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2年10月21日讯】

前言

自幼就从父母那儿得到“海量”的爱，但我天资鲁钝，是直到五十岁那年父亲去世后才“开窍”，逐渐意识到，那些深刻于脑海中的许多儿时之点点滴滴，全是对父母之爱的回忆。其实他们那只顾“耕耘”、“牺牲”，而“不问回收”所付出的爱，只是一般的“天下父母心”，虽非俯拾皆是，也绝非特例，你或许像我一样，一旦“开窍”后，会自然领略到的。

父母之爱也不是人类特有的，自然界的哺乳类亦如此，尤其是母系动物之护犊行为，随处可见。我少小时所接触到的第一篇古文，就是在初中一年级上学期的国文课本中的“金丝猿”一文，讲述母猿中猎人之毒矢后，自知将死，临死之前如何“洒乳于林哺子 ”的故事，给台湾的万千学子上了儒家所强调的“孝道”之第一课，直接将伟大的“母爱”展现在你面前。

附带一提，“金丝猿”一文，开宗明义的第一句“武平产猿”所说的地点，就是我的祖籍福建武平，故乡附近的武夷山区，正是这故事之起源地。

父母在世时，我们做子女的还可能有些嫌他们爱得“啰嗦”，待我们成为父母之后，才逐渐体会到那些枝枝节节的繁琐事，即使是有点儿“爱之深，督之切”，归根究底还是“爱”。所以会有人说，子女都是你前世的债主，这辈子是来讨债的，细细一想，好像是有些道理在。

在我的感受上，父母所给的爱是“不同款”的。母爱溢于言表，细心、且直接表现在动作与言语上，像那“金丝母猿”一样，关心与照应我们兄弟俩，她确实有点儿“唠叨”，但“唠叨”也是“爱”的表现方式之一。我父亲是位农家出身，俭朴寡言的职业军人，他的爱是含蓄的，不用语言来表达，而是以身作则地培养我们兄弟俩正确的人生观，这不也是一种“爱”的表现方式吗？有时候，兄弟俩只要观察他的眼神，就可以清晰地感受到那透体的温馨。

到了古稀之年后，我才意识到报恩已无门，真正体验到那句“子欲养而亲不待”古谚之含义。至于我们的下一辈，尤其对那些身处异域，不是在儒家教育系统中成长的孩子们，我看您就别期望太高吧，自己尽了心就好。是吧？

现在，让我来细数一些还留在脑海中的，那儿时之点点滴滴吧！

发生在1940年代（我幼年时）的一件小事

1948年近年底时，我们全家终于在南京团聚，我在此用“终于”两字，是因为我父亲在留学美国堪萨斯市郊的陆军指挥参谋大学正规班一年后，于神州大地陷入兵荒马乱之际才返国，暂时留在南京的国防部待命，我们一家四口，加上我们兄弟俩早已离不开的褓姆张嫂，在一个大杂院里分租了几间房，就这样暂时安定了下来。

我老哥那年已快七岁，我还不到四岁。有一天父亲上班后，弟兄俩在院落里与其他孩子们嬉戏，老哥不知为何，与一个比他高至少一个头的孩子起了争执，两人大打出手，老哥不敌，被对方按在地上死K脑袋，叫声凄惨，我在旁看不下去啦，乃加入“战斗”，死命地捶那孩子的背，但我年幼体弱，打起人来简直就是“蜉蝣撼大树”，无济于事，情急之下，顺手捞起身旁的一把小木凳，就往那孩子的头上用力砸了下去，让他当场头破血流，哭叫着返家。弟兄俩算是“惨胜”，因为老哥的伤势好像也不轻，灰头土脸地（不是言过其实的形容词），一付斗败了的小公鸡模样。

