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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亡作家贝岭定居台湾:自由民主最珍贵

流亡诗人与作家贝岭。(李家谊/大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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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22年07月25日讯】(大纪元记者李世勋台北报导)在往乌来的干道旁,一处不起眼的民房中,藏着一间出版社。望出窗外,往下可俯瞰南势溪,往上即瞭望环绕的山林。这里就是中国流亡诗人贝岭创办的出版社“倾向”,近年来他取得台湾永久居留权,台湾正式成为他的“家”,他大赞台湾的自由民主很珍贵,“全世界没有第二个地方像台湾一样”。

贝岭本名黄贝岭,流亡诗人与作家,北京长大,1970年代大学时历经了在北京发生的“民主墙运动”,接触并爱上中国地下文化社群,到了1980年代成了北京地下文学及地下文化活动的主要组织者,1988年与同好创刊地下诗刊《倾向》。

从“倾向”出版社望出窗外,往下可俯瞰南势溪,往上即瞭望环绕的山林。(李世勋/大纪元)

2000年8月,在北京印刷出版倾向杂志第13期,被中共控以“非法出版发行境外文学刊物罪”,贝岭因而入狱!还好在国外作家朋友的帮助下,得到了美国国务院的干预,贝岭最后被中共当局驱逐出境,从此不得回到中国。

贝岭跟西方文学与知识界有很多接触,并与多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熟识,尤其跟捷克剧作家总统哈维尔(Václav Havel)及美国文化评论家桑塔格(Susan Sontag)是好友。

贝岭在台湾做出版的缘分,则是从哈维尔开始。

捷克前总统哈维尔。(李孜/大纪元)

中文出版必须以台湾为基地

2003年,由于当届台北国际书展设置“捷克主题馆”,贝岭被邀请担任策展人之一。他跟哈维尔熟,手上有许多他的书的版权;当时委托了台湾的出版社出了几本哈维尔的著作,但是当中最重要的,也是哈维尔最为人知的著作——《来自远方的拷问-哈维尔自传》,则找不到适合的出版社,只好由贝岭自己在台湾开设出版社出版,也开启了“倾向”出版社在台湾的出版之旅。

贝岭谈到,倾向主要出版的是“在中国不能出版的好书”,像是哈维尔的书,就是从捷克文翻译成中文的,或是像是二次大战后最重要的德语诗人之一策兰(Paul Celan),其自传及诗集翻译,都是由倾向出版的,贝岭说:“我的品味比较怪,所以会让台湾社会多了一些由于出版人独特眼光而产生的不一样的书,这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如果没有这样的机会,可能有些书在台湾就不会出现。”

贝岭曾居间联系促成索因卡(198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以及捷克前总统哈维尔来到台湾,为台湾外交做出贡献。

当年索因卡来到台湾与时任总统陈水扁见面时,还发生了件趣事。当时贝岭一起受邀到总统府,但他住不远,所以骑自行车赴约,总统府警卫因没见过骑自行车来拜访的外宾,所以被挡在门外,后来确认是约好的访客才放行,让陈水扁与索因卡等了45分钟。还好总统与索因卡聊得很愉快,并不介意,贝岭苦笑:“后来我才发现进总统府不能骑脚踏车去。”

贝岭还透露了他的观察,从2000年以来,他发现台湾历任总统中,陈水扁对国际文化友人的热情最高,而马英九跟蔡英文对文化人就没那么高的兴趣,他说:“阿扁对于文化的热情,不亚于对政要,可能也是他比较喜欢跟国际打交道,一般是行礼如仪,见面半小时就是半小时,阿扁一谈就是两个小时,像我晚了四十五分钟他们(跟索因卡)也还在聊啊。”

作为一个流亡作家,在台湾创办出版社的意义是什么?贝岭谈到:“中文的出版社要真正能稳定和发展,还必须以华文社会最后一个出版自由、言论自由的母语环境——台湾为基地,你可以向香港、海外任何一个地方辐射,但是书还是得在台湾印,我们(在台湾)印的书之好、之专业,跟在海外印的书,甚至比香港做的书都好,而且真正有一定的读者群,主要还在台湾。”

谈到接下来想做的事情时,贝岭表示,希望把早期出版、现在已绝版的书都赶紧再版,尤其有些书是目前时代需要的,像是哈维尔的《无权力者的权力》一书,在香港当前的情况下很有需求,不过因还没再版,很多人看不到。

他介绍:“在一个专制主义的社会,怎样去进行他所要的反抗,最好的就是看哈维尔的《无权力者的权力》,一个无权力者有什么样的权力去捍卫自己?”

