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1三周年 温哥华港人吁同舟共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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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22年07月23日讯】(大纪元记者杨欣文加拿大温哥华采访报导)Christy Chan,一个从香港过来温哥华的女生,她所经历的,是几百万香港人在2019年曾共同经历过的,是数十万香港人正在或可能将经历的。7‧21元朗袭击事件三周年之际,她呼吁在加拿大的港人同舟共济,继续为香港发声。

与香港的情意结

Christy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说,作为土生土长的香港人,她对于香港有一个情意结。所以突然决定要离开香港,她内心其实是很挣扎与不舍的。

令Christy觉得挺有意思的是,在某种程度上,她原来是不太喜欢香港那种很拥挤的环境和大陆人在港“自由行”时出现的某些乱象。但是,自从上大学开始参与多了社会上的抗争的事情,如“反高铁”、“菜园村”(事件),才发现原来她还是挺喜欢香港;反送中的时候又遇到曾经一起参与抗争的陈伯,看到大家都是很无私地为香港付出,就令她更加喜欢这个地方了。

2019年反送中的时候,Christy已经大学毕业,正在从事有关社会福利的工作。

她表示,《国安法》实施之后,她仍然想继续参与社会上的事情。当时有一个袭警案,她们纯粹是拿着一束白花去到附近,就有警察过来查,她感觉很无力,已经不知道在香港还能做些什么。

她虽然没有正式在黑名单里,但因为看到当局不断将以前的东西翻出来再抓人,就担心自己曾经在网上的一些言论,会不会被什么人下载,到时候成了被抓的“罪证”。所以她就想,既然在香港这么绝望,去另外的地方会不会可以继续为香港发声?碰巧就有加拿大的“开放式工作许可证”(Open Work Permit -OWP)项目,她申请到后很快就辞职过来了。

之前,Christy没觉得一定要说自己是香港人,但是到加拿大之后,觉得要更加去坚持自己是香港人这个身份,有责任继续去为香港做一些事。就算有时候会觉得那些街站、集会的成效很有限,但她觉得只有出来才对得起香港人的身份。

“蓝丝”的担心与“黄丝”的牵挂

2021年秋天,Christy持开放式工作许可,一个人来到加拿大,她的家里人还在香港。想到也许再也回不去了,她在离开香港时和到加拿大之后,哭过很多次。

谈到家人,Christy表示,她的父母当年都是从大陆“游水”偷渡到香港的。他们觉得斗不过共产党,就不要去做无谓的挣扎。加上中共的洗脑宣传,使他们觉得“现在祖国也很好啊”。家人很蓝(支持建制)、很红(被中共洗脑),不支持她(黄丝)出来抗争。所以那时家里冲突不断。

Christy回忆,当时决定要离开时,一开始家人都不同意。到加拿大后,她跟父母的正面冲突少了,家庭关系反而好了些。

Christy心里知道,家人虽然不认同她的做法,但其实很担心她的安全。她又何尝不是呢?她也很挂念香港,很想念在港的家人。但是值不值得冒这个险回去?她很挣扎。

从参加洗脑团到参加反送中的蜕变

Christy表示,她思想上的改变是在上大学的时候发生的。

她还记得读中学的时候,有很多现在叫“洗脑团”的免费“爱国北京团”。“哇,很开心,去到北京。对你很隆重其事,你又可以进人民大会堂去照相,会觉得很了不起。那时是被身边那个氛围影响了,是不会有人想到去集会游行的,不认识这些事情。”

但是上了大学之后,Christy参加了维园的六四烛光悼念活动,特别是经历占中、雨伞运动,才看到整个政治都很黑暗。所以她很欣赏现在那些中学生,从“反国教”开始他们已经有这个意识。

Christy坦率地说,2014年之后大家沉寂了很多,好像都感到灰心、看不到希望。2019年反送中时,她真是没有想过香港会有两百万人上街,而且那时候很多都是有小朋友、老人家,一家老少全都出来了。

Christy认为,香港人之所以要反对“送中条例”,最大的原因就是很害怕,大家都在恐惧之中。

她记得那时人们经常会说,怕一旦犯罪,就会被送回大陆去受审。她觉得大家对中共无法可依的政治完全没有信心。她估计之前“反高铁”、什么“财政预算案”,让很多人觉得很遥远,但是如果说句话都可能会“犯罪”、被送回大陆,就让大家感到很切身了。