不一会儿，那孩子的妈就上门来兴师问罪，但是当她看到我老哥的惨状后，也许就没有那么生气啦，再加上我母亲温言以对，双方也就不了了之。

母亲并未追究“打架”的起因，但是认为“打架”不是什么“好事”，所以逼着我俩认错，只要认了错，就不挨罚。我老哥自幼机伶，虽然褓姆张嫂还在忙着将他脸上与身上的泥污洗净，但是迫不及待地就“认错”，以免挨罚。在母亲追问之下，老哥也说了实话，说他只是“挨打者”，打破对方脑袋是“小弟”干的好事，与他无关。

我小时候头大身细，与豆芽菜没啥区别，还真是一付弱不禁风的样子。记得后来我们迁到台湾，每当台风天的雨后，地面泥泞一片，老哥被允许与邻家孩子们在外面泥地上“溜冰”，我则遭严禁出门，理由居然是怕我被台风给“吹”走啦。嗬！

所以母亲有点儿半信半疑，这“豆芽菜小弟”居然会打架？转头一看，我不但毫发无伤，还一付洋洋得意的样子，大概我认为兄弟俩联手在外打了一场“胜仗”，是值得“骄傲”的好事。

母亲的想法是，孩子们打架，把对方打得头破血流就是“不对”，但是有张嫂护着我，加上她也没真想要“打我屁股”，只要求我认错就好，张嫂怕我挨打，也在旁催我认错，可我就是倔强地不肯认错（因为那是保护哥哥，不觉得有错），所以母亲便搬了张椅子面对墙角，罚我坐在那儿“面壁思过”，直到认错为止。

母亲未料到的是，我在墙角一坐就是两个钟头，泪流满面，但坚决不肯认错，直到父亲下班回家。

我一向是“乖乖牌”，父亲见我被罚坐墙角，在那儿嚎啕大哭，又见我老哥伤痕累累，好奇之下查明缘由，立马将我“解放”出来，“正告”我母亲，说我“没半点错”，弟弟见老哥挨揍，上去“帮个忙”，是正常反应，那儿需要认错。母亲想了一想，对呀，哥哥被人欺负，难不成要弟弟袖手旁观？所以我被“无罪释放”，自是破涕为笑。

您看，母亲的爱，是希望我们平安，不要在外有任何“凶险”，父亲的爱，则是指点我们的人生观，偶遇“凶险”，兄弟俩该如何“亲爱精诚”，共同御敌。同样的一个“爱”字，有着不同的诠释，但归根究底，都是爱。

1950年代（我少小时期）的那些琐事

我们全家是1950年底，才从九龙难民营脱身，坐船抵基隆港的。

刚到台湾，父亲就被当时的陆军总司令孙立人将军延揽，担任陆总的第五署中将衔署长（父亲当时还是少将），负责策划陆军全军之训练事宜，但仅仅一个月后，我父亲就向孙将军递上辞呈，而且坚拒孙将军之挽留，只推荐了他七年前主持贵州扎佐陆军演习场时的一位部属，郑为元将军（那时他是属下的两位步兵团团长之一）去继任署长职。是的，郑将军就是那位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跨越两位总统（蒋经国与李登辉），担任国防部长的郑为元。

这件事在当时的军界算是“奇闻”，你想想看，父亲才从九龙回到台湾“归建”，全家四口饱经折腾，好不容易快要回复“正常”生活之际，就这样又陷入了人生之低谷。

七十多年后，我根据父亲遗留之手稿，与追溯母亲在松街疗养院的叙述，已经确认这件事之来龙去脉，我百分之百赞同父亲当时之作为，那就是“士可杀不可辱”，不过此事与本文之标题毫无关连，暂且略过，以后再“讲”罢。

就因为事业处于“低潮”，我父亲的挚友龚愚将军由台北赶来探望，还借给我父母一笔钱，就在我家后院搭起鸡笼来“养鸡”，所以下面的几个月开始（延续了两年多﹞，我父母亲就以卖鸡蛋维生。一年多后，大概是经几位老长官的强力推荐，父亲接任凤山陆军步兵学校教育长一职（职位当然远低于第五署署长），但是我家后院的鸡笼并没有被立刻拆掉，我父亲择善固执，我母亲担心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又会来个“一怒而辞”，所以我们弟兄俩几乎每天都有鸡蛋一粒佐餐，好不得意。

