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街的故事之二:我的表舅──前台北荣总院长彭芳谷医师

作者:谢行昌
“彭大夫”在他的白袍生涯中“活人无数”,对众多的病患而言,表舅是他们感念的“救命恩人”。(Foto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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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21年08月13日讯】母亲离世前,在松街疗养院的那半年期间,坚决不肯见访客,她老人家的理由是,“形容憔悴,见不得人”,所以被我们兄弟俩挡住的亲朋好友不在少数。母亲在大约25岁时,曾被电影界闻人袁丛美(日后的中影公司总经理)相中,力邀她去重庆的中国电影制片厂试镜,可以想见她老人家当年之丰采。我母亲一生从不浓妆艳抹,上了年纪后仍然“耐看”,所以她老人家之不肯以病容见客,是我们兄弟俩都能理解的。

但我的表舅彭芳谷,却是唯一的例外,不是我们没拦他,而是拦不住他。

彭表舅是台湾医界闻人,曾担任过台北荣民总医院院长,当时他已退休,住在士林区,但是每年都会到旧金山湾区探望儿孙,每当旅美期间,也总不会忘记给住在德州的外甥(我)挂个电话,一叙亲情。

当他得知我母亲等于是进了“安宁病房”,而且不愿意见访客时,更是嚷嚷着要过来探望他的“莉姐”,理由非常简单:“他是医生,医生要来看病人,是最天经地义的事”,母亲只得勉强同意。

两、三个月后,母亲就安详辞世了。

彭表舅与我母亲俩,属于同一个母系,都是湖南长沙范氏家族的后裔。根据族谱,长沙范氏之共同先祖是北宋名臣范仲淹。彭表舅的母亲范新琼,与我的外婆范新懿是嫡堂姐妹,因为她俩的父亲都住在同一座大堂屋(祖宅)内,是三位没有分家的亲兄弟中之前两位,所以堂屋里的“新”字辈,至少有十四位之多。

我母亲自幼“无爹无娘”地在那座大堂屋里成长,幸好她的众多姨舅们都曾照顾过年幼失怙的她,众姨妈中最照应她的,当数彭表舅的母亲范新琼(属于长房),与自己母亲的亲妹妹范新瑾(属于次房)。在复杂的家族情感上,我母亲就将这两位姨妈当作是自己的“妈”。这也就是为什么在1949年的兵荒马乱中,当我父亲在前线领军作战,生死未明的状况下,我母亲会拖着两个稚龄儿子,携同另一位表弟范如仲(他是母亲另一位表舅范新范的儿子,也是台湾大哥大创始人之一,范瑞颖的尊翁),去九龙牛池湾投奔她姨妈范新琼的主因。

我这位姨外婆范新琼,就是台北荣民总医院前院长彭芳谷的母亲。在清末民初时期,湖南长沙的范氏,算是思想十分“前卫”的家族,族中“新”字辈的女孩不但没有“缠足”之恶习,还讲求“男女平等”,被送出国去留学的女孩就有好几位,我的外婆范新懿留日,去东京帝大医学院习医,姨外婆范新琼则是在民初“勤工俭学”的浪潮中,到法国习画,她与与名画家徐悲鸿、蒋碧薇等,是同班同学。在学期间与我的姨外公彭襄﹝法国里昂中法大学文学博士﹞结为连理,我的表舅彭芳谷是他们的长子。

在此顺便一提姨外婆范新琼的“画风”,我在青少年时,曾多次在她老人家的画室中,观看她熟稔的运作油彩,画出一幅幅大型油画。那时我对“画风”无知,总觉得她的笔调不够“细致”,八成是“功力不够”,有一点“学艺不精”之感。

2014年我一时兴起,到达拉斯郡的社区学院学了两年绘画,几堂课下来,才意识到我当年有多么无知,原来姨外婆的画是属于印象派的画风,与法国名画家塞尚相仿。现代绘画讲求的是“意境”,“意境到了”的画,就是“好画”。

时间点回到1949年年初,芳谷表舅已经是岭南医学院的学生,唯中国大陆正赤焰高张,时任总统府第一局局长的姨外公,眼见局势不利,决定携家带眷避居九龙牛池湾,且立即将住址通知我们(当时我们在广州租屋),建议我们来九龙会合。

母亲原本计划是随国军第七十军军本部之眷属同赴海南岛的,接获姨妈的信后改变主意,决定去九龙投奔她,且与我父亲约定,若是绝境得以生还,就聚首于九龙。

1949年年底,我父亲军职在身,历经千辛万苦逃离大陆,到九龙难民营与我们团聚。我父亲并非逃兵,在他完成赋予之任务后要赶回七十军军部时,未料军部已接获上级急令,转向海南岛行进,来不及通知他,就此与军部失联。至于他如何以重病(疟疾)之身,机警地闪避红军无所不在的路检逃往九龙,我已在“手表的故事”与“鞋子的故事”两篇文章里详细交代过了。

当我父亲拖着疲惫的身躯,蹒跚地找到琼姨妈在九龙的住处时,应声而来开门的那个小伙子,正是我的表舅彭芳谷,他费了好几秒钟才认出,原来眼前这满脸胡须、形容枯槁的难民,正是大家都认为已“马革裹尸”的表姐夫呢!