《国安法》之后,香港更像大陆了,连挂个饰物上街,身边人都会提醒她:“你不要这样挂,要小心一点。”“那时我真的也很坚持。我要戴黄色的口罩、穿黑衣上街,我不觉得自己为什么要害怕这些问题;但是当你真的走上街,就不知道为什么真是有很多警察查你身份证,问你为什么要穿成这样在这里出现。”

Christy说:“2014年参与占中的时候,真是很‘和理非’的。觉得我坐在这里被人抓,是公民抗命。但是到了2019年6月,看到那些警察那样乱枪扫射,搞到有人被‘爆眼’,见到他们去打那些很年轻的人,真是很气愤。也就会很理解有一部分人会激烈到要去破坏一些中资机构,被警察打的时候也会还手。”

那时还出现过所谓的“自杀潮”:陈彦霖一个游泳高手被浮尸,周梓乐被人扔下楼,还有新屋岭(监狱,被指发生警察性侵事件)。一件件事都令Christy感到害怕。“那时上街,也有担心过我出去可能会被抓、可能回不了家。也很担心身边的朋友,所以就会不断问朋友是否安全,回家了没有。”

“虽然害怕,还是要出来的。”Christy说,她看到有很多人被无理拘捕、无法发声;梁凌杰去世(反送中第一个自杀者)后,她更觉得可以出来就尽力出来,不想有人继续牺牲。

Christy还表示,那时每次出去,她都会看到一群人被抓、被打,十几岁的少年都被警察打。“晚上会想起来,身边那个和你一起喊口号的人,他/她现在就被扣留了,不知道他/她现在到底怎么样?是被关到新屋岭了吗?那个时候(心里)是会很痛的,我觉得是会有创伤的。”

香港同路人海外携手向前

3年过去了,香港的局势变得越来越差,Christy觉得现在的香港没有前途和希望。

她谈到,最近新特首李家超一个人参选、当选,连找人陪衬的戏也懒得做了,摆明着就是北京钦点的。香港现在像大陆一样出现了类似“健康码”的“安心出行”。最近看新闻,发现有些地方出现了很多“智慧灯柱”,其实就是多了很多监控。她还在香港的朋友,已经不敢无顾忌地说话。

Christy也感慨地说,刚到加拿大时,她以为可以自由发言了。后来很多人告诉她,参加活动要穿黑衣、戴口罩,要把自己遮掩好;也有人告诉她不要到处用自己的账号“乱讲话”。她就觉得,“哎呀,来到这里为什么还要这样?喔,原来中共的渗透是很严重的。”

不过幸运的是,她找到了一群同路人。“上一次6‧12(反送中周年纪念)活动,很多香港人一家大小还是会出来的,好像大家都没有忘记这件事”,“有了这一群同路人之后,就觉得可以为香港做多一点,好像又有了一点希望。”

和离散在世界各地的香港手足一样,Christy真心希望有一天会光复香港,“煲底相见”。

盼加拿大“救生艇”救更多港人

Christy表示,英国因为历史原因,有责任和义务帮香港人,但加拿大没有任何义务去做这些。加拿大出于人道立场,为港人设了“救生艇计划”。

有人提希望加拿大政府放宽救生艇计划,让因参加抗争活动而在香港坐过牢的抗争者出狱后可以有机会申请。Christy说,她希望自己可以帮忙去争取。

她觉得,和其它她到过的地方相比,加拿大很多元、很国际化;大家很多都是来自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国家,包容性很强,又很友善。所以她想去学习这里的体制,学习怎么样去做游说工作。她很希望加拿大政府可以看到香港人是可以为这个社会做出贡献的,从而让更多的香港人过来。

想对手足说的话

采访的最后,记者问Christy有什么话想对在加拿大坚持抗争的港人说。她认真地想了想,然后回答:“不要把‘光复香港、时代革命’仅仅当成口号。”

她说,“很多人现在还在监狱里坐牢,我们可以在这里享受这么自由的空气,我们是很幸福的。我们⋯⋯有这个义务、有这个责任要站出来。⋯⋯用不同的方法多为香港发声!”

责任编辑:林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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