其实，若不是后来的一场鸡瘟，把饲养的鸡一扫而光，我们可能还会一直养下去。

父亲的“赋闲”时日，与我们弟兄俩的互动就多了一些，让我俩能感觉得到的父爱就相对地增加了不少，有些细琐的事，让我俩一辈子萦绕于怀。

首先，也不知道父亲从那儿学来的手艺，自搭鸡笼架之外，还动手制作了一个简单实用的“孵蛋机”，所以，我们后院的鸡养了好几代。眼看小鸡破壳而出之瞬间，父亲那得意的表情，加上我们弟兄俩的欢叫声，家中简直像是有过年节的气氛。这能让父子“同乐”的事儿，正是“父爱”表达之一种，更何况我老哥有那天赋，在父亲制作鸡笼架与孵蛋机时仔细在旁观察，学会一些“手艺”，几年后在他的少年时期，就能制作非常精美且耐用的“橡皮筋枪”与“弹弓”，是让村里的孩子们人人称羡的。

我幼时对“父爱”之主要体验与记忆，是在跟父亲去钓鱼时，被他教会如何在河畔的竹林内寻找深埋地下的嫩竹笋（没有挖出来，因为那是附近一间庙宇的寺产），与辨认可食用的野菜与草根，父亲幼年时家道中落，野菜是主食之一，这些细节我已在“猫狗雨的故事”中详述过，在此不多浪费笔墨。

在我的感觉中，“父爱”不是用细腻的动作表现出来的，它是指点我学习如何在逆境中求生，如何观察、接近与享受大自然，如何在遭遇挫折时，平心静气地面对人生之逆境。

而且，我们弟兄俩自幼就被父亲强力要求，饭碗里不得残留任何一粒米饭，那是因为父亲出身赤贫，年幼时家无隔宿之粮，米饭属于奢侈品。我俩还在读小学时，就被父亲教会，且背诵唐朝李绅的“锄禾诗”，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念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现在想起来，“禾苗”不就等于是农夫的“孩子们”吗？可作为子女的，通常是在自己有了下一代之后，才会体会到那“辛苦”之过程。

记得林语堂大师曾在一篇散文中写到，父母给子女的爱是自然流露的，就像“山涧往山下流动”的一样自然，自然得不需要多加解释，这就让我想到一段真实发生在大陆文革时期的故事。

有一位被列为“右派知识份子”的中学老师，遭中共下放到外地劳改，在煤矿里当矿工，妻子与一双稚龄子女则成了黑五类，在家乡备受屈辱与煎熬。有一天，他在树荫下歇息之际，见有个鸟巢遭强风吹落于地，巢中有两只雏鸟在寒风中挣扎。想到自己原本有个完美的家庭，无端遭中共拆散、迫害，不禁悲从中来，乃用一首诗记下自己当时痛澈心肺之感受。

春枝墬覆巢，中有双雏鸟，临风常瑟缩，念此心如捣。

在文革中遭毛泽东拆散的家庭何止以千万计，我不知道这位遭迫害的知识份子（是位常有诗作发表的诗人）之下场如何，但愿这首“捣心”之诗能流传后世，记录下那毛朝罄竹难书，丑恶历史中之一页。

与这两位遭毛共重度迫害的家庭子女相比，我们弟兄俩是何其幸运！

保温饭盒的故事（我的青少年时期）

我在“读建中的那一年”与“浮生六记所衍生出来的故事”两篇文章中，记录了与父亲同室近一年的琐事，只是忘记“讲”那“保温饭盒”的故事给你“听”。

话说我17岁那年，第一次离开母亲，随着父亲住在他工作的三军联合参谋大学校区内的长官宿舍，那是间没有厨房，也没有空调的简陋宿舍，父亲得替我解决的第一件事，就是我的“民生问题”。

