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1年10月1日讯】（大纪元记者牧长河墨尔本报导）在中共病毒（武汉肺炎、COVID-19）肆虐全球之际，澳洲墨尔本的华文媒体《天安门时报》主编阮杰分析了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的致命戕害，希望读者看到黑暗现实的同时也能看到希望，找到走向未来的出路。
现居墨尔本的阮杰也是“大中华民国光复会”副秘书长，是澳洲非常活跃的民运领袖之一。十几年来，他通过办报纸、建立民主学校等多种方式，建立平台发出反共声音。他反对共产主义的初衷是为理念、为情怀、为自己，也是为了子孙后代。
阮杰认为，哲学层面的影响对一个社会来说是非常深远的，而像中共这种大政府，因为它对社会的控制和影响更强，所以它所奉行的理论对社会就有直接甚至决定性的作用。
而中国社会的种种问题和乱象，如果溯本求源的话，很多都可以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找到答案。
阮杰分别从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这几个方面分析了这些理论是如何影响社会的，以及这些理论如何破坏了中国传统、如何造成了现实的社会问题。
唯物主义与物欲横流
阮杰认为，所有马克思主义政权都举着唯物主义这面旗子，但唯物主义在现实中也设定了社会道德的天花板。如果说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基因之一的话，那么一旦这个理论成为一个政权的指导，这个基因就会开花结果。
现实中，我们能看到，奉行唯物主义的社会通常物质匮乏、经济凋敝；而在经济状态不那么贫乏的社会，便是道德沦丧、物欲横流、拜金主义泛滥。
如果说唯物主义是一种哲学思想的话，它本可以在思想领域交流和探讨，但一旦这个思想理论开始影响政治，甚至成为某个政权的指导理论的时候，它就会登堂入室，唯我独尊。它的思想之恶便会导致恶果。
阮杰深刻地感受到，唯物主义的这种教育，是从娃娃抓起的。这种教育或者洗脑，对于天真无邪的孩童来说，无异于在干净的白纸上随意涂抹。它一旦在没有辨析的情况下被接纳，将影响孩子们的未来甚至一生。这种破坏比现实中对传统文物的打砸抢烧更具破坏性。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反之亦然，思想之毒会贻害几代人。
对于唯物主义的恶果，阮杰的体会是，唯物主义物化了人、物化了社会、物化了思想、物化了精神。它直接割裂了中国传统文化，斩断了人向上追求的路径。于是现实中的恶果就是，人变得非常现实、非常物质，所以金钱便成为社会的通行证，拜金主义大行其道。而唯物主义理论一旦被人接受、甚至信奉的时候，人也就被斩断了和上天、神和正信的联系和纽带，而这时的人往往变得偏执和短视，自大且没有包容性，使社会充斥着浮躁。这才是我们民族未来危险和可悲之处。
在当今的中国，为政者几乎无官不贪，为商者不和政府媾和就无法立足。昔日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被党文化取代后，唯物主义邪说大行其道，中国便在这个世界上，从文化、文明层面上被世界所不容，中华民族未来堪忧。
达尔文主义与弱肉强食
达尔文主义也是马克思哲学思想的一部分。尽管马克思本人把达尔文主义放在如何重要的程度还存有争议，但阮杰认为，中共把达尔文主义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所以从中国出来的人都知道，达尔文主义是中国教材的必选内容；而达尔文主义在中国，无论在政府、教育界还是学术界，都处于不可撼动的至尊地位。而中国社会的乱象也与达尔文主义有着根本的联系。
阮杰表示，达尔文主义的有毒之处首先体现为这个理论模糊了人和动物生命的本质那条界限，淡化了人的生命的神圣性。
传统文化对人生命的神圣性充满了敬畏。传统文化讲“人命关天”，“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把人的生命看得非常神圣。而达尔文主义从理论上、从根本上否定了这一点，或者说人的生命不过是动物界生命的延续和升级而已。
