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真相】整人后被整 云南第一书记走上绝路

1962年,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先告发、后揭批、再诬陷,三管齐下,成为毛泽东打倒习仲勋的“炮筒子”,然后文革中,他也成为被整对象,最后自杀身亡。(《百年真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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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先告发、后揭批、再诬陷,三管齐下,成为毛泽东打倒习仲勋的“炮筒子”。但到了文化大革命,阎红彦成为挨整对象,最后自杀身亡。他是“文革”中唯一一个“自杀”的中共上将,也是第一个“自杀”的省委书记。

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回顾这件往事。

接一通电话后 阎红彦自杀

据中共党史记录,1967年1月8日凌晨1点,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给时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打电话,要他接受造反派的批斗。

陈伯达说:“你不要像老鼠一样躲在洞里,去见见革命群众嘛。你的命就那么值钱?你没有了命,我负责赔你一条命。我可以给你立个字据,你不要胆小,不要养尊处优,当老爷当惯了,见不得风雨。斗过一次两次就怕了?十次、八次也不怕。这就是中央的意见。”

阎红彦激动地回答说,“文化大革命这样搞,谁高兴?”“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当时,在中央文革小组支持下,云南造反派已多次批斗过阎红彦,并且抄了他的家。就在四天前的1967年1月4日,造反派头子要求阎红彦参加在昆明检阅台广场召开的批判省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但阎红彦没去。

为保护阎红彦,那天下午,时任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把阎红彦秘密送到昆明市一个军事基地——小麦峪,让他在那里暂避风头。

造反派找不到阎红彦,就向中央文革小组报告。之后,陈伯达就拨通了阎红彦的电话。俩人通话时发生激烈争吵,而且除了陈伯达,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毛泽东妻子江青也在电话里指责他。

这让阎红彦感到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放下电话后,他走到隔壁房间,对云南省长周兴说:“杀我者,陈伯达、江青也!”

当晚,阎红彦服下几十片安眠药。第二天早上,秘书叫他起床时,发现他已经死了。

陈伯达、江青为什么要逼死阎红彦?他们是代表谁的?

阎红彦早年两次得罪毛泽东

1958年,毛泽东树起“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云南紧跟毛的战略部署,搞了不少极左的东西,结果饿死很多人,13万多边民纷纷越境外逃。

中共党史中说,1961年5月10日,阎红彦根据自己的调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对毛提倡的人民公社“一大二公”表达了不同意见。毛表面上批示“此信写得很好”,并发文要各地“参考”。但是,毛暗暗记下了这件事。

在1962年9月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并且决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在全国农村开展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然而,阎红彦认为,云南没有像其它地方那样刮单干风,也不存在生产、生活和市场混乱问题,因此不需要提“以阶级斗争为纲”。

1962年12月21日,云南省委批转省委宣传部的“关于今冬明春在农村中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意见”,提出“不需要‘以阶级斗争为纲’”。

文件发出后,很快就受到中共西南局和中共中央追查。1963年5月,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就这个文件点名批评阎红彦。阎红彦不得不作检讨。

新帐旧账一起算 阎红彦文革挨批斗

1966年5月16日,“文化大革命”爆发。在中央,刘少奇、邓小平被当成党内头号、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在云南,阎红彦就被当成刘、邓的代理人,新帐旧账一起算。

据《阎红彦的最后岁月》一文,1966年10月,阎红彦到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会上有人说“邓小平在淮海战役中动摇,企图后撤”。作为邓小平的老部下,阎红彦站出来反驳,而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很快把他列入“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黑名单”。

1966年11月中旬的一天,江青在北京召开大会,指责“昆明文化大革命还是死水一潭”、“局面没有打开”、“保皇派还在保护走资派掌权”、“要求中央文革增派力量,赶赴昆明,彻底扭转局势”。

在江青煽风点火下,昆明造反派像打了鸡血一样,热血沸腾,他们呼啦啦占领了省委大院,一次又一次批斗阎红彦。当年阎红彦反对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信、要求云南不要搞“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件等,都被翻出来,成为他反党、反毛的重要证据。批斗有时从早晨8点一直持续到晚上8点,他不能吃一点东西,喝一口水。

