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领袖】中共如何操纵西方对中国的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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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22年01月26日讯】(英文大纪元资深记者Jan Jekielek采访报导/原泉翻译)“仅仅放弃信仰是不够的﹐你还得出卖朋友,为了生存,必须把自己的灵魂完全出卖给中共。”莱昂‧李说谈新片《沉默呼声》。

今天,我们邀请来的嘉宾是获得皮博迪(Peabody)奖的电影制片人莱昂‧李(Leon Lee,中文名:李云翔),他的新故事片《沉默呼声》(Unsilenced),讲述了一群学生冒着生命危险揭露中共残酷迫害的故事。

李云翔说:“全国上下都被动员起来镇压法轮功。”就像大多数批评中共政权的事情一样,各种力量都在试图使这部电影消失。

李云翔说:“几位资深剧组成员甚至在签署了协议备忘录后,还是选择退出,有时只在开拍前几天。”他谈到中共如何操纵西方对中国的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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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杰凯莱昂‧李,很高兴你来到《美国思想领袖》节目。

莱昂‧李:谢谢邀请。

揭露发生在中国的最大人权暴行

杨杰凯莱昂,我最近刚看了你的新影片《沉默呼声》。首先说说片名——“沉默呼声”,这不仅是故事发生地的中国人、全世界的人都在思考这个话题,在审查制度、压制言论之下,如何能够在公共场合表达自己的观点。请告诉我们,电影《沉默呼声》讲的是什么?

李:《沉默呼声》根据真实事件改编,讲述了一名美国记者和一群在中国的无辜学生,如何联手揭露发生在中国的最大的人权暴行之一。

杨杰凯:我不记得上一次看到有一部好莱坞的电影,以无论何种方式批评中共政权,是什么时候了。

李:嗯,上一次大概是在1997年,当时好莱坞出了三部电影,对中共政权进行了不痛不痒的批评,谈到了西藏的人权问题,诸如此类吧。

但在那之后,好莱坞似乎被好好地上了一课,为了进入中国市场——我想,去年中国的票房收入已经正式超过美国,全年总票房世界第一——他们再也不能拍出能揭示中国真相的影片。不仅如此,我相信,为了进入市场,(好莱坞)有主动讨好北京审查人员的趋势。

杨杰凯:你的电影真的让我思考了很多,不仅仅是关于中国,而是关于整个世界,以及,坦率地说,英雄是如何在不太可能的情况下造就的。请谈谈你是怎么发掘这些故事的。

李:在拍摄上一部纪录片时,我有机会在美国见到了影片的主人公王博宇的原型(王为宇)。他在监狱服刑八年后刚刚逃离中国,而他所有的“罪行”基本上都是通过非常和平的方式揭露迫害。他曾是中国的麻省理工学院——著名的清华大学的博士研究生,当然,原本前途一片光明。

但随后在1999年,中国政府开始镇压法轮功,他当时已经修炼了一段时间,于是一夜之间,他从一个名牌大学的天之骄子变成了国家的敌人。

他被大学开除,但他并未就此放弃,他和朋友们发起了这场底层运动,以传播真相,反击国家宣传。这个故事是基于他自己的经历,以及其他法轮功学员和西方记者的经历。

杨杰凯:首先,我想谈一谈王,王在片中有一位教授导师,我很喜欢影片中的这个角色。这位教授对镇压感到不安,他曾在1989年的天安门广场大屠杀中失去了儿子,他看出了在发生的事情是怎么样的,担心同样的事情也会发生在他的弟子身上。

李:正是如此,就像整整一代中国人一样,他们的理想、他们的梦想、他们的勇气被1989年的那场大屠杀粉碎了,许多人彻底失去了希望。对他们来说,能够生存下去,就是他们的首要任务,不再追求任何理想。而王的教授,正如你提到的,在1989年失去了儿子。

对于王,教授视他为自己的第二个儿子,他的人生经验告诉他,不要与党作对,这是你最不想做的一件事。他尽最大努力说服王放弃,背弃其信仰。但是,王当然相信自己的信仰是对的,政府关于法轮功的一切说辞都是假的,都是彻头彻尾的宣传,他相信重要的是讲出真相。所以,教授和王博宇之间有一些耐人寻味的互动。

杨杰凯:莱昂,我不得不在此插上几句。我看过你的第一部电影是《活摘》(Human Harvest),这是你的早期电影之一,谈论了一个禁忌问题,这是对中国整个为获取器官而谋杀活人的行业的大曝光之一。我知道你在拍摄和发行该部影片时经历了很多困难,并最终为此赢得了皮博迪奖。鉴于我们要谈论的是如何不被消声(的《沉默呼声》),要谈论的是这类重要话题,请跟我谈谈电影《活摘》。

李:好的。《活摘》是一部揭露中国非法器官交易的影片。事实证明,中共政权从成千上万的法轮功学员、维吾尔人、藏人和持不同政见者身上活摘重要器官,当然,是为了给中国蓬勃发展的移植产业提供供体。

一开始,大多数器官接受者是富有的西方病人,(该暴行)曝光后,他们转向本国国内市场。现在这些器官的接受者主要是(中国)国内的病人。许多组织一直致力于这一问题,试图向中国政府施压,要求其停止使用死囚和其他持不同政见者的器官,尽管中共做出了承诺,但不幸的是,这种做法并未真正停止。

杨杰凯:尝试拍摄这样题裁的一部电影,你知道(中共)没有任何官方机构会承认做过这样的事情,请谈一谈这方面的情况。

以中国的人权问题为中心 拍片有多难

李:我的大部分电影是以中国的人权问题为中心,部分原因是没有人拍。我完全知道这有多难,但直到我真正开始拍摄这些电影时,我才知道有多难。

以我们最近完成的《沉默呼声》为例。我记得在第一次制片会议上,我告诉核心团队:“伙计们,我们要拍一部关于中国的电影,但有两件事你们要知道。第一,我们不能用中国籍的演员。第二,我们不能在中国取景。所以,但愿我们好运。”

