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街的故事之一:归不了根的落叶

作者:谢行昌

松树街上的庭院。〈pixa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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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21年08月12日讯】2011年初秋时分,母亲已是风中残烛,虚弱地躺在旧金山市松街(Pine Street)上的一间名为Kindred的疗养院病房里。

母亲与松街的缘分很深,在松街与奥克塔维亚街(Octavia Street)交叉口的一栋老人公寓里,一住就是三十年,她的疗养院与公寓都在松街上,相距仅五个街口(Block)而已。自幼就有非常独立性格的母亲,一直坚持独居,还好,安家于旧金山的哥嫂与家人们会常去看望她。我则远在德州,只是每年去探望她老人家一、两次而已。

所以当母亲日薄西山之际,我自觉责无旁贷,决心亲自伴她老人家走完人生之最后一程,聊表孝意。就这样,我开始了长达半年的多次长途往返,穿梭于德州达拉斯与旧金山之间,白天在病榻旁陪伴着年迈的母亲,晚上就住在母亲的老公寓里。

美国德州与加州有两小时的时差,我的生理时钟在早上七点(德州时间)就把我唤醒,加州时间才清晨五点而已,窗外还漆黑一片。

简单的盥洗后,坐电梯下楼,在楼下的Lobby里,一位我们称为“越南老杨”的亚裔,七早八早地就见他正襟危坐在沙发上,也不知他是否整夜未眠。

“又要去陪你母亲啦?”见到我径自走向大门走,他关心地问。

我点了点头,心中满怀感激。

“越南老杨”大概只长我最多十岁而已,只身在美,他是前南越空军的战斗机驾驶员,在西贡沦陷时,奉命紧急地驾着F-5“自由斗士”战机飞往泰国,以免飞机落入敌手,就这样一去回不了头,成了最典型的“天涯未归人”。

步出公寓大门时六点还不到,那深秋的清晨,残月在曙光中尚清晰可见,街灯也未完全熄灭,凉风习习,冷得必须缩着脖子翻起夹克的衣领,平日车辆频繁的松街,此刻却冷清得可以听到我自己的脚步声。

那些我不熟悉名字的街树,纷纷换上了秋装,一树树黄叶的命运早已注定,它们短短几个月的生命即将消逝,可是好像还顽强地在秋风中挣扎着,有几片没撑住的黄叶,无奈地、静悄悄地躺在地上,无声地叹息着自己不可避免之命运。

人行道上的每株路树都像坐牢一样,被圈在一个三英尺见方的框框里,所以落叶好像连归根的机会都被剥夺了,它们若不是被强劲的海风吹走,就是被每周一次的市政府清洁车,在隆隆的吸尘机器声中吸走,“落叶归根”的自然界定律,也许只有在茂密的森林中还存在着罢。

六时许天色渐明,我依惯例,在街角刚开始一天营业的小Café里买了杯咖啡,捧着那暖手的纸杯,坐在疗养院门前的阶梯上,静静地等他们的开放访客时间。

放眼四望,松街上躺着的除了黄叶,还有好些个尚未“起床”的街友们,他们五颜六色的睡袋,点缀着飘落在他们四周的黄叶,真是个有独特色彩的街景。

不到七点,疗养院的工作人员开始陆续上班,虽然正式的访客时间是八点才开始,但疗养院的职员与医护人员好像都知道我是由德州赶来陪病人的,通常也会让我提前进门,他们对我的亲切与照应(或许是看在我灰白头发的份上吧),此刻仍深深地刻印在我脑海中。

进了门,我快步走上母亲在二楼的病房,展开了另一个陪伴母亲的日子。母亲的双眼因青光眼症严重,已是半失明状态,大概是在矇眬中见到我的身影,嘴角似乎牵起一抹笑意,我轻声地唤声“妈”,趋前轻轻地握住她干枯的手,房里寂静得连挂在墙上的那座石英钟的滴答声都可以清晰听到,它也好像是在提醒我,母亲的残余时日,就在那滴答声中一点一点地消逝。

十点多,嫂嫂依约来替母亲修剪头发,我们将母亲扶上轮椅,由电梯直上六楼阳台,嫂嫂动剪,我则负责收剪下的头发,不到十分钟,母亲看起来就清爽许多。此刻嫂嫂使个眼色,背着母亲从怀里掏出一个空药瓶交给我,我迅速地塞了一把头发进去,悄悄地揣进裤口袋里,没让妈看到。