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将阎红彦藏起来之后,造反派到处找,甚至扬言:“哪里抓到阎红彦,就地枪毙。”

1967年1月7日晚,秦基伟说好到小麦峪看望阎红彦,但到晚8点左右,秦基伟托秘书捎去一个纸条,说:情况有变化,我不能来了,我的处境很不安全。

秦基伟的秘书向阎红彦汇报了昆明军区大院被冲击后的一些情况;接着,阎红彦的秘书王银山报告说,叶剑英元帅从北京来电话,问他:“阎红彦现在什么地方?安不安全?”王银山回答说:“电话不保密,不好告诉你。”叶剑英又问:“他身边都有些什么人?”王银山回答:“秘书、夫人、司机、警卫员都在。”叶剑英说:“要说服造反派,不能抄阎红彦的家。”王银山说:“家已被抄了。”叶剑英叹了一口气,挂断了电话。

阎红彦听完这些,站起身,在屋子里踱了几步,说:“叶帅也管不住了。”

当晚1点,阎红彦又接到陈伯达的电话,他绝望至极,只好一了百了。

1967年1月14日,中共总理周恩来主持召开各大区和省委书记会议时,称阎红彦的死是“叛党自杀”。

阎红彦揭发高岗

很多人都说,中共是一部“绞肉机”,只要加入其中,不是你害人,就是人害你。

阎红彦被活活整死了,他是无辜的吗?并不是。他也整过别人。

阎红彦和刘志丹、谢子长、高岗、习仲勋等,都是中共陕北根据地的创建人。1935年10月,毛泽东率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时,只剩不足8千人。正因为有了陕北根据地,毛才有了一块立足之地。

刘志丹和谢子长在1935年、1936年相继去世后,毛泽东把高岗当成陕北根据地的代表,在大会小会上经常赞扬高岗,还任命高岗为中共西北局书记。

阎红彦长期跟高岗过不去,1934年7月,他被派往苏联,1935年12月回到陕北,对高岗被重用很不以为然。在阎红彦看来,只有已死的谢子长和他本人,才是陕北根据地的代表。所以,他多次想把高岗拉下马。

据《阎红彦的云南文革:从管涌到溃堤》一文,1942年,中共开展延安整风时,阎红彦开始揭发高岗,说他在一次战斗中贪生怕死,临阵脱逃。但毛泽东不相信阎红彦的话,对他很冷淡,也不重用他。

1945年7月,在中共召开的解决西北历史问题会议上,康生代表中共中央宣布:“高岗是西北的革命领袖,今后不准任何人反对。阎红彦反对高岗是错误的。”

后来,高岗继续被重用,一度官至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央政府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国家计委主席;而阎红彦直到1959年,才成为云南省委第一书记。

阎红彦是打倒习仲勋的急先锋

阎红彦对陕北根据地的另一个创建人——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也心存妒嫉,也找机会向习仲勋发难。1962年,习仲勋因为小说《刘志丹》被打成“反党集团”头目,从此挨整长达16年,这与阎红彦有直接关系。

据《小说<刘志丹>冤案始末》一文,1962年7月,阎红彦从云南到北戴河开会期间,收到小说《刘志丹》送审稿,他在简单看了看之后,就认为有问题,写信给作者李建彤,阻止出版。李建彤没理会,之后,小说在《工人日报》等报刊上连载。

阎红彦在8月中旬看到后,立刻向中共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康生作报告告发。

9月8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上,阎红彦在西南组发言时,首先提出小说问题。他揭批说:在当前国内国外的气候下,各路人马都借机出来闹“翻案”,小说《刘志丹》就是在习仲勋主持下完成的,目的是利用宣传刘志丹宣传高岗。

阎红彦还诬陷说,习仲勋是《刘志丹》的第一作者。

阎红彦的接连发难,得到康生的附和。在毛泽东讲话时,康生写了一个字条说:“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

阎红彦、康生的看法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在毛的主持下,习仲勋等被打成“反党集团”,之后,升级为“彭(德怀)、高(岗)、习(仲勋)反党集团”、“西北反党集团”。

习仲勋被打倒后,受株连迫害的干部、群众达6万多人。

好的,我们今天就先说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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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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