“其圣德弗可及已,神功茂以尚焉”。

刚直不阿的谏臣王恽在《大行皇帝挽辞》八首中,歌颂忽必烈的功绩,将其比作与尧帝、禹帝一样的贤君。诗中写道:“论治方尧禹,求贤到钓耕。民区无二上,庙算有奇兵。万寓风烟静,中天曰月明。小臣思颂德,终了是强名。”

曾受到忽必烈器重的大儒郝经认为:“今主上应期开运,资赋英明,喜衣冠,崇礼乐,乐贤下士,甚得中土之心,久为诸王推戴。稽诸气数,观其德度,汉高帝、唐太宗、魏孝文之流也。”

仁宗对忽必烈非常崇拜,以忽必烈之法为法,他曾经下诏说:“惟我祖宗以神武定天下,世祖皇帝设官分职,征用儒雅,崇学校为育才之地,议科举为取士之方,规模宏远矣。”

元顺帝亦曾说“惟世祖皇帝,在位长久,天人协和,诸福咸至”,为此,他还将年号改为忽必烈曾使用的年号“至元”。

《元史》作者对忽必烈的评价是:“世祖度量弘广,知人善任使,信用儒术,用能以夏变夷,立经陈纪,所以为一代之制者,规模宏远矣。”其中“以夏变夷”就是用汉法改变蒙古法。《元史》作者还将忽必烈时期与汉初相比,认为当时“良吏班班可见”,社会风气很正。

明太祖朱元璋则说:“元自世祖混一天下,宽恤爱人,亦可谓有仁心矣。”“昔中国大宋皇帝主天下三百一十余年,后其子孙不能敬天爱民,故天生元朝太祖皇帝,起于漠北,凡达达、回回、诸番君长尽平定之,太祖之孙以仁德著称,为世祖皇帝,混一天下,九夷八蛮、海外番国归于一统,百年之间,其恩德孰不思慕,号令孰不畏惧,是时四方无虞,民康物阜。”“惟神昔自朔土,来主中国,治安之盛,生餋之繁,功被人民者矣。”

清朝康熙年间的大臣邵远平在编撰的《元史类编》中亦给予高度评价,称忽必烈“遂辟雄图,混一中外;德威所指,无远弗届;建号立制,垂模一代;崇儒察奸,旋用旋败;英明克断,用无祗悔”。

《新元史》亦将忽必烈的政绩堪比唐太宗的“贞观之治”,“致治之隆,庶几贞观”。

而在马可‧波罗的眼中,忽必烈是“世界之君主殆无有能及之者”,“为人类始祖亚当以来迄于今日世上从来未见广有人民、土地、财货之强大君主”。

伊儿汗国史学家瓦撒夫(Wassaf)亦认为罗马的凯撒等世界著名君主都无法与忽必烈相比,他赞美其是千古一帝。他写道:“自我国(波斯)境达于蒙古帝国之中心,有福皇帝公道可汗驻在此处。路程相距虽有一年之远,其丰功伟业传之于外,致达吾人所居之地,其制度法律,其智慧深沉锐敏,其判断贤明,其治绩之可惊羡,据可信的证人,如著名商贾、博学旅人之言,皆优出迄今所见的伟人之上。”

显然,不仅在中国人心目中,忽必烈是一位伟大的君主,在当时的欧洲和中亚人眼中也是如此,其对欧洲和世界的影响是深远的。

《元史》作者对忽必烈的评价是:“世祖度量弘广,知人善任使,信用儒术,用能以夏变夷,立经陈纪,所以为一代之制者,规模宏远矣。”(大纪元制图)

非凡一生 千古留名

忽必烈非凡的一生,“鼎新革故”,实践了其“式续成康之冶”的理想。他的文治武功皆让人赞叹。

文治方面有:开国建制,仿效汉法治理国家,如定年号和国号,建都邑,完善政权机构,隆祀典,祭祀孔子;下令国师八思巴制定新的蒙古文字,确定国教,制定历法;制定行钞法;加强水利交通,开通运河,增开海运,完成站赤(驿站)制度;建立农社制度,劝课农桑、安恤流民,赈济灾民;任用贤才,兴办学校等等。

武功方面有:征服云南;征服南宋,建立统一王朝;平定西北、东北叛乱,加强对边疆的管理;降服高丽,两次东征日本,三次南征安南以及南征缅甸等等。

与之前的帝王相比,忽必烈创下了如下的第一:他是少数民族帝王入主华夏统一南北的第一人;他是将云南和西藏纳入元帝国的第一人;他是推动多民族统一国家发展的第一人;他是拓展海运、注重市舶贸易的第一人;他是推动中华帝国与中亚欧洲经贸文化交流达到新高度的第一人。

也正是在忽必烈统治期间,元朝走向了经济繁荣和社会的安定,国家亦走向强盛。

首先是农业的恢复和发展带来了粮食产量的提高。忽必烈时期,陕西关中地区的小麦“盛于天下”,关、陇、陕、洛出现了“年谷丰衍,民庶康乐”的景象。长江以南地区产量更高,仅江浙一省的岁粮总数就占了全国岁粮总数的三分之一强。少数民族地区农业生产也有很大的发展,当时北至怯绿连河(克鲁伦河)、乞里吉思、谦谦州(均在今叶尼塞河上游一带),南至罗罗斯(四川南部)、乌蒙(云南昭通),均有屯田。