贝岭说,中文出版必须以台湾为基地。台北101大楼资料照。(pixabay)

自由民主最珍贵 选择定居台湾

贝岭流亡后,多数时间都是在美国,2016年他开始在台北置产定居,2021年底拿到台湾的永久居留权,台湾真正成为了他美国之外第二个家。

为何要选择台湾定居?贝岭解释:“ 选择台湾是很正常的,因为我是个中文出身的人,我母语是中文,台湾是一个中文的环境,台湾有出版自由,台湾是开放社会,全世界没有第二个地方像台湾一样。从五年前的香港就开始跟台湾不一样了,这两个地方是唯一中文地方自由度最大的地方,现在台湾已经超过香港了,因为这原因我才会来台湾。”

他位于乌来的出版社就是他购买的住家,之所以不选择市区,是因为乌来有漂亮的风景,房子也便宜很多,他认为这跟国外相反,国外的房子都因为景色优美而贵,但台湾是因为交通方便才贵,“在台湾这样的价位在西方买不到这个景色的。”

贝岭的工作室里最多的就是书,里面有几面墙改装成书架,满满的都是书,约近万本,他这么形容自己:“读书、写书、编书、出版书、收藏书的人”,用时下流行话讲,就是斜杠人生,只是这些斜杠都是围绕在书上。

他谈到,台湾的自由与民主就跟空气跟水一样,“就是说你会觉得很自然,没有特别觉得是谁给你的恩赐,总体环境下不用看到有人监视你,不会有人跟踪你,你也不会因为说了某些话而遇到警告,关闭发言,甚至不许你出门,没有,这就是最珍贵的东西。”

对于中共无孔不入的渗透,贝岭表示,“开放社会和多元的社会环境是抗拒统战渗透和中共所谓国家认同的最好的方法”,在开放社会里,可以让中共的渗透或假讯息很快被发现,民众自然就会躲开,不需要害怕。

贝岭这么形容自己:“读书、写书、编书、出版书、收藏书的人”。(李家谊/大纪元)

流亡感淡了 但怀旧依然

“我在时间的尽头经历放逐
手臂的弯度 记忆的弓
我用我的汉字洗清异国的天空”

贝岭朗诵着自己的诗《放逐》,他说:“这首诗代表着我总体的流亡心境”,虽然朗读时高亢悲怆,但他解释,流亡二十来年了,现在已没有那种愤恨的心态了,早先在美国时可能由于处于异国的环境,流亡感比较强烈,但现在在台湾,都是母语的环境,流亡感就没那么严重了。

上海出生、北京长大的贝岭,离开中国多年,还是带着老北京人的情怀——怀旧,放眼望去工作室里的家具与饰品,从桌椅、沙发、茶几,甚至电视,都是从跳蚤市场上买的,贝岭解释:“怀旧、淘宝也是北京文化的一部分,北京人喜欢淘”。

拿出从跳蚤市场找到的一张清末北京胡同的地图,他说,闲暇时会拿出来观看,因为从小就是在北京胡同中穿梭长大的,很多老胡同早已消失,但这张老地图就是会触发他的记忆,成了建立他的北京记忆的物品。

会想回到中国吗?贝岭对这问题很不以为然,因为中共不会让他回去,从2000年到2012年间,他试图入境中国七次,但都被遣返。

而且,他目前也没什么非得回去的理由,如果有亲人去世,或是中国发生大事件必须在现场,或是有特别让他怀念的事物,才会想要回去,但过去他所生活长大的地方,不管是北京还是上海,都跟过去不一样了,记忆中的地方已不复存在。

老北京胡同与自行车(fotolia)

这里有些位置需要捍卫

台湾成了他的家,对贝岭来讲,似乎多了一份责任与捍卫台湾的使命感。

他获得永久居留权时在脸书写下:“自此之后,作为一个最新的台湾永久居民,我难再以‘台湾的外人’自况或自嘲。所以,某些曾有的表达自限将不再自限!”

他举了出身德国的知名的文化评论家本雅明(Walter Benjamin)为例,在纳粹侵入法国前犹太裔的本雅明坚持留在巴黎,拒绝逃往以色列,本雅明当时说:“这里有些位置需要捍卫。”

对此,贝岭则说:“于我,这位置更多的是指文化的和人道的。如果有一天,因为不可测的突发危险,美国在台协会安排撤侨,我希望自己是最后一个离开的人,甚至拒绝离开!”

贝岭曾说过:​​“流亡中,母语是我始终如一携带的行李。”也就是不管走到里哪去,中文都会随身带着,思考是用中文,写作是用中文,“晚上睡觉可以把衣服脱掉,但是语言是你扔不掉的。”

这行李到了台湾这个母语的环境,或许不再只是行李了,而是化成了根,扎在这块值得他捍卫的土地上。

责任编辑:齐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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