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街的故事之二：我的表舅──前台北荣总院长彭芳谷医师
【大纪元2021年08月13日讯】母亲离世前，在松街疗养院的那半年期间，坚决不肯见访客，她老人家的理由是，“形容憔悴，见不得人”，所以被我们兄弟俩挡住的亲朋好友不在少数。母亲在大约25岁时，曾被电影界闻人袁丛美（日后的中影公司总经理）相中，力邀她去重庆的中国电影制片厂试镜，可以想见她老人家当年之丰采。我母亲一生从不浓妆艳抹，上了年纪后仍然“耐看”，所以她老人家之不肯以病容见客，是我们兄弟俩都能理解的。
但我的表舅彭芳谷，却是唯一的例外，不是我们没拦他，而是拦不住他。
彭表舅是台湾医界闻人，曾担任过台北荣民总医院院长，当时他已退休，住在士林区，但是每年都会到旧金山湾区探望儿孙，每当旅美期间，也总不会忘记给住在德州的外甥（我）挂个电话，一叙亲情。
当他得知我母亲等于是进了“安宁病房”，而且不愿意见访客时，更是嚷嚷着要过来探望他的“莉姐”，理由非常简单：“他是医生，医生要来看病人，是最天经地义的事”，母亲只得勉强同意。
两、三个月后，母亲就安详辞世了。
彭表舅与我母亲俩，属于同一个母系，都是湖南长沙范氏家族的后裔。根据族谱，长沙范氏之共同先祖是北宋名臣范仲淹。彭表舅的母亲范新琼，与我的外婆范新懿是嫡堂姐妹，因为她俩的父亲都住在同一座大堂屋（祖宅）内，是三位没有分家的亲兄弟中之前两位，所以堂屋里的“新”字辈，至少有十四位之多。
我母亲自幼“无爹无娘”地在那座大堂屋里成长，幸好她的众多姨舅们都曾照顾过年幼失怙的她，众姨妈中最照应她的，当数彭表舅的母亲范新琼（属于长房），与自己母亲的亲妹妹范新瑾（属于次房）。在复杂的家族情感上，我母亲就将这两位姨妈当作是自己的“妈”。这也就是为什么在1949年的兵荒马乱中，当我父亲在前线领军作战，生死未明的状况下，我母亲会拖着两个稚龄儿子，携同另一位表弟范如仲（他是母亲另一位表舅范新范的儿子，也是台湾大哥大创始人之一，范瑞颖的尊翁），去九龙牛池湾投奔她姨妈范新琼的主因。
我这位姨外婆范新琼，就是台北荣民总医院前院长彭芳谷的母亲。在清末民初时期，湖南长沙的范氏，算是思想十分“前卫”的家族，族中“新”字辈的女孩不但没有“缠足”之恶习，还讲求“男女平等”，被送出国去留学的女孩就有好几位，我的外婆范新懿留日，去东京帝大医学院习医，姨外婆范新琼则是在民初“勤工俭学”的浪潮中，到法国习画，她与与名画家徐悲鸿、蒋碧薇等，是同班同学。在学期间与我的姨外公彭襄﹝法国里昂中法大学文学博士﹞结为连理，我的表舅彭芳谷是他们的长子。
在此顺便一提姨外婆范新琼的“画风”，我在青少年时，曾多次在她老人家的画室中，观看她熟稔的运作油彩，画出一幅幅大型油画。那时我对“画风”无知，总觉得她的笔调不够“细致”，八成是“功力不够”，有一点“学艺不精”之感。
2014年我一时兴起，到达拉斯郡的社区学院学了两年绘画，几堂课下来，才意识到我当年有多么无知，原来姨外婆的画是属于印象派的画风，与法国名画家塞尚相仿。现代绘画讲求的是“意境”，“意境到了”的画，就是“好画”。
时间点回到1949年年初，芳谷表舅已经是岭南医学院的学生，唯中国大陆正赤焰高张，时任总统府第一局局长的姨外公，眼见局势不利，决定携家带眷避居九龙牛池湾，且立即将住址通知我们（当时我们在广州租屋），建议我们来九龙会合。
母亲原本计划是随国军第七十军军本部之眷属同赴海南岛的，接获姨妈的信后改变主意，决定去九龙投奔她，且与我父亲约定，若是绝境得以生还，就聚首于九龙。
1949年年底，我父亲军职在身，历经千辛万苦逃离大陆，到九龙难民营与我们团聚。我父亲并非逃兵，在他完成赋予之任务后要赶回七十军军部时，未料军部已接获上级急令，转向海南岛行进，来不及通知他，就此与军部失联。至于他如何以重病（疟疾）之身，机警地闪避红军无所不在的路检逃往九龙，我已在“手表的故事”与“鞋子的故事”两篇文章里详细交代过了。
当我父亲拖着疲惫的身躯，蹒跚地找到琼姨妈在九龙的住处时，应声而来开门的那个小伙子，正是我的表舅彭芳谷，他费了好几秒钟才认出，原来眼前这满脸胡须、形容枯槁的难民，正是大家都认为已“马革裹尸”的表姐夫呢！