三军联大与实践家专（实践大学之前身）是紧邻，所以大直区的北安路上，有许多给学生们按月包饭的餐馆，但是父亲担心他们不够“卫生”，质与量也都不够好，所以我就在三军联大的厨房搭伙吃“大锅饭”，大概是每月三百元左右。伙伕们对我真好，听到我会讲四川话（就是那半调子的“眷村川语”），就知道我一定是“重口味”，每餐还会特别给我准备一小碟辣椒酱油佐餐。

不瞒你说，大概是因为“隔窝香”或是“隔锅香”，那“大锅饭”才真好吃呢，只是我不能大摇大摆地坐在餐厅里吃，因为三军联大的学员们至少都是上校官阶，服饰正式且整齐，搞个“小老百姓”坐在那大餐厅里扒饭，确实有点像是我父亲在耍什么“特权”（校长通常不在餐厅里吃，我父亲是在餐厅里用餐的最高阶长官），所以我就“窝”在大厨房里，与伙伕们同桌。

建国中学开学后，我通常是赶不上晚餐开饭时间的，伙伕们会准备一个便当送到宿舍里，为了“保温”，负责宿舍勤务的章班长，会细心地用浴巾将它层层包好，放在书桌上，即便如此，待我放学后回到宿舍，便当充其量就只剩下些许余温而已，那个年头微波炉尚未发明，但我肚子饿啦，冷饭冷菜还是得硬吞下去，父亲看在眼里，疼在心里，担心日久会伤了我的肠胃。

此时刚好他收到一笔稿费（写稿、译稿，是他赚外快的方式），二话不说就上街去买了个昂贵的“保温饭盒”给我用。所以我即使因放学后，偶尔会在重庆南路的书店里留连忘返，回到宿舍时，还是会有个“温热”的便当等着我。

那“保温饭盒”是三层手提式，重量不轻，其原理与制作材料，和当时的热水瓶相似，可以分别放置饭、菜与汤。我之所以还记得那一甲子前的往事，是因为念及从未照顾过我日常生活的父亲（在我家通常是母亲之职责），也有他“细心体贴”的时候。何况那时他戴了近三十年的“天梭”自动表，在一次车祸中严重受损，这买“保温饭盒”的钱，是从他辛苦累积，准备换新表的稿费中挪用的。至于这件车祸事故的来龙去脉，我在“手表的故事”中曾“讲”过，在此不再赘述。

您看，在没有母亲的呵护下，沉默寡言的父亲，即使阮囊羞涩，还是会想方设法地让我享受被母亲“宠坏”了的家庭温暖，他从未将“爱”字挂在嘴上讲，只是以实际行动来让我体会。

至于那一年父亲是如何在其他方面关照我生活的，就请参阅我“读建中的那一年”一文罢。

像我父亲一般，不擅以言词表达父爱的男人一定不少，或许这是他们的天性吧。

由马祖东犬岛回台北的那一天（我初出茅庐之时期）

我服兵役那年（1968到1969年）的后半段，是驻扎在马祖东犬岛，一个不到两平方公里的蕞尔小岛上，那时岛上无电缺水（饮用水每半个月有“美字号”中型登陆舰来运补一次），生活过得十分“原始”，所以我在那儿可是吃足了苦头的。

好不容易熬到退伍，1969年七月上旬某日，接我们返台的中字号大型登陆舰终于停靠在基隆军港码头。一辆军用交通车（十轮的两吨半卡车改装的）把我们这群刚退了伍的“老百姓”，直接送到了基隆火车站，那张免费的火车票（普通慢车），让我在两小时后，回到我们位于台北大直的“东园”眷舍。