此外,由于南方农业的发展,南道棉的产区扩大得较快。与此同时,棉花在北方陕甘一带也普遍种植。当时大半个中国已遍植棉花。

首先是农业的恢复和发展带来了粮食产量的提高。示意图,图为清焦秉贞《耕织图》册局部。(公有领域)

其次,商业也是一片繁荣景象。各地往来贸易不断,元朝的开放和通往欧洲之路的顺畅,更引来了世界各地的商团。被称为“汗八里”的元大都,不仅是一个大都城,也是世界上著名的经济中心之一。从东欧、中亚,从非洲海岸,从日本、朝鲜,从南洋各地,都有商队、使团来到大都。

大都城内流通的商品有来自全国的粮食、茶、盐、酒、绸缎、珠宝等,也有单项商品集中经营的市场,如米市、铁市、皮毛市、马牛市、驼骆市、珠子市等。商业行会的组织中,有“行老”负责业务上的内外事务。

在国内,西藏的喇嘛们每次往返内地均要运输许多货物;从东南沿海直航天津的海船也带来福建、广东、江苏、浙江的丝绸、瓷器和南洋的香料。

而北方的重要城市,沿着陆路交通干线,有涿州、真定、大同、太原、平阳、奉元(西安)、开封、济南、上都、和林、镇海等城市,这些城市同样集中着大批汉族和西域商人。离上都不远的小城荨麻林(今河北万全县洗马林),居住着3000户回回工匠,他们是成吉思汗西征花剌子模国时带回的。他们负责织造锦缎,为元朝人和各国商人提供产品。

沿着运河和长江,一些旧有的商业城市更蓬勃发展起来,比较有名的如杭州、平江、镇江、南京、扬州等城市。此外,沿海城市广州、泉州、福州、温州、庆元(宁波)、澉浦、上海等,除福州外,都是设有市舶司和提举司的对外开放的贸易港口。其中泉州是对外贸易的第一大港,出口商品有瓷器、丝绸等,进口商品有丁香、豆蔻、胡椒、钻石、珠宝等。元人汪大渊的《岛夷志略》曾提到与泉州有往来的国家和地区近百个。

在西南方面则有成都、昆明、大理等城市成为商业中心,使西南少数民族的经济生活也都纳入了全国的商业网。

1270年,国内商税“以银四万五千锭为额,有溢额者别作增余”;1289年,商税已增至“腹里为二十万锭,江南为二十五万锭”,共计四十五万锭。不到二十年,增长了10倍。商税的增长反映出当时商业的繁荣。

经济的发展也使人口快速增长。1290年,当时的人口有户逾1300万,人口达到5900余万,与1262年的141万多户相比,增加了近10倍。

从东南沿海直航天津的海船也带来福建、广东、江苏、浙江的丝绸、瓷器和南洋的香料。示意图,图为清院本《清明上河图》局部。(国立故宫博物院提供)

元末明初大学者叶子奇在其《草木子》一书中认为忽必烈时期是少有的盛世,无疑是中肯的。他写道:“元朝自世祖混一之后,天下治平者六七十年,轻刑薄赋,兵革罕用,生者有养,死者有葬,行旅万里,宿泊如家,诚所谓盛也矣。”而缔造这样盛世的千古帝王,对东西方交流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众所周知,蒙古三次西征,都有大批外国官员和工匠被掳东来,以后又有大批中亚商人、旅行家相继来到元朝,他们中有回回人、西域人、大食人等。他们在元朝从政经商,也带来了阿拉伯的科学和文化。在整个元朝,波斯、阿拉伯天文历法、数学、医学、史学等书籍以及多方人才大量进入中国。与此同时,一些蒙古人和汉人也迁往中亚、西亚各地。比如,元朝引进了波斯和阿拉伯医生,又将中国医生送往中东,中医的脉诊在中东和印度很受欢迎。

彼时的中国在技术上领先世界一千年。火药、纸币、印刷术、瓷器、医药、艺术等在此时经过阿拉伯传入欧洲,与蒙古人强调的自由商业、开放交通、知识共享、宗教共存、国际法则和外交豁免理念,共同影响着欧洲的历史进程,影响了欧洲的文艺复兴。这种影响可以从意大利文艺复兴的绘画中出现了蒙古人的形象以及蒙古的观念出现在欧洲的文学作品中,得以窥见。

无疑,忽必烈是蒙古继成吉思汗后一位最伟大的帝王,尤以其统治期间(1260—1294)为鼎盛时期。从此,蒙古人控制东亚到西亚的局面,一直到14世纪中叶才结束。忽必烈在历史的画卷中留下的浓重的印迹,至今仍让我们感佩。(本系列完结)

参考资料:

《元史》
《新元史》
《忽必烈秘史》
忽必烈传
《忽必烈和他的世界帝国》
《明太祖实录》
《成吉思汗与今日世界之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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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宪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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