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领袖】加赛德:中共最惧怕中国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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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21年07月05日讯】(英文大纪元资深记者Jan Jekielek采访报导/贺修翻译)这个政权外强中干,加赛德说,“自2011年以来,(中共)国内安全的预算,已经超过了军事预算。这是一个腐败的体系,从上至下,从左到右,都腐烂透顶。”

中共对国内反对声音的恐惧根深蒂固,还(饱受)正在酝酿的金融危机(的困扰)。能否有一场即将发生的政变,结束中国的一党专政

今天我采访了罗杰·加赛德(Roger Garside),他是前英国外交官,曾两次派驻英国驻北京大使馆。作为一名长期关注中国问题的专家,他是新书《中国政变:迈向自由的大跃进》(China Coup, The Great Leap to Freedom)的作者。

“我们不能决定中国以何种方式治理,我们能做的,是帮助那些想要实现民主的中国人实现它。”加赛德说。

杨杰凯:这里是《美国思想领袖》节目,我是杨杰凯。

观看完整影片及文稿请至:https://ept.ms/3fgTKS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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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杰凯:罗杰·加赛德,很高兴你能来《美国思想领袖》节目。

加赛德:很高兴来这里受访。

北京高层更希望看到政治变革

杨杰凯:罗杰,你写了一本非常非常吸引人的书,你预设了一种虚构场景,我认为,这在中国观察家和中国问题专家中并不常见。然而,你似乎让它显得相当具有说服力。

你在书中提到非常有趣的一点是,这些潜在策划政变的人,不是来自体制外,他们正是来自共产党内部的最高层。可以说,他们这样做也是为了他们自身的利益,这同样与今天的一些普遍想法相反。请告诉我,这些高级官员为了何种自身利益,而希望看到中国进行系统性的政治变革?

加赛德:我认为这符合他们的自身利益,但我认为他们不仅仅出于自身利益的动机。正如我对这些现实生活中人物的了解——正如我对他们的描述,在书中有四分之一篇幅用于叙述半虚构的政变——他们对他们的国家感到忧虑,他们明白自己的自身利益和国家利益紧密相连,浮沉与共。

他们能够看到问题,他们所拥有的极权独裁制度在中国造成的根深蒂固的、长期存在的问题,对这些问题,他们比外界的人看得更清楚。

他们比大多数人看得更清楚,这个政权外强中干,政治上衰败腐化,他们能保住自身财富和权力的最大希望、以及中国的最大希望,就是策划一场政变,推翻习近平,让中国进入民主转型。

中国人被剥夺知情权 必须突破中共网络审查制度

杨杰凯:在你看来,有哪些关键性的、最好的手段可以利用?当然,你提到了最近通过的一些法律,以及这些法律的成功实施。但你认为还有其它方法吗?

加赛德: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是,想办法打破和突破中国(中共)的长城防火墙。在今天的中国,人们被洗脑,数以百万计的人从未被告知真相,他们被剥夺了知晓我们自己国家和世界真相的权利。

我们必须找到一种方法,来突破(中共)极其严格的审查制度。因为我相信,当中国人民知道真相,当他们了解到他们一代又一代被灌输谎言,惨痛历史一代又一代被掩盖,他们会怒火中烧。

杨杰凯:我想你说过,你实际上从1958年就开始观察中国了。你能给我简单介绍一下这个过程吗?你也曾在中国担任过外交官,还担任过许多其它职务。告诉我一些你的过去,以便我们的观众能够理解你的经历。

加赛德:在香港边境的一个观察站待了10天,俯瞰一个平静的、被边境围栏、铁丝网穿过的山谷。

在山谷对面的山上,无疑有解放军士兵在监视我们。那个山谷白天很平静。但到了晚上,中国大陆的男人和女人就会从(作为边境隔离物的)铁丝网下爬过,以逃过饥饿、疾病和死亡,这些都是毛泽东的大跃进给中国带来的灾难。这让我着迷,唤起了我对眼前这个巨大的、封闭的国家的迷恋,在之后的63年里,这种感觉一直伴随着我。