一如往常，年轻力壮的我一跃上门，伸手扭开门栓。老哥与我都甚少在家，也觉得带个不常使用的钥匙是累赘，所以我门兄弟俩回家，都是如此进门的。

推开门后正待搬行李进来，只见父亲自侧院探头张望，见是儿子返家，立即将手中的园艺小铲丢下，高兴地迎向我，还大声地通知在屋里的母亲，“儿子回来啦！”

母亲见到我，兴奋得眼泪掉个不停，父亲见到我，则是“如释重负”地一笑（也可能是含着泪），这“一哭一笑”都是两老的“感性”表达，只是方式有别而已。

我回到家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求母亲替我烧水洗澡，然后高兴地在澡缸里泡了至少一小时。信不信由你，在东犬岛的半年中我没洗过澡，水是远程运来用以解渴（续命）的少量饮用水，“洗澡”嘛，那是我躺在碉堡中作“美梦”时的梦境。

母亲就搬个椅子，一直坐在浴室门外唠唠叨叨地与泡在澡缸里的我，聊这半年来家中发生的大小事，当然也埋怨父亲拒绝运用他军中的“人际关系”把我调回台湾，让我在战地吃足了苦头。

“不请托人情”是父亲在军界出了名的“特性”，在担任黄埔军校教育长与校长的近五年期间，数度断然拒绝高官特别“照应”其后辈之请托，不惜得罪长官，所以他自己的两个儿子又岂能例外？尤其我老哥还是在海军陆战队服役的职业军人，经历了不少“磨练”呢。我在空军防炮205营服役时的防炮副司令官朱邦熙将军，是父亲当年属下之一位连或营长，朱将军是事后才得知我曾在防炮部队服过役的。

“爸呢？”我在澡缸里“享受”时，没听到父亲的声音。

“他在院子里种花。”

所以我洗完澡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到院子里看父亲在干啥。时值溽暑的七月，只见他汗流浃背的在挖洞，要种下他刚买来的几盆杜鹃花，自幼父亲就告诉过我们弟兄俩，家乡武平附近的山丘上，满布了野生的杜鹃花，季节到时山上一片艳红，煞是人间美景，所以父亲从来就管杜鹃花叫“映山红”。

多年以后，我才体会到，种“映山红”是他自疗乡愁的方式之一。

“你这次回家，看起来身体更健壮了一些。”父亲暂时停下工作，打量了我一番。

“在外岛吃得好，睡得足，空气特别清新，生活又有规律，所以每天都感觉神清气爽，体力充沛。”一甲子后，我仍然认为服兵役虽然是国民义务，也是我在成长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一环。

“只是没电又缺水，半年没洗澡。”我补上两句。当然，外岛生活是十分原始的。

“平安回家就好，其他都是次要的。”父亲是职业军人，什么大场面没见过，我在“服兵役的那一年”一文中提到那亲身经历过的两小时“枪林弹雨”，是不值一提的小场面，共方“水鬼”倒是有好几位被东犬守军送进了北京的“八宝山”陵园。

“回房去多陪妈妈聊聊吧，这几个月来，她可是忧心忡忡地，总算是盼到你平安回到家啦。院子里太热，你才洗过澡，待会儿又会搞得一身大汗，先回房去罢。”海岛的七月湿度偏高，是那“黏稠稠”、汗透全身的热。

父亲一向就是如此关注我母亲的，事事以她为优先。日后我才知道，两老曾为我分发到外岛服役之事大吵过好几次，因为我父亲硬是不肯为我而出面说项调回台湾。

虽然在父亲之催促下，我仍然赖着不肯走，替他将“映山红”在挖好的洞里扶稳，眼看父亲一铲一铲地把他的“乡愁”，和着他的汗水（或许还有我没察觉到的泪水，因为我有位非常感性的父亲），就这样埋在台北了。

