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1年08月13日讯】（大纪元记者高杉编译报导）最近，中共针对规模约为1000亿美元的校外教育培训行业，展开了一次打击、控制行动。官方将此“改革措施”宣传为是要为所有人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但外界看到的结果却相反，这种打压行动迫使家教们不得不转入地下、躲避监视，而且使得他们的服务变得更加昂贵，也更加稀缺。
据彭博社（Bloomberg）报导，上个月，中共政府宣布了一项全面的改革，禁止私营公司在周末和节假日教授学校课程并从中获利，此外还有一系列其它限制措施。已上市的“好未来教育集团”（TAL Education Group）、知名线上教育平台服务商“高途科技教育公司”（Gaotu Techedu Inc.）、“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New Oriental Education And Technology Group inc.）的市值总和，已缩水了近15亿美元。
但是，新规定也留下了一个漏洞，至少目前是这样：最富有的家庭已经利用私人家教和一对一授课，来让他们的孩子领先其他学生一步。随着向中产阶级家庭提供集体课程的公司已将不复存在，旨在为学生省钱的规定，可能会进一步降低接受课外教育者的比例，因为额外的培训和教育最终只能提供给最富有的人。
总部位于北京的精品投行香颂资本（Chanson & co.）的董事沈梦（Shen Meng，音译）表示：“最终，家长们将不得不寻求其他选择，比如私人家教。”“这一行动将不可避免地增加所有人的获得此类服务的花费，而不那么富裕的家庭将会因此变得更为艰难。”
在这场混乱的打击行动之后，私人家庭教师的比例已经飙升。家长佐伊·李（Zoe Li）透露说，在上海，一些面对面的辅导老师，每小时的收费为3000元（463美元）。
北京公立学校教师杰克·王（Jack Wang）在家上私人课程的每小时收费高达500元。他每个月从此类学费中能挣到大约7000元，这大致相当于他在学校的工资。他说，课外辅导课程是未来的发展方向。
这位27岁的年轻人说：“我只在自己家里教学生，但如果他们给我足够的报酬，我可能会考虑去他们家。”“需求最终将会增加。”
私人家教已经成为富裕家庭的一个受欢迎的选择。其中许多是公立学校的老师，他们为学生提供一对一的额外辅导，或者以小组形式提供辅导。7月24日公布的这些规定，仅专门针对课外教育公司，但有迹象表明，个人家教也将面临额外的审查。北京市教委周一（8月9日）表示，在最近的一次检查中，有一人和六家机构因提供无证课程而受到处罚。
教师们对额外学费的渴望是可以理解的。中国的全国性大学入学考试——高考，是出了名的苛刻，但也是标准化的，高分可以让任何一个学生进入中国最好的大学。这对年轻人来说是一个攀登社会阶梯的重要机会。而这些课外教育培训公司被指利用了父母对自己子女成绩不佳的焦虑。
因此，许多父母愿意每年花费数十万元，来使自己的孩子获得最好的优势。对于那些能够负担得起的家庭来说，让五、六岁的孩子去上额外培训课程的情况，并不少见。
在北京出手干预之前，私立教育公司已经成为投资者的宠儿，仅去年一年就吸引了超过100亿美元的资金。这些投资来自风险投资者和科技巨头，如阿里巴巴集团和腾讯等。
但在当局的所谓“改革措施”公布后，各公司迅速做出反应，声称教育行业“被资本严重劫持”、“破坏了教育作为福利的本质”。TikTok所有者字节跳动有限公司（ByteDance Ltd.）已经裁掉了很大一部分在线教育业务，并在此过程中裁掉了数百名员工。腾讯支持的VIPKid表示，将停止向中国学生销售由外籍家教教授的新课程。
浙江省杭州高级中学教师波莉（Polly）评论说：“课后培训的学费完全失控了，是时候给他们上一课了。”由于害怕报复，她没有透露自己的全名。作为四个孩子的母亲，她指责这些教育培训公司增加了家长的焦虑，并希望新规定能缓解这种紧张。
然而，尽管限制孩子接受校外课程可能会减轻孩子和家长的一些竞争压力，但如果不改革大学招生制度，将使对家教的需求无法得到满足。
一位只愿透露姓名的母亲说：“只要需求强劲——高中和大学入学考试仍然存在——家长们就没有其它办法。”“他们必须寻找其它方式，比如一对一的家教。总体而言，（打击行动）的愿望是积极的，但我们不知道，未来它将何去何从。”
42岁的上海科技工作者雨果·郭（Hugo Guo）透露，他的一个邻居家庭，在暑假期间已经花费了大约12万元，给他们的孩子上私人家教课程。
他评论说：“这些规定只会推高课外培训的成本，因为总会有需求。”“这只是让富人多花一些钱的问题。”
但目前，任何想要满足这一需求的人，都将会面临当地政府的严格审查。广东省承诺，将限制课后教育作为打击黑社会活动的一部分。而湖北省则部署了此前负责打击色情和非法出版物的官员负责此事。在当地一名教师在家教授私人课程的报导被疯传之后，安徽省针对进行课外培训收取费用的公立学校教师，发起了一项为期六个月的打击行动。
到目前为止，北京的王老师成功地避免了当局的监管关注。他向他的大多数私人学生提供了假名，并通过一个与他朋友的身份相关联的微信账户存入学费。
他说：“他们没有办法找到我，也没有办法举报我所在的具体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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