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2年01月26日讯】（英文大纪元资深记者Jan Jekielek采访报导／原泉翻译）“仅仅放弃信仰是不够的﹐你还得出卖朋友，为了生存，必须把自己的灵魂完全出卖给中共。”莱昂‧李说谈新片《沉默呼声》。
今天，我们邀请来的嘉宾是获得皮博迪（Peabody）奖的电影制片人莱昂‧李（Leon Lee，中文名：李云翔），他的新故事片《沉默呼声》（Unsilenced），讲述了一群学生冒着生命危险揭露中共残酷迫害的故事。
李云翔说：“全国上下都被动员起来镇压法轮功。”就像大多数批评中共政权的事情一样，各种力量都在试图使这部电影消失。
李云翔说：“几位资深剧组成员甚至在签署了协议备忘录后，还是选择退出，有时只在开拍前几天。”他谈到中共如何操纵西方对中国的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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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杰凯：莱昂‧李，很高兴你来到《美国思想领袖》节目。
莱昂‧李：谢谢邀请。
揭露发生在中国的最大人权暴行
杨杰凯：莱昂，我最近刚看了你的新影片《沉默呼声》。首先说说片名——“沉默呼声”，这不仅是故事发生地的中国人、全世界的人都在思考这个话题，在审查制度、压制言论之下，如何能够在公共场合表达自己的观点。请告诉我们，电影《沉默呼声》讲的是什么？
李：《沉默呼声》根据真实事件改编，讲述了一名美国记者和一群在中国的无辜学生，如何联手揭露发生在中国的最大的人权暴行之一。
杨杰凯：我不记得上一次看到有一部好莱坞的电影，以无论何种方式批评中共政权，是什么时候了。
李：嗯，上一次大概是在1997年，当时好莱坞出了三部电影，对中共政权进行了不痛不痒的批评，谈到了西藏的人权问题，诸如此类吧。
但在那之后，好莱坞似乎被好好地上了一课，为了进入中国市场——我想，去年中国的票房收入已经正式超过美国，全年总票房世界第一——他们再也不能拍出能揭示中国真相的影片。不仅如此，我相信，为了进入市场，（好莱坞）有主动讨好北京审查人员的趋势。
杨杰凯：你的电影真的让我思考了很多，不仅仅是关于中国，而是关于整个世界，以及，坦率地说，英雄是如何在不太可能的情况下造就的。请谈谈你是怎么发掘这些故事的。
李：在拍摄上一部纪录片时，我有机会在美国见到了影片的主人公王博宇的原型（王为宇）。他在监狱服刑八年后刚刚逃离中国，而他所有的“罪行”基本上都是通过非常和平的方式揭露迫害。他曾是中国的麻省理工学院——著名的清华大学的博士研究生，当然，原本前途一片光明。
但随后在1999年，中国政府开始镇压法轮功，他当时已经修炼了一段时间，于是一夜之间，他从一个名牌大学的天之骄子变成了国家的敌人。
他被大学开除，但他并未就此放弃，他和朋友们发起了这场底层运动，以传播真相，反击国家宣传。这个故事是基于他自己的经历，以及其他法轮功学员和西方记者的经历。
杨杰凯：首先，我想谈一谈王，王在片中有一位教授导师，我很喜欢影片中的这个角色。这位教授对镇压感到不安，他曾在1989年的天安门广场大屠杀中失去了儿子，他看出了在发生的事情是怎么样的，担心同样的事情也会发生在他的弟子身上。
李：正是如此，就像整整一代中国人一样，他们的理想、他们的梦想、他们的勇气被1989年的那场大屠杀粉碎了，许多人彻底失去了希望。对他们来说，能够生存下去，就是他们的首要任务，不再追求任何理想。而王的教授，正如你提到的，在1989年失去了儿子。
对于王，教授视他为自己的第二个儿子，他的人生经验告诉他，不要与党作对，这是你最不想做的一件事。他尽最大努力说服王放弃，背弃其信仰。但是，王当然相信自己的信仰是对的，政府关于法轮功的一切说辞都是假的，都是彻头彻尾的宣传，他相信重要的是讲出真相。所以，教授和王博宇之间有一些耐人寻味的互动。
杨杰凯：莱昂，我不得不在此插上几句。我看过你的第一部电影是《活摘》（Human Harvest），这是你的早期电影之一，谈论了一个禁忌问题，这是对中国整个为获取器官而谋杀活人的行业的大曝光之一。我知道你在拍摄和发行该部影片时经历了很多困难，并最终为此赢得了皮博迪奖。鉴于我们要谈论的是如何不被消声（的《沉默呼声》），要谈论的是这类重要话题，请跟我谈谈电影《活摘》。
李：好的。《活摘》是一部揭露中国非法器官交易的影片。事实证明，中共政权从成千上万的法轮功学员、维吾尔人、藏人和持不同政见者身上活摘重要器官，当然，是为了给中国蓬勃发展的移植产业提供供体。
一开始，大多数器官接受者是富有的西方病人，（该暴行）曝光后，他们转向本国国内市场。现在这些器官的接受者主要是（中国）国内的病人。许多组织一直致力于这一问题，试图向中国政府施压，要求其停止使用死囚和其他持不同政见者的器官，尽管中共做出了承诺，但不幸的是，这种做法并未真正停止。
杨杰凯：尝试拍摄这样题裁的一部电影，你知道（中共）没有任何官方机构会承认做过这样的事情，请谈一谈这方面的情况。
以中国的人权问题为中心 拍片有多难
李：我的大部分电影是以中国的人权问题为中心，部分原因是没有人拍。我完全知道这有多难，但直到我真正开始拍摄这些电影时，我才知道有多难。
以我们最近完成的《沉默呼声》为例。我记得在第一次制片会议上，我告诉核心团队：“伙计们，我们要拍一部关于中国的电影，但有两件事你们要知道。第一，我们不能用中国籍的演员。第二，我们不能在中国取景。所以，但愿我们好运。”