晚饭后，父母亲兴致盎然地听我详述这半年来，在外岛上过的那无水无电的“原始”生活，与那枪炮声隆隆的一段真实发生过的，“歼灭水鬼”之小战役。

父亲自然十分高兴我年纪轻轻就有了战地经验，当场教了我一句英谚，“A calm sea does not make a skilled sailor. ”。这么简单易懂的英文，我没必要将其直译，与它意义略有相通的中文成语，应该就是“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吧。一年之后，用在我暑期纽约长岛打工的那三个月上，是恰到好处的。我若是没有历经过东犬岛（今日之东莒岛）上的磨练，是很难熬过那场人生低潮的。

1980年的返台之行（我的青壮时期）

1980年，是我离国11年后的第一次返台，父亲还住在原来的东园眷村里，那时父亲已退休十五年了，独居大直（我母亲当时是针灸医师，正在美国工作），园艺工作占据了他日常生活的大部分时间，小小院落里，被他照顾得花木扶疏。有天傍晚，我陪着父亲在院子里浇花，他还手指着几株茂盛的“映山红”对我说，“这花是我俩一起种的，还记得吗？”

当时，我还顺口夸赞父亲的好记忆力，几十年后又想起这件事，我才体会到，那是他细腻的“感性”表达，那些温馨的过往，他点点滴滴地铭记于心。这么“感性”的父亲，本应该是个舞文弄墨的人，怎么就投笔从戎做了“将军”呢？

回头一想，我这向来做起事来一板一眼的退休电子工程师，好像也被遗传了一些父亲的“感性”，虽然我一向是不怎么自觉的。

父亲对我们兄弟俩的爱，在我俩成长离家后，除了灌输在院子里的花木上，也“倾盆”地“浇”在孙辈身上。那次返台，是我第一次见到暂时寄养在大直家中的吉侄（谢俊吉），当年才八岁的小吉，是哥嫂的独子，老哥是在陆战队特种部队服役的职业军人，嫂嫂则是国防医学院毕业的护士，吉侄父母皆有繁忙军职，把小吉放到台北就学，且住在家中陪爷爷，是我们所有家庭成员全票赞同的。

那天傍晚，祖孙三代踱步去眷村口的小吃店，沿途的村民见到我父亲打招呼时，都称他为“小吉爷爷”，村民显然忘记他曾是位将军，小吉是谢家之长孙，祖孙俩朝夕相处，自是感情深厚，父亲也乐得被称为“小吉爷爷”。晚饭后返家时，街灯初上，我走在挽手同行的祖孙俩背后，那温馨地，一老一少之灯下依偎身影，至今仍清晰地印在我的脑海中。

父亲移居旧金山后，吉侄也一直在他身边陪伴着，直到他老人家离世为止。1993年，父亲曾寄给我一首诗；

“客况”

客况知何似，闲闲日月长，心安睡喜足，齿健食常香。

教奕弄孙乐，偶吟押韵忙，老怀差自适，第惜滞他乡。

诗中的“教奕弄孙乐”的“孙”，正是他十分钟爱的长孙“小吉”。时光飞逝，吉侄现在年届半百，他的两个女儿（我的侄孙女），都快要进大学啦，她姐妹俩当然也都是我哥嫂的开心菓啰。

附带一记，八十年代末，我第二度因公返台，老眷村已改建，被迁到位于台北市兴安街的一栋高楼，只见父亲在阳台上还是放了两盆“映山红”，当时我忘了问，这两盆花是不是由大直的老眷村移植过来的。

“护腹”的故事与“母爱”的延伸

母爱，是无微不至的爱，至少我的感受是如此。以前我写过一篇文章，告诉你我母亲是如何把我“胃口”调得如此之重的（每餐几乎无辣不下咽），下面这“护腹”的故事是讲她老人家如何“保护”我“胃”的，那就是“护腹”。

“护腹”是我母亲“发明”的名词，是一块约十八英寸见方的“布块”，大致是由几块厚绒布重叠缝合而成，是我睡觉时加盖在腹部用的。现在回想起来，它应该是由传统的中国“肚兜”演变而来的，因为我的第一块“护腹”之上方，有两条细绳将其挂在我颈子上，中间有另外的两条细绳，将之系于我腰际。

