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2年03月03日讯】（大纪元记者伊铃多伦多报导）2019年11月，香港依然延续着夏天的闷热。一大早，陆耀辉从元朗的家出发，坐火车到达红勘车站。她背着鼓鼓囊囊的粉红色双肩包，肩头跨着一个大喇叭阔音器，一手拿小风扇、一手持盲人手杖，缓缓地向前行走去……
反送中运动由6月9日持续至今，这位盲人一直在黑暗中紧随示威者的脚步，足迹涉及香港大大小小的抗争现场。她结识了很多朋友，但没人知道她的中文名字，只称她Joy、陆小姐、鸡批。
“哪里是前线？”她问旁人。她不知道自己身处的确切位置，也不知道周围到底有多少人，只是凭脚踩着的砖路估摸自己走在行人道上。大多数时候，她只能凭借手机的智能机器人和旁人提醒，来确认自己所处位置，凭借气味和声音来辨识方向、规避危险。
几经周折，她来到理工大学的A座出入口。在得到守卫允许后，她艰难地爬过堆积的杂物，进入理大校园。这天是11月17日12点30分。
中大（香港中文大学）激烈冲突刚过，战事转移到理大（香港理工大学）。冲突在16日晚上升级，防暴警员向示威者发射多枚催泪弹，抗争者随后于漆咸道南与柯士甸道交界投掷燃烧弹还击。17日中午时分，警民冲突愈演愈烈，警方出动两部水炮车及锐武装甲车，催泪弹和汽油弹飞来飞去。现场火光熊熊，硝烟弥漫。
黑暗中前行 步步维艰
“我想到危险的地方去。”陆耀辉已来到巴士站下。下午的阳光异常猛烈，火辣辣地刺激她的皮肤。
她把头发束在脑后，将几张湿纸巾捏成一块塞进外科口罩，她已习惯用这种方法来舒缓催泪弹的气味。她一只耳朵插着耳机，专注收听Telegram传来的现场最新消息，以拉近自己与前线的距离；另一只耳朵专著于周围的动静。一有风吹草动，她立马用扩音器通知现场抗争者离开。
“直走，前面就是。”陆耀辉根据旁人的指点，缓缓向前移动。盲人不会走直线，走着走着就偏了，东撞西撞。有时走到沙地，她就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其他人看不过去，就会过来帮她。理工大学她从未来过，环境不熟，尽管路上没有路障，她还是摔了几跤。
终于，陆耀辉来到了校外的冲突现场。这里路况更遭，到处散落着砖块、杂物、碎玻璃及燃烧的灰尘。她行走艰难，步步惊心，稍一不幸，就跌破腿。
“我不怪他们（抗争者），根源在政府，是政府执意不听民意造成的。”陆耀辉来到路边坐下，神态镇静；现场的民众和抗争者都很警戒，时刻观察警方的动静。
“我最大优势就是看不见，所以不怕。”陆耀辉说。别人都怕警察，她不怕，因为看不见警察的表情。即使街头浓烟滚滚，她仍然悠然在路边喝凉茶。
想当“坦克人”
她出生就左眼失明，右眼只有3%的视力，在30岁前完全失明。在朦朦黑暗中生活，看不到前途，还要遭受很多有意无意的歧视，她曾想到过死。她曾就读星光盲人学校，老师告诉她：“你虽然失去了视力，但你可以用聪慧的大脑、精灵的耳朵和灵巧的双手去认识这个世界。”
“上天给我多少，我就发挥多大作用吧。”她说。经过刻苦努力，在没有盲文书籍的情况下，她读完大学，取得国际人权法硕士学位，成为香港第一位盲人律师。
陆耀辉的父亲和爷爷来自大陆，上个世纪50年代，她的爷爷带着她爸爸从深圳湾偷渡，游水到香港。前2次都被抓回，第3次偷渡成功。从小她就知道，大陆那边是一个邪恶的专制统治。因此，她从中学开始，不缺席香港大大小小的社运。但经历最多的还是这次反送中运动。
抗争运动不断升级，从最初的反修例，升级为反警暴。她一直跟随抗争者的步伐。一个盲人能做什么？很多时候，她被人拉到后面，或许怕她受伤，或许怕她挡路；连警察也把她当闲人。但她总想走到最前面，希望像六四天安门事件中的那个坦克人王维林一样，阻止警察前进。
“我也可以挡在警察和抗争者之间，用我的盲人手杖拦住警察；还可以和他们理论，以拖延时间让抗争者离开。”过去几个月，她屡屡成功地帮助抗争着离开。
就在7天前的11月10日，她在沙田地铁站，有一群抗争者在里面搞“工程装修”，地铁站准备关闸，她刚好赶到，直接横卧在卷闸门下面，为抗争者赢得10分钟。
警方包围校园
