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菊花》（黄巢）
飒飒西风满院栽，蕊寒香冷蝶难来。
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与桃花一处开。
《不第后赋菊》（黄巢）
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
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
唐诗极盛，连其中的反诗都无有比肩者（清人编《全唐诗》录黄巢诗三首）。历史上，陶渊明以爱菊名，“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菊花也被称为“花之隐逸者”。但在黄巢（835年－884年）眼里，菊花却成了“苦命者”、“弃儿”（“飒飒西风满院栽，蕊寒香冷蝶难来”），他要为菊花改换命运，“报与桃花一处开”；而这种命运改换，用的又是暴力，残酷、血腥无比，所谓“我花开后百花杀”、“满城尽带黄金甲”。
后果如此。黄巢起兵造反，最终堕落为一个杀人恶魔，以至于民间有这样的传言：“黄巢杀人八百万，在劫难逃。”而唐朝人口最多的时候大约八千万，黄巢凭一已之力竟屠杀了十分之一。史称“黄巢之乱”。
黄巢这两首诗是骨子里的“反”。如果说唐朝末年，官场腐败、民不聊生、再加天灾人祸，走投无路之际造反，尚情有可原；但是，造反中滥杀无辜，就责无可逃。与汉乐府民歌《东门行》比较，黄诗中的“反”确无道理可言。《东门行》诗曰：
出东门，不顾归。
来入门，怅欲悲。
盎中无斗米储，还视架上无悬衣。
拔剑东门去，舍中儿母牵衣啼：
“他家但愿富贵，贱妾与君共哺糜。
上用仓浪天故，下当用此黄口儿。今非！”
“咄！行！吾去为迟！白发时下难久居。”
大意：刚才出东门的时候，就不想着再回来了。（不舍）回到家，进门惆怅悲愁。米罐里没有多少粮食，回过头看衣架上没有衣服。拔剑出东门，孩子的母亲牵着衣服哭泣说：“别人家只希望富贵，我情愿和你吃粥。在上有青天。在下有年幼的孩子。你现在这样做不对！”丈夫说：“你不要管！我去了！我已走得太晚了！我已见白发脱落了，这种苦日子谁知还能够活几天？”
从《东门行》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城市下层平民，在无衣无食的绝境中，不得不拔剑而起反抗。去做强盗吗？不，近世史学大家吕思勉认为是去做游侠，不仅救己也救人于危难之中。而黄巢诗之“反”，却是上反天理（要菊花与桃花一处开），下反人伦（“我花开后百花杀”）。我们说“盗亦有道”，黄巢诗表达的却是彻底的道德破坏。
笔者不赞成“成王败寇”之论，但认为“革命”与“造反”有天壤之别。中国历史的一个特点是朝代更迭，“革命”思想颇为发达，最突出的是“汤武革命”论：“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易．革．彖》）《周易正义》对此解读是：“此先明天地革者，天地之道，阴阳升降，温暑凉寒，迭相变革，然后四时之序皆有成也。‘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以明人革也。夏桀、殷纣凶狂无度，天既震怒，人亦叛王。殷汤、周武聪明睿智，上顺天命，下应人心，放桀鸣条，诛纣牧野，革其王命，改其恶俗；故谓‘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
孟子也说得非常鲜明：“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下》)
就唐朝历史而言，隋末大乱，“十八路反王，六十四道烟尘”，太宗劝父起兵，救黎民于水火，“顺乎天而应乎人”，是故成功，而为革命。太宗《赠萧瑀》一诗，广为流传，亦见其帝者气象，其诗曰：
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
勇夫安知义，智者必怀仁。
而唐末黄巢起兵，只是仇恨唐朝统治，既无太宗救世之义，又无夺取天下之雄才大略，亦曾数次兵临绝境，但因朝廷无信，藩镇割据，才成就了黄巢最后直捣长安。而黄巢残暴毒虐，军队军纪差，杀人无数，终于败亡。本文所录黄巢的两首诗，充满了肃杀、悖逆、狂妄之气，是为反诗。世人当深戒之。
顺便提一下，《水浒传》中宋江就颇不屑黄巢，在浔阳楼上喝醉了酒，顺手提了两首反诗，其中之一曰：
心在山东身在吴，飘蓬江海谩嗟吁。
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
宋江本不愿造反，却被逼上梁山，但上梁山后，改聚义厅为忠义厅，树“替天行道”大旗，“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以招安为念。与黄巢截然两路人。明代思想家李贽之评宋江——身在梁山，心在朝廷，一心招安，一意报国，是忠义之烈，足成一家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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