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真相】东京大审判功臣为何成中共囚徒

高文彬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全程参加东京大审判,做出重要贡献。中共当政后,高文彬却被强加罪名押上审判台,遭受长达27年的持续迫害。(《百年真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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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全球有两场对战争罪犯的大审判:一是东京大审判,二是纽伦堡大审判。高文彬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全程参加东京大审判,为惩治战犯做出了重要而独特的贡献。然而,中共当政后,高文彬却被强加罪名押上审判台,遭受长达27年的持续迫害。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年真相》。今天,我跟大家讲一讲高文彬曾经辉煌、后又遭难的坎坷人生。

高文彬幸遇良机

高文彬,1922年生,上海人。他1945年毕业于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同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11月,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而组建的盟军国际检察局成立,向哲濬任中国检察官。

当时,东京大审判适用英美法程序,法庭的官方语言是英语和日语,所以中国急需懂英美法,又精通英语或日语的人才。而在全国,教授英美法课程的只有东吴大学法学院。法学院教授刘世芳就把他的得意门生、英语也非常好的高文彬推荐给了向哲濬。经过面试和体检,高文彬被录用了。

1946年5月15日,23岁的高文彬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在上海江湾机场乘坐美国军用运输机飞往日本东京,开启了他人生最辉煌的一页。

参与东京大审判

在东京设立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由美、苏、英、中等11国参加,用来审判日本战犯。审判从1946年5月3日持续到1948年11月12日,历时两年半(924天),共开庭818次,出庭证人达419名,书面证人779名,受理证据4,300件以上。因为案情庞大复杂,证人、证据众多,东京大审判成为人类有史以来参与国家最多、规模最大、开庭时间最长、留下档案文献最浩瀚的一场大审判。

高文彬在《我所亲历的东京审判》一文中回忆,当时,苏联代表团派出了70多人;美国代表团100多人;连日本28名甲级战犯的辩护律师,都多达112人。中国呢?虽然审判涉及的55项罪行中,有44项和中国相关,中国是那场战争中受害时间最长、牺牲最大的战胜国,但是中国代表团,只派出了17个人。

远东军事法庭采取的英美法诉讼程序,定罪不光靠各国提出的战犯名单,还要看控辩双方提出的证据是不是有力,能否驳倒对方、被法官团采纳。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代表团人数少,每个人承担的工作量就大了。像高文彬,他先后担任“国际检察局中国检察官办公室翻译”、助理检察官和检察官向哲濬的秘书,主要负责查阅相关资料,供庭审时使用,还要整理每天的庭审记录。为了收集日本甲级战在华犯罪的更多证据,他经常加班至深夜,“两年多的审理,仅庭审记录就多达800本”。

将杀人狂送上审判台

期间,高文彬还立了一大功。1947年的一天,他在东京《日日新闻》上发现一张照片,拍摄的是1937年日军攻入南京后不久,两个日本少尉军官手持军刀,洋洋得意。照片右边的文字写着:百人斩超记录。原来,照片上的人叫向井敏明和田野毅,他们以砍掉中国人头颅的数量作为“比赛”,最终以向井砍死106人“获胜”。杀死105人的田野毅,竟然因为刀刃卷了而“落败”。

看到这些内容后,高文彬立刻将这份报纸复制了3份,一份留在检察局办公室,两份寄给南京军事法庭庭长石美瑜。石美瑜立即向盟军总部提出抓捕罪犯。经过半年多的搜寻,向井敏明和田野毅在日本崎玉县被找到。

被押解到南京受审时,两人和南京大屠杀主犯谷寿夫一样,百般抵赖,拒不认罪。但是,证据确凿,他们最终被判处死刑,并被执行枪决。

再说在东京大审判过程中,经过冗长的起诉、举证、辩论、审讯和量刑,17位中国代表完成了一项又一项高难度任务:比如,将对日本战犯的起诉起始日,提早到日本关东军制造“皇姑屯事件”的1928年6月4日;设法进入被盟军封闭的日本内阁和日本陆军省档案库,寻找日本侵华战争的罪证;还有说服末代皇帝溥仪出庭作证等。

