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2年04月19日讯】（大纪元专题部记者李蓓综合报导）中国前“基因编辑婴儿”主导研究人员贺建奎最近悄悄出狱，引发又一轮有关以生殖为目的基因编辑人类胚胎的伦理及可能由此衍生出问题的讨论。
中共官媒4月7日证实，在经历了3年牢狱生活后，中国生物物理学家贺建奎已出狱。
2018年11月，贺建奎因被曝主导一项基因编辑人类胚胎试验，在并不确定其安全性和有效性的情况下，让3名基因被编辑的、据称对爱滋病有免疫力的婴儿出生，而引发全球对其违背生物医学伦理的广泛批评。
在强大压力下，中共当局在2019年1月将贺拘捕并展开调查，以伪造伦理审查材料、非法行医为名，在当年12月判处贺3年监禁和300万元（47万美元）罚款。
中共以“非法行医”给贺定罪
不过，对于贺建奎的“基因编辑婴儿”事件前因后果的讨论，并没随着他被判罪服刑而消失；而中共官方对此事的定调版本，也与中国民间及海外报导有较大差异。
据中国深圳市南山区法院在2019年12月30日对此案的裁决书，从2016年开始，贺建奎为获取商业利益，“在明知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和医学伦理的情况下”，伙同另外两人，伪造伦理审查材料，以通过编辑人类胚胎CCR5基因达到生育免疫爱滋病的婴儿为名，将安全性和有效性未经严格验证的人类胚胎基因编辑技术，用于辅助生殖医疗。
法庭文件说，该试验招募男方为爱滋病病毒（HIV）感染者的多对夫妇，实施基因编辑及辅助生殖，把基因编辑过的胚胎，通过辅助生殖技术植入女性子宫。结果共有2人成功怀孕，并先后生下3名基因编辑婴儿，其中两名是一对双胞胎，贺建奎给她们实验代号起名为露露和娜娜。
裁决书指贺建奎等人伪造伦理审查材料，在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情况下，将基因编辑技术应用于人类辅助生殖医疗，构成非法行医罪。
严格地讲，贺建奎是一个物理学家，而不是生物学家，更与医学关系不大。他是在休斯顿莱斯大学（Rice University）攻读博士期间，把专业从纯物理改成生物物理，并开始接触CRISPR基因编辑技术。中国媒体调侃说他是个“半吊子”生物学家。
当年法庭的审理并不公开。据说只有被告人家属及官方选择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媒体记者及各界代表旁听了宣判。
在中共官媒新华社对此事件最后定调报导后，中共当局针对贺的动向及3名基因编辑婴儿的去向，就再也没有任何消息。
前公关助理：贺培养国内外“信任圈”逾50人
作为中共在全球招揽尖端科技人才项目——“千人计划”学者之一，贺建奎2012年回到中国深圳，在南方科技大学任副教授。之前，他在美国休斯顿的莱斯大学获得生物物理博士学位，又在加州的斯坦福大学从事相关博士后研究。
与中共官方把罪名全栽到贺建奎及其合作者身上的版本不同，著名学术杂志《科学》在2019年12月4日通过贺的前公关助理里安·弗瑞尔（Ryan Ferrell）的视角，揭示了一个不完全一样的贺建奎和基因编辑婴儿事件。
根据弗瑞尔的说法，在贺建奎计划和实施“免疫爱滋病基因编辑婴儿”试验过程中，建立起一个至少涵盖50人的“信任圈”，他就这项计划不同方面向他们咨询并寻求支持，他们大多都知道他的实验的潜在危险，但他们有的给予支持，有的是对他劝诫无果后保持沉默。
这个“信任圈”中有他在美国做博士和博士后时的导师及其国际学术人脉圈，这得益于他在美国接受的专业培训；另外一方面就是他在中国的学术界、商界的人脉和在中共政界的“靠山”——弗瑞尔明确点出其中有中共高官，这方面则得益于他的“千人计划”人才身份。该计划是中共主导的国家性战略。
