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赫:中共难解第五次失业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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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22年02月11日讯】2022年中国经济走势衰蔽之际,又叠加(一)“失业潮”,例如RFA认为去年中国房企“爆雷”、教培机构被团灭、跨境电商规模被压缩就导致至少一千万人顿失生计;(二)新增求职大军,例如2022届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1076万人,同比增加167万人,创下两个历史新高(毕业生人数首次过千万,且增数最大,2020年和2021年仅分别增加40万和35万),这就致使就业形势异常严峻。

这时,中共媒体又来开药方、唱赞歌了。2月9日,《人民日报》刊文宣传所谓“灵活就业”,称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底,中国灵活就业人员已经达到2亿人,其中从事主播及相关从业人员160多万人,较2020年增加近3倍;又援引“全国高等学校学生信息咨询与就业指导中心”数据,2020年和2021年全国高校毕业生的灵活就业率均超过16%。

这是哄老百姓和老外的,中共当局自己也不信。例如,1月19日,李克强在国务院第六次全体会议上讨论政府工作报告时,忧称今年要“着力稳定宏观经济大盘,实现比较充分就业”。

其实,“就业难”已是最近几年中共当局的心腹大患。2018年7月,当局首次提出“六稳”,第一个是“稳就业”。2020年4月,当局又提“六保”,第一个还是“保居民就业”。就业问题贯通“六稳”和“六保”,说明这再也藏不住,已经成为中共经济宏观调控的首要目标了。

而从历史看,中共治国无能,就业问题一直是个“老大难”。在习近平上台之前,中国发生过四次失业潮。第一次,1950至1970年代,政治运动制造灾难,大量城市人口无法就业,中共组织上山下乡运动,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来到了乡村(文革中知青高达1600万),这是人类现代历史上罕见的从城市到乡村的人口大迁移。第二次,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同时知青返城,出现了几千万人的失业潮。第三次,1990年代中期至21世纪初年,国企改革又遭遇东南亚金融风暴,光是1995年到2002年,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就精简了6000多万名职工。第四次,2008年金融危机,中国经济遭重创,两千万农民工返乡。

鉴于就业问题之严重,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报告首次将“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稳定物价、国际收支平衡”全面纳入政府宏观调控目标体系,第一次将“新增就业”列为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第一次提出“就业是民生之本”,表明其已认识到解决就业问题既是当务之急也是一项长期任务。2006年10月,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又将“社会就业比较充分”明确列为到2020年中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9大目标和主要任务之一。这是中共“好话说尽”的一面,做到做不到就不管了。

不过,总的来说,因为胡锦涛的10年(2002~2012)中国保持了高经济增长率(国家统计局数据,2003年至2011年,中国经济年均实际增长10.7%),就业问题被掩盖了。

而习近平2012年年末上台后,长期带病运行的中国经济,病症终于总发作了,2012当年中国GDP增速“破8”,然后一直呈下滑状态,每况愈下。这就使就业问题再也掩盖不住了。

同时,自2017年川普就职美国总统后,中共的国际处境根本性逆转。2018年的美中贸易战、2019年的香港反“送中”运动、2020年以来的疫情横扫世界,更使中国经济雪上加霜,就业问题空前严峻。自2020年始,中共窃国以来的第五次失业潮正在形成。这也是中共当局推“六稳”和“六保”的直接背景。

而与前几次的失业潮不同的是,第五次失业潮看不到化解的希望。

第一次失业潮时,毛如日中天,施政杀气腾腾,整个中国是个黑屋,失业潮被死硬地按下去了。而今,当局即使要学毛,也学不了,因为既没有毛的控制力,也没有毛那时的国内国际环境了。

第二次失业潮时,当局搞“改革开放”,个体户、乡镇企业蓬勃发展,经济起飞,失业潮消失于无形。而今,“改革”早已死亡,政局和整个社会“向左转”,已无当年的活力,经济在下坡路上越滑越快。

第三次失业潮时,中国于2001年加入WTO,外贸迅猛,巨额外资流入,民企发展迅速,经济高增速,失业潮只是一时的。而今,当局严“监管”,民企受打压,外商撤离潮,全球产业链重组,中共被看穿、看衰,已无蛊惑人心的能力了。

第四次失业潮时,中共搞“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大规模开展铁路、公路、机场等公用基础设施建设,把GDP增速从6%上拉到12%;而今,中共已不再具备当年的救市能力,即使想故技重施,恐怕也有心无力。这里仅举一个例子。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张晓晶的研究(下文数据皆出自于《张晓晶:中国的债务积累与可持续性》一文),当前中国债务率超过270%,显著高于新兴经济体。这积聚着巨大的债务风险,尤其考虑到如下两点:

其一,利率水平相对较高,特别是地方隐性债务成本很高,使得中国的债务利息负担很重。2012年以来,利息支付已经超过增量GDP;2015年利息支付与增量GDP之比超过150%;2015年以后,在政府去杠杆的努力下,该比例有所下降;但2019年再次上升到200%;2020年受新冠疫情冲击,该倍数已经接近400%。而发达国家政府债务虽也不断上升,但利息支付占GDP的比例却是下降的。

其二,中国的债务风险更多向公共部门集聚。实体经济债务中,企业部门占比约60%;而企业债中,国企占比60%~70%,其中平台债又占国企债务的50%左右。如果重构债务结构,将其划分为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就会看到私人部门(居民部门加上非国有企业部门)债务占GDP比重约为110%,而公共部门(政府部门加上国有企业)是160%。也就是说,公共部门杠杆率远高于私人部门。而国际对比来看,世界主要国家私人部门债务都远高于公共部门债务(除日本外)。G20国家总债务占GDP的比重是239%,其中私人部门债务占比149%,公共部门债务占比仅80%~90%(图5),与中国公共部门债务率相差70~80个百分点。

债务负担和债务风险竟如此惊人而巨大!显然,这大大限制了中共通过大规模基建提振经济的能力。而除了“铁公基”这招式,中共也就黔驴技穷了。

通过以上概略的对比分析,第五次失业潮对中共来讲,基本上是无解的了。而失业问题,关系到千家万户,关系到国计民生,关系到中共最关心的政权稳定。在第五次失业潮的冲击下,2022年的中国将会发生什么变化?中国人如何自救?这是需要每个人深思的。

大纪元首发

责任编辑:高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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