因而，阮杰认为，目前大陆出现漠视人的生命，甚至出现活摘人体器官这样的罪恶，就是达尔文主义泛滥的恶果之一。共产党社会盛行为了给高官、富豪做移植手术而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这样的罪恶，且被治愈的患者心安理得、泰然受之，没有任何负罪感，公然漠视他人生命的神圣和尊严，这与共产党信奉达尔文主义有着不可分割的因果关系。
阮杰还表示，达尔文主义被整个社会普遍接受，必然的结果之一就是每个人对于其他人生命的尊严和神圣都不会正视。所以动物界的野蛮规则在人类社会大行其道。 而人类社会在达尔文主义的侵蚀下真的在变成一个动物的世界，而每一个人都在这种动物界的规则下失去了生命的基本尊严。
当一个动物界的规则在我们曾经引以为傲的民族文化中被奉为真理的时候，唯一的结果就是逆淘汰，人们在痛心、无力、一直到最后麻木下，把人的社会变成了一个动物的世界。凡是对社会的未来有期盼和责任感的人都不禁要问，我们中国社会的未来在哪里？
《资本论》之恶与社会之乱象
《资本论》是马克思最主要的著作，也是后来共产主义政权建立其经济模式的理论基础。很多人都知晓《资本论》中的那句影响深远的话：资本来到人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流着鲜血和肮脏的东西。阮杰认为，把自然的经济现象以罪恶和仇恨的角度进行解释，是深植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基因。且不说资本的运作有其必然规律性，这很难用简单的善恶来概括，即便是资本确有其恶，用仇视和对立的思想来解读社会经济现象，这固然能使下层民众对富人的财富累积过程充满了敌视，使流氓无产者的破坏行为充满了“正义”的理论支持，而改变这种恶的方式其实更恶。那么这种以恶制恶的模式又如何能结出善果呢？所以，共产主义理论下的经济运作的种种社会乱象，都能追溯到《资本论》之恶这个根源。
阮杰认为，人性中有其恶的一面。无产阶级用暴力的方式夺取政权和财富的过程可谓把这种人性之恶发挥到了极致。无产者在夺得财富后，便要求财富的分配者大公无私，这完全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先天硬伤和缺陷。马克思在要求他的追随者用魔鬼的一面占有了社会财富，接下来便让他的信徒成为圣洁的天使，完全清除了魔鬼之恶。阮杰认为，这完全忽略了人性中固有的复杂性，完全理想化了人性。这种理论只能是建立空中楼阁，而它一旦作为社会实践的指导，必然会导致种种社会乱象和灾难。
人性中有其为私为我的一面，这是客观存在的现实。阮杰认为当马克思要求财富的分配者必须大公无私的时候，接下来这个阶层便会开始系统性地欺骗、伪装，这就会成为一个必然的社会现实。所以目前中国社会的制度性腐败、制度性谎言，便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之因结出的恶果，而执政者系统性的恶果也必然恶化社会的方方面面。
邓小平的“务实”和“叼盘”
阮杰认为，马克思的种种理论，在1949年中共建政后的30年时间被彻底证明是失败的，而中华民族付出了巨大的、却本可避免的代价。邓小平后来的种种务实政策，其实是面对代价之后的反思和现实的归正。包产到户是正视人性中有为私为我一面这一基本事实。
人类几千年来，人性并没有变化。而马克思无视人性中的现实存在的一面，让整个民族去实践一个荒诞的理论，造成巨大的浩劫，这是这个民族令人悲哀的一面。邓小平的务实，是对现实的回归，而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在现实实践失败后的一种圆谎和叼盘。
而之后的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和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一直到习近平的“中国梦”，都是在现实下的一种圆谎。马克思《资本论》中对资本家的敌视到江泽民时期“三个代表”允许资本家入党，从理论上说，中共的政策是对马克思原教旨主义的“离经叛道”。但这些本就互不相容的理论却能装到一个筐里，把“三个代表”这种所谓的理论说成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这也说明，当前共产党所认定的马克思理论，根本没有什么基本的原则，只是为了控制政权，为了自圆其说，可以把一些南辕北辙的东西放在一起。