大约3点钟左右，警方再次出动两辆水炮车，发射长长的蓝色水柱和透明水柱。紧接着，警察突然冲向示威者。顿时，喊叫声、呵斥声响成一片，场面非常混乱，抗争者被迫退回校园。
当时，陆耀辉正在前方，这次已经完全不是她过去经历那些场面：充当“坦克人”，挡在警察和抗争之间，跟警察理论，拖延时间以便让抗争者逃离。混乱的场面使她一向冷静的头脑、灵敏的耳朵都发挥不了作用。当所有人都往后撤时，她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走。还好，有人迅速把她拉过来后撤，但还是被水炮击中，她受伤了。
大约下午4时，示威者获得消息，警方发出指令，要求示威者在10时以前离开，否则将被视为“暴动罪”。随后理工大学要求在场人士，包括学生及教职员全部离开校园。
晚上6时，陆耀辉已隐隐感到危险正在升级，她劝身边一位女学生离开：“你还年轻，还要读书。”陆耀辉是一位国际人权法律师，她决定留下：“当示威者被捕时，我可以利用我的法律知识，告诉他们有哪些权利。”
水炮车、装甲车与抗争者的燃烧弹已经持续对峙了很久。此时，外面的人无法进来增援，而校园内大多数人还未意识到危险的升级，他们已经被包围，所有的出口都被封锁，此时已无路可走。
晚上7时，一些抗争者按警方规定离开出口时，但被警方密集的催泪弹逼回校园。一些救护员和医生、记者遭逮捕。
“我们已经出不去了。”现场气氛变得紧张起来。
齐上齐落
晚上8时50分左右，警方出动两辆锐武装甲车沿畅运道天桥往理大方向推进，示威者向其投掷大量汽油弹，其中一辆着火，火势猛烈，被迫后退至警方防线。晚上10点，警方呼吁人们从Y座离开理大。
然而，当人们从该处离开时，却遭遇警方密集的催泪弹、震撼弹，多名市民、急救员及记者遭逮捕；一些试图离开的示威者被逼退校园内。
警方又发出最后通牒，同时播放一些歌曲，企图以心理战术摧毁示威者的意志。现场有抗争者情绪崩溃哭泣。
此时，饭堂聚集了大批的抗争者，经历长时间的奋战后，又累又饿的抗争者正疲惫不堪地排着长龙，等待用餐。来来往往的人群中，有许多人受伤；许多人被水炮车射中，手臂、脸上呈现怪异的人造天蓝色。
陆耀辉要了一杯柠檬茶和一盒饭。“说实话，饭菜很难吃。但战时能吃到这样的饭菜，已是三生有幸。”她说。她凭借声音，估计身边的人很年轻，大多是十五六岁的男孩、女孩。
“他们原本是天天吃香喝辣的家宝，却因为这场政治运动，甘心在这里吃苦，还要陪上自己的前途。”陆耀辉感到自责，“其实是我们的问题啦，如果20年前我们能够做多一点，早早认清共产党，争取民主，也不至于有今天这样了。如今人到中年，却让这些年轻人来承受。”
外面激战还在继续，饭堂里弥漫着紧张、焦虑、恐惧的气氛。大家都在谈论下一步该怎么办？
突然，一个男生大声喊道：“你们今天要不要在这里保护大学？”
“要！”全场异口同声地响应，仿佛大家突然惊醒过来。
“怕不怕死？”男生又问。
“不怕。”全场齐声回答，喊声震天。大家纷纷表态，誓言死守理大，保卫校园，要齐上齐下，直到最后一个人安全离开。
陆耀辉有心脏病、糖尿病，又遭受水炮射击，身体已感不适。但现场气氛感染了她，她重新振作起来。
午夜时分，大部分抗争者继续在外面跟警察顽强激战。陆耀辉明白，这个战场比其它过去任何一次抗争都凶险、激烈，她什么都做不了，只得随其他人到体育馆休息。她用背包当枕头，席地而卧，但她根本睡不着。
“会不会再次发生六四天安门事件？”陆耀辉心里一阵不安。对于被捕、坐牢、取消律师资格，她早有心理准备。“如果因为这场政治运动取消律师资格，无所谓。”
此时，她最担心的就是关灯，停水、停电。“只要一关灯，他们（警察）什么都可以干了。六四天安门屠城就是这样发生的。”她感到死亡的威胁正在逼近。
“我不怕死。”她说。6月12日金钟抗争现场，她非常担心立法会内抗争者的安危，当时曾想用自杀来换取他们的安全离开。
“当一个人不怕坐监、不怕死、不拍失去前途时，其实已经无所畏惧了。”陆耀辉说。可是这些年轻人怎么办？他们很多是十五六岁的孩子，外面是枪林弹雨，硝烟弥漫，大家被警察围困在里面。他们怎么办？