到了台湾,芳谷表舅终于在国防医学院完成了完整的医科教育,同时也追到他的终身伴侣──国防医学院“大护班”的高材生袁秀英女士。他俩是医学院学生中人人称羡的一对“俊男美女”。芳谷表舅是医术高超的外科医师,除了担任过台北荣民总医院院长,还身兼蒋经国总统医疗小组的发言人。秀英舅妈也有不凡的经历,在她的护理生涯中,曾担任过三军总医院护理部主任。

芳谷表舅只年长我十五岁,所以有时候,我俩之间的互动难免会有点儿像是兄弟之间的“捉狭”,湖南话叫做“冒袋冒希”,也就是普通话中的“没大没小”。但多半时候,表舅还是会故作正经地“当长辈”,我也毕恭毕敬地“作晚辈”。

因为我长期滞美,几十年来,舅甥见面之机会少之又少,所以我对舅甥间的亲密互动之记忆,还停留在五、六十年前。

那是1964年九月某日,成功大学才刚开学不久,我这“新鲜人”还在摸索、适应着父母亲不在身边的新环境。正巧表舅与舅妈俩都在与成大相邻的台南国军第四总医院(现今之成大医学院)中任职,为表“迎新”之忱,邀我去他们在四总医院内的员工宿舍晚餐。

那时候他俩都是“基层”人员,所以宿舍十分简陋,好像连个专用厨房都没有,就在宿舍走廊的地上架起了一个炭炉子,只见舅妈辛苦地蹲在走廊上炒菜,真有够“克难”的。

那天正巧是星期一,全体学生都得参加每周一次的朝会,而且得要穿大学校服(白衬衫、卡基西装加上领带)。我首度离家,穿着没有烫平,看起来“邋里邋遢”的校服,连领带都还不会打,像是“绑”上领口的,这模样让表舅看得摇头皱眉。

吃完那顿丰盛的晚餐后,表舅开始教我如何正确地打领带,还一面还嘟嚷地问我;“你父亲是留学生耶,怎么没教过你如何打领带?”其实我以前从未穿过西装(即使是简陋的“卡基西装”,因为初高中制服有类军便服,不需打领带的),我父亲连教我打领带的机会都没有。

后来我也发现,父亲的领带打法确实与表舅不一样,可能是他老人家在就读英国皇家军校时学来的,虽然也够“漂亮”,但是比较繁复。我是个懒人,这辈子打的都还是“舅爷结”。

离开四总宿舍之前,我那身“邋遢”的校服也被烫平了,年轻时懵懵懂懂,可能连个“谢”都没说出口,就匆匆地跨上“铁马”跑啦。

几近一甲子的时光,就这样匆匆而逝。如今我的两个儿子都会打漂亮的领结,他们也都记得,这是他们老爸从舅爷那儿传承下来的。

还记得一件事,1972年我在密西西比州结婚成家时,芳谷表舅正巧在位于波士顿的Sears Surgical Unit受训(好像是学习器官移植手术),他千里迢迢地寄来一份礼物,那是只中型的不锈钢锅,表舅还特别在贺卡上亲笔交代,“多炖点鸡汤喝”,十足的医生口气。

五十多年来我们在美国历经多次搬迁,这不锈钢锅还一直是我们常用的炊具之一,坚牢如昔,也不记得用它炖过多少次鸡汤啦!我们家里的炊具当然不少,唯独这只钢锅是有个“特别名字”的,它就是那只被我们昵称为“表舅送的”锅。

芳谷表舅如今已高龄九十好几,这些我萦绕于怀几近一甲子的琐碎小事,想必他早已记不得啦,但对我而言是记忆犹新,因为我原则上是个“感性”的人。

“彭大夫”在他的白袍生涯中“活人无数”,对众多的病患而言,表舅是他们感念的“救命恩人”。我父亲生前坚持不肯来美依亲,在台独居十几年,直到高龄八十八,生活已无法自理时,才让我们兄弟俩“架”来美国。父亲在台湾独居的那些年(因我母亲在美国以针灸行医),全靠这“放弟”的适时照应(“放放”是家族长辈对表舅之昵称),对他的厚恩,岂是我用“感谢”两个字就可以表达的。

所以,我是在感恩与骄傲(有那么优秀的近亲)的心绪中,写下这篇短文的。

谢行昌20217月完稿于美国德州】

(点阅【松街的故事】系列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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