但在此事爆出后，这些人都消失不见，很多人与他公开划清界限，当然也不会出现在贺的法庭文件中。
弗瑞尔谈到，在2017年6月10日，贺建奎与两对因丈夫感染HIV病毒而不能以正常途径生育的夫妇，就该实验的同意条款面谈，当时现场有两人见证。一位是贺在休斯顿莱斯大学的博士导师迈克尔·蒂姆（Michael Deem），另一位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于军，后者是被称为“中国基因界华为”的华大基因（BGI Genomics）的联合创始人。
蒂姆在事发后受到莱斯大学调查，他的律师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他“没遇到报导中的CCR5基因被编辑的婴儿父母，或其他胚胎被编辑的人。”
而于军虽然承认与蒂姆一起参加了该知情同意会议，但他对《科学》说，他并不知道贺在计划把基因编辑的胚胎植入人体。
受“千人计划”激励 贺建奎要争全球第一
贺建奎的个人背景，符合“千人计划”招揽人才的几乎所有条件。他毕业于中国顶尖的中国科技大学物理系，在2007年拿到竞争异常激烈的中共政府奖学金赴美留学，在休斯顿莱斯大学转攻生物物理，并从那时始使用CRISPR进行研究。
他在2011年进入斯坦福大学生物医学工程教授斯蒂芬·奎克（Stephen Quake）的实验室，奎克在单细胞分离和基因测序及早期肿瘤筛查等领域都是专家，这在当时都是中共“千人计划”非常想要的先进技术。奎克还拥有三家上市公司控股权，在尖端科技的应用方面给了贺以启发，而且也与“千人计划”目标相合。
2012年，28岁贺建奎成为南方科技大学最年轻的副教授，并获得了深圳市“孔雀计划”（中共“千人计划”的一部分）600万美元启动资金。并创立瀚海基因（Direct Genomics）和因合生物两家公司，把奎克的基因测序技术和早期肿瘤筛查技术付诸应用。
这两家公司从2016年到2018年，共获得4轮融资，其中瀚海基因的A轮融资，就拿到2.18亿元（3422万美元）。瀚海基因还在2017年发布了一款号称第三代的单分子基因测序GenoCare。
不过，这款基因测序仪因为价格昂贵、读取长度短、错误率高等原因，销量远逊于预期；早期肿瘤筛查与华大基因等同类商品相比，也不具很大竞争力。显然这些项目都无法拉近他与他想要的“全球第一”的距离。
弗瑞尔说，贺的目标并不在于这些公司，他只是将其作为基因研究的工具；同时利用这些项目建立他国内国外的“信任圈”，为他的“做点大事”目标做准备。
其实，在2012年回到中国前，贺就已对他“全球第一”的目标有了计划框架。2011年底，他在一个中国科学家的网站博客上宣布，他将与南方科大及蒂姆一起启动一个联合实验室，来寻找控制免疫反应疾病的特异性基因。
基因编辑婴儿：一个失败且伴随风险的实验
2019年初，也就是贺建奎“基因编辑婴儿”事件爆发后数月，“麻省理工科技评论”获得了贺建奎未发表的关于该实验的手稿。经专家评审，发现该项实验并不像贺所声称的那样“成功”，相反，却可能带来不确定风险。
评审发现，该手稿声称成功复制了一种对爱滋病毒HIV具有免疫能力的CCR5基因突变。但实际上，他们并没能复制已知的突变，而是制造了新的突变，而新突变不但不一定能对HIV产生抵抗力，而且还有引发未知健康问题的风险。
对双胞胎的基因编辑结果，露露继承自父母的两个CCR5基因组，其中一个“脱靶”，没能切割到靶点，另外一个则意外删除了15个碱基对；娜娜则意外地多了1个碱基对，另一个却被删除了4个碱基对。
