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勒的威尼斯之旅对文艺复兴艺术的影响
1506年2月7日，德国中世纪画家阿尔布雷希特‧杜勒（Albrecht Dürer，1471年─1528年）在给友人威利巴尔德‧皮克海默（Willibald Pirckheimer）的信中写道，威尼斯著名的艺术家乔瓦尼‧贝利尼（Giovanni Bellini，1430年─1516年）不仅赞赏了自己的画，甚至还表示想购买他的作品。
杜勒曾两次前往威尼斯。在第二次造访期间，他决定向威尼斯人展示他与其他北方文艺复兴艺术家的能力。贝利尼的支持足以说服所有对他有偏见的人。
这些偏见困扰了杜勒许多年，使得他在威尼斯艺术圈里被视作像是一个学生面对着老师的关系。确实，在他于1494至1495年第一次造访威尼斯时，他才刚在纽伦堡完成了学徒生涯，仅在法国东北部和荷兰接受了一些进阶训练。
但当杜勒十年后再次回来时，他和威尼斯的艺术家们便能更为平等地相互学习、指教，也使得杜勒与他所代表的欧洲北方文艺复兴学派对威尼斯文艺复兴全盛期的风格带来了关键性的影响。
杜勒和贝利尼的友谊是这一切的重要基础。贝利尼继承了早期威尼斯文艺复兴艺术的创新技巧，并将其推到更高的高度。他的创新直接影响了两位威尼斯重量级艺术家的诞生：乔久内（Giorgione）和提香（Titian）。
威尼斯的艺术先驱
贝利尼尊重威尼斯的艺术传统，同时也鼓励学生创新。在他的学生中，乔久内更加完善了他的自然主义风格人物技法，而提香则在乔久内原先发展出的风格中加入了戏剧效果。
向杜勒等人学习，在一个适度创新开放的艺术市场中，对于贝利尼的职业生涯而言其实并没有额外的好处；随着时间推进，他的许多优秀学生都能够超越他们的老师。
贝利尼对威尼斯早期艺术的影响时常被夸大，原因是他教出的学生有着许多伟大的创新。事实上，贝利尼在自己的作品风格上的创新相当有限，不过他对于能够创作出高度创新、独特又美丽作品的艺术家，像是乔久内和提香则是高度嘉许。
他对创新的态度也包含了对杜勒艺术成就的肯定，使得杜勒的作品得以影响到年轻一代的艺术家。
杜勒在1505年至1507年第二次造访威尼斯时，无疑地也会见了乔久内和提香。杜勒造访威尼斯并和贝利尼建立起友谊的时间点，正好与乔久内和提香蜕变为独立创作大师的期间重叠。
像杜勒这样著名艺术家的来访，在提香、乔久内以及他们的老师之间肯定是一个重要的话题。不幸的是，杜勒留下的大量非正式书信中却没有提及他对这些新世代独立画家的影响，他的目光停留在像贝利尼一样名声响亮的艺术家身上。
杜勒的影响
尽管如此，拿他们的作品相互比较，便会发现杜勒对威尼斯年轻艺术家的影响确实不容小觑。举例来说，杜勒的《马西米兰一世肖像》（Portrait of Maximilian I）和提香的《戴红帽的人》（Portrait of a Man in a Red Cap），尽管画风明显出自不同人之手，两幅画之间的相似性却也暗示了作者互相熟悉彼此的创作风格。两幅画都使用了相似的色调，相当深沉又真实。他们也都以人物肖像为主要题材，有着照片般的逼真效果。
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历史背景下，这些相似性显得更为重要。在那之前，深沉、逼真的色调一直是欧洲北方的特色，而意大利艺术家，尤其在文艺复兴发源地之一的佛罗伦萨，一直专注于完美地描绘出人物体态。
例如，15世纪法兰德斯艺术家扬‧凡‧艾克（Jan van Eyck）著名的作品《阿诺菲尼的婚礼》（Arnolfini Portrait），就结合了深色调和真实的颜色，以及较为抑制的脸部表情。而15世纪中末的佛罗伦萨艺术家波提切利（Sandro Botticelli）的画作《持着老柯西莫勋章的男人》（Portrait of a Man With a Medal of Cosimo the Elder），有着照相般真实的脸部细节，但是从色调上却是绘画的质感。
杜勒的作品超越了这两位前辈，他在色彩的运用上比凡‧艾克更加纯熟，在描绘自然体态上又比波提切利还更加真实。不过，他的艺术成就不仅于此，文艺复兴三杰米开朗基罗、拉斐尔和达芬奇也对他评价极高。杜勒的作品也后续影响了巴洛克风格，他的透视（在绘画中创造出立体空间感）技法也是那时候最杰出的。
如此高的成就也使得杜勒跻身文艺复兴大师之列，并在他第二次造访威尼斯时对16世纪威尼斯最伟大的天才艺术家留下了不可或缺的影响。
原文Albrecht Dürer Impresses Venetian Artists of the Renaissance刊登于英文大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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