我们当年在凤山的日式眷舍中没有空调，一到夏天热得个半死，睡觉时所盖的薄被子，到早晨起床时，八成会被我踢落床下。我自幼身子虚弱，时常就因此而着凉，所以这名为“护腹”的布块，是被绑在胸腹前，陪着我长大的。而且久而久之，若是没有这块厚绒布盖着，我会觉得腹部凉飕飕的，还真不容易入睡呢。

离家去台南读大学前，眼见那块“护腹”已太小，起不了什么作用，母亲又为我亲手缝制了一个较大型的“护腹”，这块第二代的“护腹”已经没有线绳了，它就这样陪着我读大学，服兵役，与那在异乡打拼的岁月，直到二十一世纪初。

这块第二代的“护腹”，被我遗失在一次旅途中，现在使用的已是第三代，是她亲手一针一线缝的，每次见到、用到，心中还是会升起一股温馨的暖流。

晚年的母亲，将对子孙的爱，延伸到我父亲在福建武平家乡的亲戚们，她将当年在美国针灸行医之收入，陆续寄了接近六位数字（美元）给他们去改善生活环境，即使在我父亲去世后亦从未间断过。这“六位数字”也不是我瞎掰的，是母亲去世之后，我在她遗留的文件（账目表）中读到的。

结语

我父亲是27年前以九十高龄辞世的，现在母亲也走了超过十年，这十年来，随着自己年岁之增长，才逐渐意识到，父母当年给我们弟兄俩的爱，是从不计回收的。他们含辛茹苦，省吃俭用，把我们兄弟先后送到美国求学、谋生，从未规划过自己的移民。我母亲后来到了美国，可不是来依亲的，只有高中毕业学历的她，天资聪慧，在台湾拿到针灸执照之后，因英语流利（我父亲私下教她的），是被一位美国医生托人在台湾的报纸上登“事求人”广告，应聘来美行医的。

至于我父亲方面，那就更不用说啦，曾游学英、美的他，军职在身时，曾多次因公赴美（或是美军各亚太基地），有时还长达年余，所以非常熟悉美国的生活环境，也毫无语言隔阂，退休后却坚拒移民美国，想是他爱子心切，担心会成为我们弟兄俩生活上的负担。直到八十八岁生活已经无法自理时，才被我们在美家人“架”到美国来的（1992年底）。

有时候，我感觉父亲所给的“爱”，也普及在他的学生身上，那可能是因为他自十三岁起，就离家住校求学，由福建上杭中学、厦门集美师范、到黄埔军校，对寄宿生的生活经验颇多，日后又长期在“军教”单位服务，直到退休，他的先后门生可能近万，所以我父亲显然是以“过来人”之经验，关怀、照应那些在学校住宿的子弟兵们，以致他们对我父亲之佳评，即使我身处异乡都还时有耳闻。

当父亲在台北独居，生活已经无法自理时，那些已届龄退休的子弟兵们与他们的眷属闻讯赶来，轮流照顾他直到我们家人由美赶回，将他接到美国为止。这几位战车学校第一期（所谓战一期）毕业的门生有许道祥、张俊杰、李占秀、闵克新、蒋梦辉等，我对他们之感激，岂是一般粗浅的文字在这儿可以表达的。

我父亲一生所散发的“爱心”，没有在两个儿子身上“回收”，倒是从他的门生那儿“回收”了不少，每令我思之有愧。母亲去世后，我将她的通讯地址转换到德州，这才发现转来之信件几乎全是各慈善机构寄来的，她老人家生前乐善好施，帮助弱势族群，将爱散布在人间之方式，当然也是不计“回收”的。

所以我这些年来，写下一些怀念父母的文章，以“赎罪”之因素居多，然而悔之已晚。但愿那些不识“天下父母心”的年青人，读后引以为鉴。

【谢行昌，2022年9月，完稿于美国德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