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雨堂主:写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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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22年04月29日讯】写信,曾经是人们在生活中无可避免的事,朋友或同学坐下聊天,偶而会突然想起:啊呀!还有两封信没写。随着电子信息时代的到来,现今人们已没有这样的体验了。传统读书人谈写信,多推崇《秋水轩尺牍》与《雪鸿轩尺牍》。这两部书信集,确是文辞典雅、曲尽情理,但若奉为写信的范本,似乎欠妥。闲时随手翻阅,倒是别有一番情趣。还有一本《小仓三房尺牍》,虽久闻其名,但我没读过。写信既是信息的沟通,也是情感的交流,能有真性情流露的书信,就是一篇散文,故书信被西欧人称为“最温柔的艺术”。文革前我在中学念书,迷恋苏俄名曲《在遥远的地方》,歌中显示出的,是对远方来信的深深渴望:
……
在遥远的地方,在森林的小丘旁,
你同从前一样,时刻怀念着我。
你是每日每夜里,永远不断地盼望。
盼望远方的友人,寄来珍贵信息。

意大利名曲《桑塔露琪亚》,也是对写信的咏唱。歌词已记不清,但旋律与意境清晰依旧:桑塔露琪亚海边的邮箱,连着对恋人的情思,伴随海浪有节奏的拍击,等待远方的来信。轻声哼唱,感悟生活中不能缺少对来信的期盼。与上海城市风貌无法分割的匈牙利籍建筑师邬达克,据说1918年刚到上海的时候,每天都要给在美国的亲人写信。著名的大光明电影院、诺曼底公寓等标志性建筑,都出自邬达克的设计。

年轻时,我一年要写几十封信。与同学、朋友的通信且不论,文革前两年考进大学远离父母,给父母写信,大致每礼拜一次,至多也不超出十天。离家赴京的时候,父母送我到北火车站。火车即将启动,父亲在车厢的窗外叮嘱:“到了学校,早点写信回来。”我知道如果超时,父母没收到信,心里就会悬挂。那时单纯,大概还沾一点民国文化的余韵,每次写信开头,多是“父母大人近安”,末尾落款“儿XX顿首”,或“儿XX 再拜”。信笺不必标准化,有时笔记本撕下一张就能当信纸。信封是标准的,下面印着校名与地址,写上收信人地址与姓名后封口,贴上8分邮票投入邮箱。以前读汪曾祺散文,知道早年抗战时物价上涨,邮票随货币一同贬值,寄信时信封正反两面贴满邮票。给父母写信,主要出于报平安,当然也谈一点学校的事,偶尔稍带周日进城的见闻,由此在记叙中显示“平安”,如果仅用一句直白的“我平安”概括,信也就乏味了。虽是极平常的报平安,父母也会仔细从信中搜寻他们渴望知道的蛛丝马迹。每次收到父亲给我的亲笔回信,又会生出“见字如面”的亲切感,这是电脑、手机无法相比的。早年读杜诗中“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中年后回想父母盼望子女来信的心情,才知即便没有“烽火连三月”,然“家书抵万金”一说,依然真切。

长辈给晚辈写信,最著名莫过于曾国藩家书,不过那全是对晚辈读书做人的指导。上世纪后期《傅雷家书》轰动一时,我是《傅雷家书》第一批读者,曾经听厌了阶级斗争之类的陈词滥调,《傅雷家书》忽如蓝天白云下的清风拂来,令人惊喜。信中骨肉之深情,儒雅的文字风格,以及对艺术人文悟得透彻的观照,很快渗入读者心腑。傅雷保持民国文化人的习惯,写信用毛笔竖着往下流动,端秀的行楷小字显得清新可喜。若干年后回想,如傅雷这样浸润在西欧文化中的卓越翻译家,为什么会在子女童年时的家庭教育中,对傅聪的体罚竟如此令人失惊,以至在家书中屡屡弯身忏悔?傅雷年轻时左倾,直至1957年3月,奉命到京参加中央宣传工作会议,对毛泽东的讲话,服膺得五体投地。至于三年前的“胡风集团”案,2000余知识分子遭无情政治迫害,傅雷虽幸免池鱼之殃,但作为目击者,竟视若无睹。3月18日傅雷在写给儿子的信上,有如下一段:

毛主席的讲话,那种口吻,音调,特别亲切平易,极富于幽默感;而且没有教训口气,速度恰当,间以适当的pause,笔记无法传达。他的马克思主义是到了化境的,随手拈来,都成妙谛,出之以极自然的态度,无形中渗透听众的心。

这一年夏天,傅雷响应毛泽东“反击右派”的号令,接连写五篇文章,揭发、批判《文汇报》总编徐铸成“有阴谋、有集团……为资产阶级复辟打先锋”,从此徐铸成厄运缠身。傅雷万万没想到,两个月后自己竟也被套上“右派”帽子,开始在作协接受批判。捱到文革,再也无法忍受抄家、批斗与种种羞辱,无奈与夫人双双悬梁自尽。从人格上看,傅雷似有一种难以言说的分裂。尽管如此,《傅雷家书》对无数经历文革的青少年,依然是极好的启蒙读物。民国前期,徐志摩有《爱眉小札》刊行,我没读过,鲁迅《两地书》倒是有一册,但就影响而言,《两地书》无法与《傅雷家书》比肩。