等我退役后,我上了大学,然后我进入了外交部门。我自愿学习中文,我学了两年。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被派往北京。所以我亲眼目睹了(中国的)无政府状态和暴力。在那次任职后,我辞去了外交工作,因为我很灰心失望,看不出我的知识在中国能有什么用,深受困扰。然后我去世界银行工作,那是一次很棒的学习经历。

但后来我重新进入了外交部门,返回中国,第二次当外交官。(在之前,)我曾经历了一个国家的完全无政府状态、暴力和文化大革命的无政府状态,我又经历了美国——一个法治国家——五角大楼文件(指1971年五角大楼越战秘密文件被泄露给媒体)的时代等等。因此,这对我来说是一个伟大的政治教育。

然后在1976年我回到了中国。我在那里见证了周恩来的死亡,毛泽东的死亡,以及对继承权的斗争,邓小平胜出了。然后我休了两年的无薪假,去了加州,写了一本书,讲述邓小平如何赢得了这场继承权的斗争,以及他打算用他的权力做什么。

那次外交工作之后,我没有再回到中国,之后我又做了其它事情。我过去10年在经济上小有成就,但不是作为一名外交官,而是经营一家规模虽小但非常国际化的咨询公司,为那些正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提供如何创建资本市场的建议。

我是在柏林墙倒塌的时候(注:发生在1989年11月9日)开始经营的,柏林墙倒塌几个月后,我的公司开始运营,我们在匈牙利、俄罗斯和捷克共和国或其它地方工作。所以,我在第一线看到这些国家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变迁,这些国家正在经历巨大的转型。

因此,当我退休后决定再次撰写有关中国书籍时,我有一大堆的知识和经验,这在中国相关书籍撰写者中事实上是独一无二的,我想这给了我一种信心,来判断和下决心(书写)中国现实,这种经验也能使我看到表面背后的实质,我们之前谈到过。

中共对中国人民的惧怕  远超任何外部敌人

杨杰凯:我们刚才谈到了中国共产党治下的普遍缺乏信任的问题,而且是系统性的,以至于在某种程度上,在目前的体制运作方式下是不可避免的。

你在书中真正想处理的一件事情,是道德层面的问题,因为这种信任与党应该成为道德等方面的决定因素的这种想法有关。但是你也提到,现在(中国)已经没有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了,留下了一个道德真空,我想共产党是没有希望填补这个真空的。

加赛德:(在中共治下的中国)当然存在道德败坏,存在道德真空:没有信任,没有真理。日复一日,人们在一个对他们撒谎的政权下度过了70年。中国互联网上有一句话:如果他们(中国共产党)否认了什么,那可能就是真的。

很多中国人,几百万、几千万、几亿人,都已发觉繁荣的到来不足以使生活更有意义,不足以赋予生活意义。他们把目光投向宗教。自1979年以来,正如共产党所划分的,中国的所有五大主要宗教,都有爆炸性的增长。基督教在这方面尤其惹人注目,因为它吸引了中国许多最聪明、受教育程度最高、在社会和经济上最成功的人。

因此,在这种公共道德丧失的同时,你看到了个人对意义和道德的寻求。在共产主义到来之前,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大部分历史上是由道德而不是法律来统治的,由道德来统治。因此,中国人民本能地感觉到公共道德的丧失,非常深刻(地感到这一点)。

杨杰凯:就在前几天,我和约翰尼·摩尔(Johnnie Moore)一起吃早餐,他是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USCIRF)的委员之一。最近,美国国务院制裁了中共610办公室的一位官员(余辉),610办公室的成立,实际上就是在我们录制这次采访的同一天,即6月10日,在1999年,基本上是为了消灭法轮功精神运动。在这个制裁发布的当天,约翰尼·摩尔遭到中共的报复性制裁。

当然,他是一个福音派的牧师,在这些圈子里是相当有名的人物。我问他:“你认为他们为什么在这之后专门制裁你?” 他说:“我认为他们(中共)害怕法轮功学员和福音派合作。”

这让我想到,你在书中谈到了这一点,中国共产党最大的敌人,至少在你查看一下他们在安全方面支出时看到的,实际上是针对中国境内的。他们害怕中国人民,远远超过他们对任何外部敌人的害怕。

加赛德:这是事实。自2011年以来,(中共)用于国内安全的预算已经超过了军事预算。人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们对国内的反对声音的恐惧,要超过对外国敌人的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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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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