1948年11月4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宣判。判决书长达1,212页,整整宣读了7天。28名战犯全部被认定有罪;东条英机等7名战犯被判处绞刑;另外21名战犯分别被判无期或有期徒刑。

高文彬被中共逮捕

17位中国代表尽自己所能,为国家伸张了正义。他们是不是该被人敬重呢?当然应该。但是,他们有没有得到应有的敬重呢?哎,说来唏嘘。我们本期主要来看看高文彬。

1949年中共占领上海后,高文彬成了“国民党的遗留人员”,被集中“学习改造”,之后被分配到上海军管委外事处第四科工作。

高文彬以前有一个老师叫艾国藩,是东吴大学的兼职教授。艾国藩的本职工作是瑞士驻上海领事馆法律顾问,办公室设在原来的法租界外滩一号。高文彬跟艾教授关系不错,两人一直保持联系。

上海外事处第四科负责处理与“敌产”有关的案子。其中,有一个法租界公董局62处公产大案,由高文彬负责。他对法租界不了解,就常常找艾教授了解有关情况。

1952年,中共发动“三反”、“五反”运动,艾国藩被当成“国民党潜伏在上海的特务”抓起来了。有人揭发,高文彬一直为艾国藩服务,给他定了一个“为国民党特务盗窃外交部机密情报”的罪名,把他也抓了起来。

高文彬在2007年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说,他当时算是被抓的“大老虎”了,被指控拿了艾教授的钱。实际上,他一分钱也没拿,但是因为胆子比较小,被几番审问就怕了,今天承认收了20万,明天又说30万。

办案人员查来查去,也没查出什么证据。但是,中共说他“不老实”,“没有经济关系,也有政治关系”。最后,高文彬被判刑10年,艾国藩被判刑7年。艾国藩是民国过来的学者,笃信法律,不懂中共整人的伎俩,还以为中共的法院也是讲理的地方。于是,他上诉到上级法院。高文彬说,“那时候上诉怎么行?”结果,艾国藩被改判无期徒刑,后来死在监狱。

刑满不释放 留场就业

高文彬在上海被关押一年多,分别关在第三看守所、第一看守所、提篮桥监狱。1953年,他被押解到苏北的一个农场劳改,之后被押解到江西北部的珠湖农场,最后被转到江西中部的永桥农场。

在劳改农场,高文彬吃了太多的苦。他回忆说,有一年大年三十晚上,气温零下2度到3度,他被要求上身赤膊挑土,满身是汗,垫肩贴着肉,下面穿着短的衬裤,赤脚穿球鞋。鄱阳湖边没有屏障,北风直直地吹来。

因为上级规定要赶在4月汛期到来前挑一万亩地,如果来不及,水一淹等于白挑。所以,80到100斤的一担子,他每天要挑几十担,甚至上百担,皮磨破了,垫肩和血肉都粘在一起了。他身边都是伤员,有的人担子挑断了,有的人肺病发作。

按照刑期,他本应在1962年获释,但是刑满后,中共不放他走,而是变了一个说法,叫“留场就业”。他被“留”在永桥农场,当了一名初中英文教师。

反复上访 终于回上海

1976年10月6日,毛泽东生前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抓捕了毛的妻子江青等人,十年文革宣告结束。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遭迫害的人,纷纷想办法、找门路,解决自己的问题。高文彬不断地给中共中央、外交部和邓小平写信申诉,但信都被退回上海市政府安置办公室。他又到安置办去找。

他说,自己根本没做过什么坏事,还曾是中共外事部门的干部,不能回上海不合理。经过反复上访,直到1979年,高文彬终于回到阔别几十年的上海;1980年代初,他的冤案得到平反。

中共为什么一定要制造高文彬的冤案呢?

1949年夺取政权后,中共在外交上采取向苏联“一边倒”政策,苏共成了“老大哥”,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都成了“敌人”。

中华民国时代,以教授英美法为主的东吴大学法学院的师生,几乎都受到迫害。法学院院长盛振为被判刑十年,继任法学院院长杨兆龙被判无期徒刑。高文彬也成为众多法学院学子中饱受不幸的一位。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谢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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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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