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辉:抗战时替毛发声的三名记者 后未逃脱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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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22年06月17日讯】在中国大陆,中共在那个黑白是非颠倒的年代宣传的“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和“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所谓政治原则,至今贻害无穷。这段话来自于《毛泽东选集》第2卷,最早的出处是1939年10月6日,延安《新中华报》刊登的《毛泽东同志与中央社记者刘先生、扫荡报记者耿先生、新民报记者张先生谈话》一文。

文章中提到的中央社记者刘先生、扫荡报记者耿先生、新民报记者张先生,全名分别是刘尊棋、耿坚白、张西洛,而他们工作的媒体,中央通讯社是国民党的,扫荡报隶属于国民政府军事系统,新民报则是民营资本投资的报纸。三家媒体都处在国统区内,那么这三名记者为何要专程跑到延安,采访毛,为毛和中共发声呢?这得先从他们的背景和当时的局势说起。

三名记者均身在曹营心在汉

与现在中共为了改善国际形象,派出驻外记者、在海外开办媒体进行大外宣外,还收买了欧美多国的媒体为自己贴金差不多,在中共建政前,中共地下党不仅打入国民党内部刺探情报,而且在国统区的媒体等机构也是安插了地下党员或亲共人士。刘尊棋、耿坚白和张西洛就属于这一类,他们是典型的身在曹营心在汉。

根据中共党媒,1911年出生的刘尊棋毕业于北京基督教青年会财政商业专门学校(中专),之后入燕京大学政治系当秘书。1930年,进入苏联塔斯社北平分社任英文翻译及记者,并加入亲共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北平分会。1931年加入中共。因从事反政府活动,当年5月,他被逮捕入狱,与他一起被捕的还有薄一波、安子文等人。后者是文革中牵扯出的“61人叛徒集团案”主要人物。

1933年,刘尊棋获救出狱,但条件是声明退党,他的“退党启事”刊登在《北平晨报》上。虽然后来被说成是国民党捏造的,但白纸黑字又能骗得了谁呢?这在文革中也成为了他的一大罪状。

出狱后,刘尊棋继续从事记者工作,后去日本。1937年秋抗战爆发后回国,11月到国民党中央社任战地记者。1938年底,他与中共地下党员胡愈之和亲共并在后来加入中共的原《大公报》记者范长江,创办了国际新闻社,刘任社长,直接听命于中共。1946年,刘尊棋还应周恩来之邀在上海创办《联合日报》和《联合晚报》。

生于1899年的耿坚白原名耿炳光,陕西澄城县人。中学时参加过中共组织的“五四运动”,1922年考入北大,l924年加入中共。他曾受中共头目李大钊委派回陕西发展党组织,先后担任过中共陕甘区委书记、陕西省委书记等职务。国民党“清党”后,他因不认同中共发动“暴动”的指示,于1928年被开除出党,但其思想上仍倾向中共。

此后,耿坚白先后任《上海新报》、《西北文化日报》、《工商日报》、《扫荡报》等报的记者、战地通讯员、总编辑等职务。他曾在1937年9月去山西采访中共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和副总司令彭德怀。

再看张西洛。1918年出生的他四川人,1936年加入中共。1938年至1946年先后任《新民报》、《中央日报》记者,《江津日报》、《星期快报》社副社长,《工商导报》采访部主任、经理,期间一直秘密为中共工作。

1941年皖南事变后,张西洛中共党员的身份暴露,他和妻子为了躲避国民党的逮捕,在中共的安排下,到重庆近郊江津县城继续为中共工作。

延安采访毛 为毛发声

1939年9月,三个中共或中共前党员刘尊棋、耿坚白、张西洛三人跟随全国慰劳总会组织的慰劳团前往延安,并有机会采访了毛泽东。采访结束后,他们共同整理出一份完整的记录,寄给国际新闻社的范长江,公开为毛和中共发声。

与此同时,延安的《新中华报》在10月6日头版发表了该采访,采访占据了整整一个版面。中共各根据地的报刊和中共在重庆的《新华日报》,也转载了该采访。不过,三名记者所在的中央社、扫荡报和新民报对此只字未停。也是,深知中共本质的国民党和亲国民党的报纸,怎么能替中共领导人发声?而这些报纸能允许自己的记者亲共,也从侧面反映了当时国民政府对媒体的管控相对宽松。

三人文革均遭迫害

中共建政后,与许多为中共卖命的人一样,他们最初虽然也拥有了一定的地位,但随后在中共的运动中却被整死或整个死去活来。

刘尊棋先后任中共新闻总署国际新闻局副局长、英文版《人民中国》杂志主编、外文出版社副社长兼总编辑、《大百科全书》出版社领导小组成员、《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联合编审委员会中方主审等。

1955年肃反时,因“历史问题”,刘尊棋停职反省并被进行审查。1957年“反右”运动中,他被为右派分子。次年,被开除党籍,撤销原有职务,还被送到东北农场劳动改造。1960年回到出版社工作,第二年又被下放到湖南农垦局干部训练班。

文革爆发后,刘尊棋子1968年因“叛徒、特务”嫌疑而被捕入狱,先后在北京半步桥监狱、湖南等地监狱关押多年。与他一同关押的不少人都死去,而他侥幸活了下来。1975年他被释放,分配到长沙农业学校,任图书室管理员。文革后被平反,1993年在北京病逝。

耿坚白则在1949年后先后任中央民族出版社副总编、夏师范学院副院长、宁夏自治区政协委员、宁夏大学副教务长等职务。文革期间,遭到残酷迫害,于1972年被迫害致死。

张西洛则先后任《光明日报》国内部副主任、《人民政协报》副总编辑,后为全国政协委员。文革期间同样遭到迫害,但好在活了下来,1998年在北京去世。

三人的遭遇并不令人意外,因为事实上,无数为中共效力卖命之人在中共建政后很少有安然无恙的,这其中当然也包括毛的战友,如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等。说白了,中共就是一台恐怖的绞肉机,没有一个人是安全的。

责任编辑:莆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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