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2年11月03日讯】（大纪元记者理尔、张瑛瑜香港报导）香港大学的图书馆引入新的预订系统，读者须预约登记方可浏览特别收藏部（Special Collections，下称特藏部）的书籍。另外，希望扫描（scan）、影印或拍摄特藏部材料的读者，要先填写表格，说明相关书籍的详细资料和拍摄照片数量。以上措施在5月18日起实行，有学者认为，收紧阅览规定“极可能是出于国安考虑”，需正视此举阻碍和伤害独立研究和学术自由，会窒碍资料流通并造成恐慌。
网媒Hong Kong Free Press日前报道港大引入上述措施，并提到特藏部中有5本政治书籍，包括前香港众志黄之锋《Unfree Speech: The Threat to Global Democracy and Why We Must Act, Now》、前立法会议员罗冠聪《Freedom: How We Lose It and How We Fight Back》、支联会的六四屠城相片集、陈云《香港城邦论》及壹传媒独立非执行董事Mark Clifford《Today Hong Kong, Tomorrow the World: What China’s Crackdown Reveals About Its Plan to End Freedom Everywhere》。另外，亦有3本关于1989年六四屠城的书籍，包括“天安门母亲运动”领袖丁子霖《六四受难者寻访实录》，但读者必须先在网上预约。
港大在回复《Hong Kong Free Press》查询时解释，新规定是“为有效地保护和保存脆弱及不可替代的资料”。（to effectively protect and preserve the fragile and irreplaceable materials for future generations of scholars）
杨颖宇：收紧阅览规定 极可能出于国安考虑
历史学者杨颖宇发现上述的新措施后，曾经在6月以《香港大学图书馆的新红线？》为题撰文，指有朋友曾经问特藏部职员改制的理由，对方回答是因为“有人偷书”。杨颖宇质疑，成立几十年的特藏部“是否一直都没有偷书问题”，并反问情况是否严重得“要牺牲历代学人均能享有的阅读和复印自由”。他接受本报访问时认为，收紧阅览规定“极可能是出于国安考虑”。
另一学者钟剑华认为，港大解释的理由“明显是借口”，并表示“有时真是不知是大学自把自为，还是政府施压”，慨叹图书馆这样做，只会令学术自由进一步收窄。他续指，“如果明知上到去（图书馆）取那些资料看，要登记，又要申请，有人肯定会避免使用，免得有麻烦。这对学术研究及学术自由都有十分明显的伤害”。
在1989年至1999年就读香港大学本科、研究院至取得博士学位的杨颖宇，形容特藏部是“香港研究的圣地”，在学时“日以继夜”在该处整理及阅读资料。他接受本报访问时指，当时特藏部完全不设任何限制，读者可以自由出入，而且可以任意从书架上拿书阅读，“从柜台借阅的书，分为一般闭架书和特藏闭架书，前者办理完借阅手续后可以随时在Special Collections范围内使用，后者则需要在柜台对面的玻璃房内使用”。
阻碍独立研究和学术自由需正视
杨颖宇表示，读者要首先办理借阅手续的措施，以前只适用于古籍、善本书，但现在扩大到特藏部所有书籍文献，并要将书拿到服务台前新设的阅读区使用，质疑“是否意味着凡特藏部读者必须接受职员监视？”
他又指，特藏部专门收集香港的典籍，纳入香港社运作品“原则上是合理的”；但是问题是出在收紧阅览规定，阻碍独立研究和学术自由，“这才是需要正视的”。
复印要申报 窒碍资料流通并造成恐慌
按港大图书馆的规定，读者要扫描或拍摄特藏部材料的照片时，要先填表申明详请，如书名、页数、拍摄数量，并设有6项条款，除了版权注意事项外，亦包括“我明白这些复印本仅供我个人使用，不可转让”。杨颖宇引述从事历史研究的朋友，质疑此项规例是否代表不可以与论文导师、同学分享资料，研究助理又可否将资料转移给主持项目的教授，担心有关人士因违反图书馆规例面临大学惩处。
杨解释，收紧阅览规定在两个方面阻碍独立研究和学术自由。首先，由于事先要预约，而阅读区空间非常有限，“换言之，学者尤其是海外来港作短期研究的学者，未必能预约成功，变相不鼓励学者使用馆藏”。另外，他认为上述的复印申请表安排的条款，会大大窒碍资料的流通，亦在学者之间造成恐慌，担心港大图书馆将来会因为资料处理不当而面对惩罚，“压力由此而成”。
政府不允学校图书馆有“危害国家安全”书本
在国安法阴霾下，民间接触个别书籍的自由明显受到规限。《明报》曾经在6月报道，有3间中学为免触碰“红线”，纷纷将“敏感”书籍从校内图书馆下架注销，甚至直接销毁，包括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回忆录《改革历程》、冯客所着的《毛泽东的大饥荒》，以至司徒华谈师生关系的散文集《滋兰又树蕙》，都要从学校图书馆消失。
时任教育局局长杨润雄指，《港区国安法》实施后，“学校亦有责任肯定学校图书馆内不会有一些危害国家安全的书本”，以往“大部分学校亦根据自己校内的政策及教学的需要，把图书馆应该收藏什么书做得很清楚”。
公共图书馆因应《国安法》下架至少逾百书刊
除了学校，在2020年国安法实施后，香港公共图书馆亦下架多部涉本土、中国的政论、八九民运等的书籍，如陈云的《香港城邦论》、陈淑庄的《边走边吃边抗争》、黄之锋的《我不是英雄》港大学苑所着的《香港民族论》、民主党前主席何俊仁的《我向霸权宣战》、作家余杰的《纳粹中国》、中国流亡作家廖亦武所着的《这个帝国必须分裂》、支联会出版的刊物《八九中国民运报章广告专辑》、已故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末日幸存者的独白 : 关于我和[六・四]》、六四学运领袖王丹著作《王丹狱中回忆录》等。
有传媒统计，《港区国安法》实施后到去年年底，公共图书馆下架至少106部书刊。去年7月，康文署指因应国安法，累计暂停借出72项馆藏。
责任编辑：陈玟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