而这是我们面临的最基本的困难。当然,然后我们确实遇到了这些挑战,当我们决定在台湾拍摄这部电影时,几位资深剧组成员,甚至在签署了协议备忘录后,还是选择退出,有时只在开拍前几天。

有一次,一位演员的压力很大,因为他的家人和台湾电影界的重量级人物,都一起向他施压,让他退出,告诉他(跟我们拍片)是自杀行为,就是不能拍这样的电影。还有一次,我在片中有几个角色需要西方演员扮演,他们在台湾生活,甚至他们也退缩了,因为他们还想要在台湾参与中国大陆制作的影片。

在场地方面,也是如此。最初,我认为台湾讲民主,这部电影是关于中国的。我们不能在中国拍,但我们可以在台湾拍,这实际上向世界表明了,台湾是民主的,向世界表明了我们为什么要保卫台湾。但是很多台湾人害怕,不允许我们使用他们的场地。

有一次,我想那是在(中共政法委)杨书记(注:片中主要反派)的办公室,我们开始装饰布景。该场地的主人一看到中国国旗,就吓坏了,她说:“不,你们不能在这里拍电影,你们必须去别的地方。”

然后我们说:“我们打算第二天拍这个场景,没办法在一夜之间找到另一个场地。”她说:“我不管,你们不能在这里拍。”所以很多时候,在漫长的一天拍摄后,比如12、13个小时,核心团队不得不去寻找另一个第二天的拍摄场地。拍片完成后,我意识到在两个月的拍摄中,我们的主要创作团队只休息了一天。

中宣部完全控制中国媒体 法轮功讲真相受监视

中宣部的唯一目标是完全控制中国的媒体,数千份报纸、数百家电视网。

这些媒体收到来自宣传部门的一达一达的指令,包括报导什么、用什么词、审查什么文章。成百上千的网警在中国的社交媒体和互联网上监控,顺便说一下,互联网被长城防火墙完全屏蔽,中国人与外界隔绝,根本无法访问YouTube、谷歌、脸书(Facebook)、推特(Twitter)。

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想像对中国公民来说,要想说出与党的论调不同的话有多难,这就是为什么法轮功学员采用各种方式(讲真相)。例如,他们会挨家挨户派送传单、放气球散发传单、有时他们会给人们发DVD。有些情况下,他们使用带计时器的扬声器,他们在公共场所悬挂扬声器,甚至有时在监狱、拘留所附近,使用定时器能让他们在广播开始前躲开。

采用各种方式,让他们的声音被听到。但真正让我惊讶的是,尽管受到暴力镇压,法轮功学员在他们的抗争中从未使用过暴力,他们以和平的方式做了力所能及的一切事,法轮功学员的努力也许是过去20年中最大的非暴力运动。

杨杰凯:我还要说,在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国家,以难以置信的创新方式传播信息,我认为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底层和平行动。

李:是这样的。而中共当局认识到这场非暴力运动的有效性,他们也采取了极端措施。我给你举两个例子,一个是在人们可以购买打印纸的供应品商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共派便衣在那里试图找出谁来买打印纸、买墨盒,有时纸张上也会留有标记,这样他们就可以追踪,查出谁在买这些东西。

另一个例子,顺便说一下,这是我们在影片中展示的一幕,李去买纸,而老板居然向警察举报了她。还有个例子是,公安们在警车上安装了特殊装置,他们会穿过不同的社区,试图检测出谁的打印机在运转,并根据运转时间的长短,他们会推测出:“也许这是印制那些传单的地下资料点。”

对外国记者来说 应对干扰和审查是家常便饭

杨杰凯:那麽。谈谈记者这个角色,这位西方记者在10年前报导了天安门广场大屠杀之后,刚刚重新获得了中共的(采访)允许,他正在东看西查,试图弄清楚发生了什么。

他给编辑打电话,编辑说:“哇,哇,哇,你想报导什么啊?听着,让我们报导一些友好的事情。”这听起来像是当今一个常见的主题,但这也是当时发生的事情吗?

李:是的。中共有各种方式来审查、控制或影响在华的外国记者,这一点已经被“无国界记者”等组织详细记录在案。在影片《沉默呼声》中,我们的记者是一个综合而成的人物,我确实采访了许多驻华记者,把他们的一些经历融入到这个角色中。

对许多记者来说,应对干扰和审查是家常便饭。有时,他们只能拿到三个月或六个月的签证,取决于他们在这段时间内写的文章,他们的签证可能得到延期,也可能得不到。

对一些记者来说,这可能没什么问题,他们可以回到美国,被分配到其它地区,这没关系。但对有些记者来说,中国问题是他们的专长,他们从大学开始就学习中文,这是他们的工作。对于中国问题专家、学术界的学者或记者来说,如果他们失去了进入中国的机会,他们就会失去接触一切的机会,这就是为什么对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说,能够报导真相是一场持续的斗争。

杨杰凯:这让我想起了最近对阿什利‧伦斯伯格(Ashley Rensburg)的采访,她谈到了《纽约时报》过去的各种报导。一个例子是《纽约时报》驻苏联的记者沃尔特‧杜兰蒂(Walter Duranty),1930年代初,约瑟夫‧斯大林的政策在乌克兰引发大规模饥荒,杜兰蒂却报导那里的一切都很好,还因此获得了普利策奖。

伦斯伯格对此做了研究,发现《纽约时报》和苏联达成了某种协议,他们为苏共做正面报导,只是为了获准进入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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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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