《两地书》是作为男教师的鲁迅,与作为女师大学生的许广平私下鸿雁传书,于鲁迅弃世3年前公开出版。隔了近40年后的文化革命中期,当所有中外文化经典早作为“封、资、修”被严禁的时候,《两地书》又获再版。《两地书》的最大特色,是写信人由师生关系,演变成同居关系,但不能称夫妻关系。因为鲁、许若自称夫妻,朱安究竟算什么身份?许广平出生的那一年,适逢鲁迅与原配朱安正式“完婚”。可怜朱安在周家一辈子,既不像妻子又不像女佣。明知鲁、许公开同居,朱安只能默默忍受。以反封建礼教称着的鲁迅,从来没给朱安一个明确的说法,这给朱安带来的伤害有多深?如此冷漠,至今鲜见有人指责。我的书架上虽有一册《两地书》,多年来翻看没超出3次,每次不超过3分钟。作为读者的第三方,究竟能从《两地书》中获得什么?我不敢恭维。毋容违言,《两地书》的读者人数与《傅雷家书》相比,充其量为万分之一,或更甚。不过,男女间的情信足以流芳百世者,倒是有的。我年轻时读清末辛亥志士林觉民《与妻书》,深感信中震惊神灵的文字魅力。《与妻书》用大白话讲,就是“写给妻子的信”。中年后重温《与妻书》,每读到下面文字,依然唏嘘不已:

汝忆否,四五年前某夕,吾尝语曰:“使吾先死也,无宁汝先吾而死。”……吾之意盖谓以汝之弱,必不能禁失吾之悲,吾先死,苦留与汝,吾心不忍,故宁请汝先死,吾担悲也。嗟夫!谁知吾卒先汝而死乎?

全信既有对新婚蜜月的回望,又感叹“生于今日中国之不幸”,令读者痛惋不已。林妻读信的时候,林觉民已从容赴黄泉,由此引起林妻肝肠寸断、山崩地裂的巨大悲恸,非笔墨所能表示。林妻决心自杀,追随丈夫而去,以至于林之父母泪流满面跪求儿媳,林妻才放弃自杀打算。然而哀莫大于心死,两年后林妻还是凄然而逝。

与妻书》作为近代史上书信的经典,将永久存留在人们的记忆中,这与文革中曾经轰轰烈烈的“致敬信”,形成极大反差。文革中各大学经红卫兵夺权,再由三结合凑成校革命委员会。每所大学革委会建立的第一件事,是给毛泽东发“致敬电”。“致敬电”是信件的电报稿。北京各大学不用发“致敬电”,直接写“致敬信”,装在超大的红色信封里,然后敲锣打鼓、轰轰烈烈、恭恭敬敬呈送中央办公厅。所有“致敬信”都有固定套路,千篇一律、如出一辙,全用流行的红色口号与标语堆砌起来的表忠心。当年北京66、67、68、69届毕业的大学生,全是“致敬信”的见证人。这一群体现已进入暮年,偶然回想当年“致敬信”,如同“白头宫女话天宝”,只能无奈付之一笑。

文革后期,进入“白卷英雄”与“反潮流”时代,也涌现出不会写信的一代人。记得1980年代,那时住在老宅,开始为寄稿件常去邮局。邮局门前坐着戴老花眼镜的老先生,面前置一小方桌,桌上贴着的纸上写着四个字:“代客写信”。我曾目睹穿着入时、姿色不差的年轻女子,坐下让老人代写书信。那是一个极具讽刺意味的场景,在我的记忆中始终挥之不去。按年龄估算,文革爆发时,那女子也许刚进或未进小学,这实在是无可奈何的悲哀。

时间再往前推几年,邻居中有一位在崇明红星农场的J君,那时称“知青”。某次,J君带来在崇明农场的另一位知青,找我帮忙,原来是请我代写情信,那位知青朋友正追求某女子。我努力解释“局外人无法代写情信”的道理,来人很难接受,反以为我摆架子。实在推辞不了,只得赶鸭子上架,硬着头皮拿起笔,搜肠刮肚地寻思。代人写情信,与写“致敬信”大不同,“致敬信”靠大量标语、口号加套话编织而成,情信必须“情”在笔先,才能下笔。何况我是代初次见面的知青,给从未谋面的女子写情信,怎么写?我想起学生时期读过的西洋小说《牛氓》,书中亚瑟在临刑前写给恋人琼玛的信中,开头是:“亲爱的琼玛:写下你的名字后,我在上面轻轻吻了一下。”

于是铺开信笺,我如法泡制,郑重其事地先写下第一行:

亲爱的XX:写下你的名字后,我在上面轻轻吻了一下……

接下去的文字,究竟是怎样七拼八凑而成,我早已忘了。如此情信,哪有女子看了会心动?收信女子当然也是知青,不过知青的阅读能力,也分三六九等。中国人常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不知这对知青,后来能否走到一起?

往事渐渐远去,写信也成了陈年的记忆。现在的人方便多了,男女之间若有点那个意思,手机微信上只要输入“美女,我爱你!”几个字,就行了,何必为写信而搜肠刮肚?没人写信,生活中也就没有对书信的盼望。如果有谁心里还唱着“你是每日每夜里,永远不断地盼望。盼望远方的友人,寄来珍贵信息。”大概要被现代人视作傻瓜了。

责任编辑:朱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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