“手稿中没有任何证据支持经过编辑的CCR5基因能够保护细胞免受HIV感染”，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基因组编辑科学家菲尔多·厄尔诺夫（Fyodor Urnov）在评审中说，贺的团队无法确定基因编辑是否真的有效。
而且对这项HIV免疫技术是否有效的检测，是贺在真正制造出基因编辑婴儿之前，就应该弄清楚的事情，而不是之后。
评审发现，从根本上，这是一个没有必要的实验。因为一般男性携带HIV，只要清洗精液去除爱滋病毒，就可达到HIV免疫；而且这个以生殖为目的的实验，整个过程中没有医生参与研究，本身就很“不可思议”。
基因编辑婴儿：科学与伦理担忧仍在
尽管CRISPR技术从十几年前开始发展以来，已越来越普及，并且用它来编辑（不可遗传的）人体细胞治疗疾病已获普遍支持；但用它来编辑（可遗传的）人类胚胎，科学上仍存在很大不确定性和安全问题。同时还有伦理问题。
比如去年伦敦法兰西斯·克里克研究所（Francis Crick Institute）的研究人员，对用CRISPR编辑的人类胚胎进行研究发现，16%实验在目标DNA上出现了“意外编辑结果”。包括会切割意外的靶点（脱靶），或者即使靶点正确，细胞的基因修复设备也可能通过插入或删除碱基，扰乱相邻的DNA，从而可能会对胚胎造成新的伤害。
而且在单细胞阶段，基因筛查可能无法发现这些错误，而这些改变又可以遗传给后代。
在过去3年里，人类基因编辑取得了一些进展，但CRISPR技术，仍没成熟到可以没有风险地编辑人类胚胎。
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员仇子龙表示，全球科学家都不去或不敢做人类胚胎的基因编辑，“就是因为脱靶的不确定性和其它巨大风险，以及更重要的——伦理及其长远而深刻的社会影响。”
中国生物伦理问题频发 监管仍有问题
据中国媒体报导，贺建奎在跟他的父亲解释回中国的原因时说，他可以在中国拿项目来研究基因。因为这个基因好多美国人研究不了，但他却可在中国研究，这样他就可超过全世界，在中国“做点大事”。
北京大学医学伦理专家王一方在2018年12月“基因编辑婴儿事件”爆发后，针对贺在美国受教育但却回到中国做这项研究认为，这应该与中国的伦理监管仍有缺口有关，“（中国的）伦理监管不是很严格，或者说有些人觉得伦理监管可有可无。”他说。
美国媒体发现，突破生物医学伦理底线的多次实验，都发生在中国，或者由华裔科学家主导。其中一些中国学者把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受限制的研究，拿到中国去做。
大纪元去年6月盘点了中国近年4个所谓“全球首创”案例，它们都曾引发有关生物伦理问题的巨大争议。
除上述基因编辑婴儿实验，其中还提到了中国武汉病毒研究所科学家石正丽，对目前仍在全球肆虐的中共病毒（COVID-19）进行的“功能获得性”（gain of function）研究，可以让蝙蝠冠状病毒跨物种感染人类；其它的还有中国研究人员让雄老鼠怀孕产仔；以及培育了同时具有人源细胞和猴源细胞的人-猴嵌合胚胎的实验。
单单在编辑人类胚胎基因方面，早在2015年中国科学家就打破禁忌，首次进行此类研究，当时也曾引发科学界批评。所以当年12月，在美国华盛顿召开的国际人类基因编辑大会，就达成了一项不具法律效力的共识，就是在不清楚安全性和有效性的情况下，利用CRISPR基因编辑技术对人类胚胎细胞进行基因编辑，是“不负责任”举动。
但到了2016年，另外一支中国研究团队，再次对4个胚胎进行基因编辑，该团队声称，这令这些胚胎获得了针对爱滋病毒的免疫能力。@＃
责任编辑：连书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