凌晨3点左右，体育馆内渐渐安静下来，但是恐惧、焦虑并没有消退。大家心里都清楚，已经没有任何退路了，要么死，要么成功离开，没有第三条路可走。许多人开始安安静静地写遗书，陆耀辉也用手机录音给家人留遗言。
速龙小队进校园
凌晨5点30分左右，一阵急促的喊叫声响彻体育馆：“快起来！快起来！速龙小队进校园了，你们怎么还有心思睡觉？”一个男生急促地跑进来，“我们已经为你们奋战一整晚了，现在轮到你们上场了。”男生声嘶力竭，几乎情绪崩溃。
瞬间，体育馆内慌作一团，跑步声、哭喊声响彻一片；有的女生情绪崩溃，发出绝望、惊恐的尖叫，现场气氛恍若人间地狱。
慌乱中，陆耀辉的手机突然不见了。手机是她重要的生活助手，她要依靠它来辨识方向、听新闻、跟外界联络。但此时，谁也顾不上帮她找手机了。
过了好一阵，场面渐渐缓和下来。除了有些女生仍在嚎哭，大多数人情绪稍微平稳，大家开始商量接下来该怎么办？
“干脆，我们从这边跳下去吧？”有人指着窗户说。
“这里是五楼啊，跳下去全都没命了。”有人不同意。
过了一会儿，又有人说：“那我们要不要集体自杀啊？”一阵静默。
“不用吧，他们（警察的速龙小队）都还没到我们这边来，不用这么紧张吧。”有人反对。
已经无路可走了，最后大家决定强行闯关，冲出去。当然，陆耀辉不能随行，她也知道自己跟不上节奏，只得留下来。
6点之后，示威者开始强行闯关，但很快被警方密集的催泪弹、橡胶子弹和胡椒球弹逼回校园内。连续几次闯关都不成功，突围失败。
上救护车
8点之后，陆耀辉来到饭堂，这里已有不少抗争者。陆耀辉有心脏病哮喘，已经一天一夜没有吃药，加上水炮和催泪弹的袭击，她身体状况已很差。3个男女学生过来，发现她的状况不好，赶紧把她送到救护站。
救护站的气氛还算稳定，大家比较镇定。陆耀辉身边已经有2个人受伤，其中一个眼睛被打破了，血不停流；另一个腿被打骨折。陆耀辉递给救护员一些医生开的诊疗单，希望获得一些药物救助。救护员说：“很抱歉，我们已经无能为力。”
时间一分一秒地向前移动。11点左右，突然有4个穿救护员衣服的男女来到救护站。其中一人说：“我们是香港消防总署的救护员，谁需要救护？请跟我们走。”没人回应，大家疑惑地看着他们，担心他们是警察假扮的。
“我们的救护条件很有限，只能带走一个人，请问哪个最严重？可以先走。”一位救护员又说。听了这句话，大家才相信他们是真的救护员。最后，救护员认为陆耀辉的情况最差，让她先走。
陆耀辉被两个救护员拉着，一路上爬过重重的杂物、攀爬树干、走过小溪、越过破烂的梯级和小山坡，走了大约半小时，终于上了救护车。意外的是，有2个男生悄悄跟在她身后，一起上了救护车。
一路上，陆耀辉一直担心警察会过来抓她，可是，直到上了救护车警察都没过来。“他们（警察）可能担心抓个残疾人很麻烦，还会引起民愤；又或许认为我根本就是无足轻重的小人物。”陆耀辉说。
这一次，经历一天一夜理大围城，陆耀辉在警察的眼皮底下走脱了。
黑暗中的曙光
2019年12月31日，当年的最后一天，陆耀辉继续上街抗争，终于引起警察的注意，她被要求搜查随身物品。她凭借律师的警觉，提出要到警署才能打开包，以免被栽赃陷害。在警署，她照样遭到值班警官的恶劣对待。
从此，陆耀辉出街有人跟踪，出席抗议活动，警察在无预警的情况下对她喷胡椒喷雾、大骂她疯子、戏子、假盲人，背个大喇叭煽动暴动……她的生活再也不平静。
抗争的烽火终于被威权压制下去，随之《国安法》实施，环境更加紧张。陆耀辉感觉再也没有自由的空间了。2021年底，她只身来到加拿大，申请政治庇护。
2022年2月26日，在多伦多这个春寒料峭的日子里，陆耀辉平静地回忆当年的抗争经历，仍然历历在目，仿佛发生在昨天。
“我们的民主在哪？人权在哪？我们还有希望吗？”在黑暗中摸索前行6个月抗争之后，陆耀辉发出质问。
“倘若现在放弃争取我们应该有的人权和自由，让极权不断扩大，继续残害大家，这微弱的烛光可能真的会熄灭。”她说，她相信香港目前处在黎明前的黑暗时期，曙光仍然在前方。
“做为国际人权法律师，一定得做点什么。”陆耀辉神态平静地说，“即使蚍蜉撼树，亦应竭力追求社会公义和普世人权价值。”
责任编辑：岳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