而这是我们面临的最基本的困难。当然，然后我们确实遇到了这些挑战，当我们决定在台湾拍摄这部电影时，几位资深剧组成员，甚至在签署了协议备忘录后，还是选择退出，有时只在开拍前几天。
有一次，一位演员的压力很大，因为他的家人和台湾电影界的重量级人物，都一起向他施压，让他退出，告诉他（跟我们拍片）是自杀行为，就是不能拍这样的电影。还有一次，我在片中有几个角色需要西方演员扮演，他们在台湾生活，甚至他们也退缩了，因为他们还想要在台湾参与中国大陆制作的影片。
在场地方面，也是如此。最初，我认为台湾讲民主，这部电影是关于中国的。我们不能在中国拍，但我们可以在台湾拍，这实际上向世界表明了，台湾是民主的，向世界表明了我们为什么要保卫台湾。但是很多台湾人害怕，不允许我们使用他们的场地。
有一次，我想那是在（中共政法委）杨书记（注：片中主要反派）的办公室，我们开始装饰布景。该场地的主人一看到中国国旗，就吓坏了，她说：“不，你们不能在这里拍电影，你们必须去别的地方。”
然后我们说：“我们打算第二天拍这个场景，没办法在一夜之间找到另一个场地。”她说：“我不管，你们不能在这里拍。”所以很多时候，在漫长的一天拍摄后，比如12、13个小时，核心团队不得不去寻找另一个第二天的拍摄场地。拍片完成后，我意识到在两个月的拍摄中，我们的主要创作团队只休息了一天。
中宣部完全控制中国媒体 法轮功讲真相受监视
中宣部的唯一目标是完全控制中国的媒体，数千份报纸、数百家电视网。
这些媒体收到来自宣传部门的一达一达的指令，包括报导什么、用什么词、审查什么文章。成百上千的网警在中国的社交媒体和互联网上监控，顺便说一下，互联网被长城防火墙完全屏蔽，中国人与外界隔绝，根本无法访问YouTube、谷歌、脸书（Facebook）、推特（Twitter）。
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想像对中国公民来说，要想说出与党的论调不同的话有多难，这就是为什么法轮功学员采用各种方式（讲真相）。例如，他们会挨家挨户派送传单、放气球散发传单、有时他们会给人们发DVD。有些情况下，他们使用带计时器的扬声器，他们在公共场所悬挂扬声器，甚至有时在监狱、拘留所附近，使用定时器能让他们在广播开始前躲开。
采用各种方式，让他们的声音被听到。但真正让我惊讶的是，尽管受到暴力镇压，法轮功学员在他们的抗争中从未使用过暴力，他们以和平的方式做了力所能及的一切事，法轮功学员的努力也许是过去20年中最大的非暴力运动。
杨杰凯：我还要说，在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国家，以难以置信的创新方式传播信息，我认为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底层和平行动。
李：是这样的。而中共当局认识到这场非暴力运动的有效性，他们也采取了极端措施。我给你举两个例子，一个是在人们可以购买打印纸的供应品商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共派便衣在那里试图找出谁来买打印纸、买墨盒，有时纸张上也会留有标记，这样他们就可以追踪，查出谁在买这些东西。
另一个例子，顺便说一下，这是我们在影片中展示的一幕，李去买纸，而老板居然向警察举报了她。还有个例子是，公安们在警车上安装了特殊装置，他们会穿过不同的社区，试图检测出谁的打印机在运转，并根据运转时间的长短，他们会推测出：“也许这是印制那些传单的地下资料点。”
对外国记者来说 应对干扰和审查是家常便饭
杨杰凯：那麽。谈谈记者这个角色，这位西方记者在10年前报导了天安门广场大屠杀之后，刚刚重新获得了中共的（采访）允许，他正在东看西查，试图弄清楚发生了什么。
他给编辑打电话，编辑说：“哇，哇，哇，你想报导什么啊？听着，让我们报导一些友好的事情。”这听起来像是当今一个常见的主题，但这也是当时发生的事情吗？
李：是的。中共有各种方式来审查、控制或影响在华的外国记者，这一点已经被“无国界记者”等组织详细记录在案。在影片《沉默呼声》中，我们的记者是一个综合而成的人物，我确实采访了许多驻华记者，把他们的一些经历融入到这个角色中。
对许多记者来说，应对干扰和审查是家常便饭。有时，他们只能拿到三个月或六个月的签证，取决于他们在这段时间内写的文章，他们的签证可能得到延期，也可能得不到。
对一些记者来说，这可能没什么问题，他们可以回到美国，被分配到其它地区，这没关系。但对有些记者来说，中国问题是他们的专长，他们从大学开始就学习中文，这是他们的工作。对于中国问题专家、学术界的学者或记者来说，如果他们失去了进入中国的机会，他们就会失去接触一切的机会，这就是为什么对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说，能够报导真相是一场持续的斗争。
杨杰凯：这让我想起了最近对阿什利‧伦斯伯格（Ashley Rensburg）的采访，她谈到了《纽约时报》过去的各种报导。一个例子是《纽约时报》驻苏联的记者沃尔特‧杜兰蒂（Walter Duranty），1930年代初，约瑟夫‧斯大林的政策在乌克兰引发大规模饥荒，杜兰蒂却报导那里的一切都很好，还因此获得了普利策奖。
伦斯伯格对此做了研究，发现《纽约时报》和苏联达成了某种协议，他们为苏共做正面报导，只是为了获准进入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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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