如果说这些理论真的有什么共通的话，那就是新的部分延续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之恶。无论现实怎样证明这些所谓思想的错误，中共都会去曲解现实，极力去维护那些本该被纠正的理论。
共产政权的非法性和对正见的打压
马克思在《资本论》首版的二十多年前，就发表了《共产党宣言》。《共产党宣言》为马克思的追随者夺取政权提供了理论指导，暴力是马克思主义政权的最主要基因。与传统的战争变更政权不同的是，马克思的追随者不但要夺取政权本身，还要堂而皇之地占有、控制和支配社会财富。阮杰解读了马克思式的夺权方式，它的敌人不仅是前政权的当权者，还包括原来财富的所有者，所以他们的敌人不是一个集团，而是一个社会阶层。从这个角度来说，马克思式夺权的暴力基因更甚。
虽然马克思用理论把其夺取方式合理化，但这种邪恶的理论本身就是一种对世间基本规则的破坏和颠覆，对基本人性的违背和挑战。它与天、地、人都不能自然相处，必然使马克思式政权带有先天的戾气和之后系统的暴力高压。
阮杰认为，马克思式政权的另一个问题就是政权的继承。传统的皇权社会通常是血缘传承，主要形式是父辞子继，这是一种符合人伦的形式，因此这种方式也容易被人认可和接受，而一旦形式确定后，政权的继承就变得平稳和有序，即使有时在特殊情况存在争执，涉入这种争执的人也不多，使权力之争限制在一个很小的范围之内。
近代社会民主国家权力变更的方式是民主选举，虽然这并非是完美的，如果不是在选举中大范围作弊，执政者通常没有合法性的危机感，从而使执政者的主要精力放在如何更好地施政方面。
以上的政权形式在通常情况下，政权本身的目标是追求善政，使社会和平安定、人民安居乐业。即便是军政府，虽然主要通过武力震慑的方式维持政权，但一旦政权达到稳定这个目标，执政者仍然会在一定程度上追求仁政，使人民有信仰的自由，以及一定的言论自由。
阮杰认为，与上述几种执政形式相比，马克思式的政权是最卑劣的。除了政权来源的暴力基因问题之外，在执政时，共产政权时时存在这种危机感，正是因为这种先天的危机感，那么高压统治、打压其他有影响力的精神领袖和有威望的社会人士就是共产政权的必然特征。
在政权的继承上，在理论上说，共产政权不能通过血缘关系继承，阮杰认为，这与马克思的无产阶级是社会的领导阶层相违背，因为一旦一个家族统治了一个国家，从理论上说，这个家族就不再属于无产阶级这个队列之内的，反而应该是无产阶级要去斗争的对象。朝鲜政权的血缘继承虽然几十年来能够维持基本稳定，但一方面它需要用高压的方式维持，另一方面也是在传承上向古代皇权的一种回归，但这种传承方式是不能被原教旨的马克思主义认可的。而其它的非血缘继承的马列政权，在党内都是派系林立，互不相容，而在权力继承上更是在党内斗得你死我活，腥风血雨。而在权力更替之时，可能整个国家都会卷入这种党内斗争的漩涡之中。
即便在没有权力更迭的相对“稳定”时期，共产政权因为先天的暴力基因和其理论本身的荒谬，政权来源的非法性和执政的合法性一直是共产政权时时紧綳的一根神经。阮杰认为，基于这种危机感，共产政权便把自己比作真理的化身，而实际上它又不是，那么它会把一切有影响力的人、一切有影响力的思想视为它的敌人。这几乎是共产政权的标准动作。
退党是解体共产党的有效途径
在谈到马克思主义给中华民族带来的深重灾难后，阮杰认为，法轮功学员发起的“退党”是解体中共、清除共产主义这种有害思想的有效途径。因为大多数人其实都是不自觉、被动地被灌输了共产主义的思想，而“退党”对所有的人都是一个触动。这会让人进行自我反思、清理共产主义思想，并能够主动地重新选择。
当每个人都能够作出自我选择、退出共产党的相关组织，便是自我新生的过程，同时也是解体中共的过程。因为共产党对人的洗脑和思想灌输是从娃娃抓起的，也是非常邪恶的。
阮杰表示，由法轮功倡导的“退党”运动，其实是和每个人息息相关的，关乎着每个中国人的未来。
责任编辑：李欣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