这是事先与嫂嫂商量好的,因为有先例在。

父亲离世前,曾明白地交待过我们弟兄俩,身后要归葬家乡故里,但是我母亲知道他们这一代会是“归不了根的落叶”,所以瞒着我父亲,早就安排好他俩的后事,在旧金山湾区的半月湾(Half Moon Bay)山顶,购置了两个面对太平洋的相连墓穴,交待我们兄弟俩,这儿就是我们谢氏族人在美国的“根”,也是让他们可以“遥望”大陆上的地方。

父亲于1995年在旧金山辞世之前两天,我央求嫂嫂在替他剪发时,留下了一束头发。2002年,我们弟兄俩分别飞返福建武平家乡寻根时,将那束头发埋在祖父母的坟旁,也算是名义上替父亲“落叶归根”罢。同时我也收集了一小盒谢氏祠堂前的泥土,万里迢迢地带回美国,将之洒落在父亲的坟上,聊表人子心意。

母亲的祖籍是湖南平江,但是她出生在长沙,从未回过平江原籍。她的父母(我的外公外婆)因双双东渡日本东京帝大医学院习医,而将尚未满周岁的她,寄养在长沙的外婆(我的老外婆)家。仅仅四年后,我的外公余肖云就因在医院实习时感染急症,不幸命丧东瀛。现在看来,这急症应该就是那场延续三年多的1918年全球瘟疫吧,外公不幸成为世界近亿受害者之一。

外婆范新懿当时身怀六甲,捧着亡夫骨灰,牵着那在日本出生的孩子(我的大舅余日生)回到长沙娘家,生下我的二舅(遗腹子)余遗生后,就返回日本继续学业,年轻的她日后再嫁(我的继外公刘侃元先生,是东京帝大文学院毕业的高材生,也是在中国颇有名气的文史学家与教育家),数年中,又替我的母亲添了弟妹各两名。繁重的课业与家事,再加上身在东瀛,她已无暇顾及留在长沙娘家之前夫子女,所以小小年纪的姐弟三人,都是“没爹没娘”地在长沙的范家成长。好在我的老外婆有四位子女,在我母亲的漫漫成长岁月中,她的姨妈与舅舅们都曾尽力协助他们的父母(当然就是我的老外公与老外婆),照应过稚龄的三姐弟。

我的大舅余日生于四岁时遇溺夭折,二舅余遗生(学名余怡生,日后自己又改名为余跃飞),由于受姐夫(我父亲谢肇齐是黄埔六期生)之影响而从军,是中央陆军官校十五期毕业生。大陆沦陷时,他已是团级干部,因长官陈明仁(黄埔一期)无预警地变节投共而陷身大陆,不幸于1954年毛共“肃反”时遇害,享年仅33。

讽刺的是,舅舅这片“落叶”居然还“归了根”哩,他遭毛共押解回他从未去过的原籍──湖南平江,公审后惨遭就地活埋,每念及此,我都会脊椎发凉,瞬间泪眼模糊。

母亲生前倒是从未提到要“落叶归根”,她这辈子倚靠的“大树”是我父亲,所以我母亲过世后就与父亲同穴。至于她老人家留下的这束头发,若是以后有机会去湖南平江寻根时,把它散落在可以俯视平江市区的近郊山上,说不定就这样,她老人家可以居高临下地看到(找到)她牵挂了一生的弟弟吧!

近晚七时,母亲吃完流质的晚饭后,看护进来帮她擦身,我也结束了陪伴母亲的一天,拎着哥嫂给我准备的便当,提着沉重的脚步,踏上回公寓的那段“上坡路”。

终于吃力地“爬”到公寓门口,正待刷“门卡”时,有人从里边帮我推开了门,抬头一看,正是“越南老杨”,还来不及开口谢他,他就关心地问;

“你母亲今天还好吗?”黄昏的天光下,映出他那历经沧桑,满布皱纹的脸庞。

我没答话,只点了点头,拍拍他的手膀,感动得眼睛有些湿润。

别过老杨,进了电梯按下6键,电梯门缓缓关闭之际,看到在门后逐渐消逝的“越南老杨”身影,我突然意识到,他不也会是一片归不了根的落叶吗?

情绪难控,那滴眼泪终于不听使唤地迸出眼眶。

谢行昌,2021年7月完稿于美国德州】

(点阅【松街的故事】系列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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