到了台湾，芳谷表舅终于在国防医学院完成了完整的医科教育，同时也追到他的终身伴侣──国防医学院“大护班”的高材生袁秀英女士。他俩是医学院学生中人人称羡的一对“俊男美女”。芳谷表舅是医术高超的外科医师，除了担任过台北荣民总医院院长，还身兼蒋经国总统医疗小组的发言人。秀英舅妈也有不凡的经历，在她的护理生涯中，曾担任过三军总医院护理部主任。
芳谷表舅只年长我十五岁，所以有时候，我俩之间的互动难免会有点儿像是兄弟之间的“捉狭”，湖南话叫做“冒袋冒希”，也就是普通话中的“没大没小”。但多半时候，表舅还是会故作正经地“当长辈”，我也毕恭毕敬地“作晚辈”。
因为我长期滞美，几十年来，舅甥见面之机会少之又少，所以我对舅甥间的亲密互动之记忆，还停留在五、六十年前。
那是1964年九月某日，成功大学才刚开学不久，我这“新鲜人”还在摸索、适应着父母亲不在身边的新环境。正巧表舅与舅妈俩都在与成大相邻的台南国军第四总医院（现今之成大医学院）中任职，为表“迎新”之忱，邀我去他们在四总医院内的员工宿舍晚餐。
那时候他俩都是“基层”人员，所以宿舍十分简陋，好像连个专用厨房都没有，就在宿舍走廊的地上架起了一个炭炉子，只见舅妈辛苦地蹲在走廊上炒菜，真有够“克难”的。
那天正巧是星期一，全体学生都得参加每周一次的朝会，而且得要穿大学校服（白衬衫、卡基西装加上领带）。我首度离家，穿着没有烫平，看起来“邋里邋遢”的校服，连领带都还不会打，像是“绑”上领口的，这模样让表舅看得摇头皱眉。
吃完那顿丰盛的晚餐后，表舅开始教我如何正确地打领带，还一面还嘟嚷地问我；“你父亲是留学生耶，怎么没教过你如何打领带？”其实我以前从未穿过西装（即使是简陋的“卡基西装”，因为初高中制服有类军便服，不需打领带的），我父亲连教我打领带的机会都没有。
后来我也发现，父亲的领带打法确实与表舅不一样，可能是他老人家在就读英国皇家军校时学来的，虽然也够“漂亮”，但是比较繁复。我是个懒人，这辈子打的都还是“舅爷结”。
离开四总宿舍之前，我那身“邋遢”的校服也被烫平了，年轻时懵懵懂懂，可能连个“谢”都没说出口，就匆匆地跨上“铁马”跑啦。
几近一甲子的时光，就这样匆匆而逝。如今我的两个儿子都会打漂亮的领结，他们也都记得，这是他们老爸从舅爷那儿传承下来的。
还记得一件事，1972年我在密西西比州结婚成家时，芳谷表舅正巧在位于波士顿的Sears Surgical Unit受训（好像是学习器官移植手术），他千里迢迢地寄来一份礼物，那是只中型的不锈钢锅，表舅还特别在贺卡上亲笔交代，“多炖点鸡汤喝”，十足的医生口气。
五十多年来我们在美国历经多次搬迁，这不锈钢锅还一直是我们常用的炊具之一，坚牢如昔，也不记得用它炖过多少次鸡汤啦！我们家里的炊具当然不少，唯独这只钢锅是有个“特别名字”的，它就是那只被我们昵称为“表舅送的”锅。
芳谷表舅如今已高龄九十好几，这些我萦绕于怀几近一甲子的琐碎小事，想必他早已记不得啦，但对我而言是记忆犹新，因为我原则上是个“感性”的人。
“彭大夫”在他的白袍生涯中“活人无数”，对众多的病患而言，表舅是他们感念的“救命恩人”。我父亲生前坚持不肯来美依亲，在台独居十几年，直到高龄八十八，生活已无法自理时，才让我们兄弟俩“架”来美国。父亲在台湾独居的那些年（因我母亲在美国以针灸行医），全靠这“放弟”的适时照应（“放放”是家族长辈对表舅之昵称），对他的厚恩，岂是我用“感谢”两个字就可以表达的。
所以，我是在感恩与骄傲（有那么优秀的近亲）的心绪中，写下这篇短文的。
【谢行昌，2021年7月完稿于美国德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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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阅【松街的故事】系列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