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2年08月13日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偏安于西北的中共打着抗日的幌子，借机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除了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采取了诸多措施外，在思想上，毛泽东还亲自发动和领导了延安整风运动，初步确立了自己绝对的领导权威。整风运动中有多恐怖，可以参见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高华着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一书。简言之，就是肉体和精神上进行双重折磨。
书中援引当时任靖边县统战部长的陈元方的回忆说：“逼供有精神上的，肉体上的。精神和肉体的折磨有时交叉进行，有时同时并进。精神上的是找被审查者谈话，施加种种压力，威胁，甚至诱供。比如承认可以戴大红花，吃好的，保留党籍等等。肉体上的有车轮战、坐小凳、五花捆绑、假枪毙等等……。”
本文的主人公危拱之在参加一次整风动员会议后，十分绝望。据陶铸的妻子、曾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的曾志在其回忆录中说，“（危拱之）感到党组织对她的共产党员身份都怀疑了，十分绝望，就在动员会后放入一个夜里，在床上用裤带勒住脖子自杀。幸好窑洞外有人站岗，听到异响后发现了，才抬到医院抢救了过来，但已七窍流血，满脸污秽，枕头床单也红了一大片。”
被抢救回来的危拱之从此有些精神失常，经常乱骂领导，乱谈恋爱，并嚷嚷着说要脱党。曾志在回忆录中提到，“她常跑到男宿舍和他的男朋友睡在一起，弄得同窑洞的男同志很尴尬。对批评，她也满不在乎，说什么：我命不要了，党籍不要了，还怕什么？我愿怎样就怎样。”危拱之的开放和破罐子破摔，应该都是拜中共所赐。彼时的她或许后悔加入了中共，但似乎没有办法解脱。
出身书香门第却误入歧途
1905年10月，危拱之出生在河南信阳城里的一个书香门第，父亲危尚忠是个教书先生，思想中反清、同情革命，因此常常给年幼的女儿讲孙中山、同盟会的故事。
危拱之乳名小玉，学名危玉辰，在参加中共后才改名拱之。她1922年考入汝阳女子师范学校。1924年夏，又考上私立河南第一女子中学。在校期间，危拱之受到马列思想的影响，经常借阅《新青年》杂志和鲁迅、郭沫若的著作，思想上对革命越发向往。
1926年冬，危拱之等人到武昌报考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她的愿望是“将天下不平的事情尽情打平”。1927年她考入了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女子队，这是黄埔军校招收的第一批女生学员，她的同学还有赵一曼、张瑞华（聂荣臻妻子）和曾宪植（叶剑英第三任妻子）。据大陆《怀念危拱之》的纪念集中彭漪兰撰写的文章介绍，危拱之考入女生队，给人初始的印象是个子瘦高，朴实、稳重、谦虚、对人和蔼，有文艺特长，嗓音很好，喜欢参加文艺活动。文中还特别提到危拱之曾缠过小脚。
由于当时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的中共党员逐步掌握了国民党内的各项权力，并在国民党党内大量发展中共党员，也是在这一年，她与上述这几个人都加入了中共，从此走上了歧途。
1927年4月，国民党“清党”后，大肆抓捕中共党员。危拱之在中共安排下，南下到中共的红军第四师医院工作，并参加了中共的广州暴乱和海陆丰暴乱。期间，她又被分配到师政治部做宣传工作，参与创办《红军生活报》和《造反》杂志，还积极鼓动、组织当地农民，开展所谓的“打土豪分田地”、实则是劫富济贫的打杀运动。
假夫妻变真夫妻 留学苏联失去首任丈夫
1928年4月，中共海陆丰暴乱失败后，危拱之等人在中共安排下撤退到香港九龙，其后前往上海，被中共中央派往河南工作，任省委妇女科长，与新任省委书记张景曾以夫妻名义为掩护，对外开展革命活动。日久生情，两人慢慢地由假夫妻变成了真夫妻，而这在中共地下党人中并不少见，也因此出现了不少“小三”，比如大名鼎鼎的江姐。
当年年底，因为中共在河南的很多地下党人被抓，张景曾和危拱之只得离开河南，后经中央同意，前往苏联学习。
1929年6月，危拱之、张景曾等人来到了莫斯科的中国共产主义者劳动大学，也就是之前的中山大学。张景曾被分配在特别班、即为中共高级干部开设的班级学习，危拱之先是学习俄语，后进行歌剧、话剧、舞蹈等培训，并主要学习马理论。期间，危拱之怀了孩子，但她选择了流产。
由于当时斯大林在苏联搞“大肃反”，中国共产主义者劳动大学中的一伙人，也借机在学校肃反，打击不满“左倾”的学员。张景曾因反对左倾，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后失踪，还有一种说法是被秘密处死。而危拱之也因为坚持丈夫的观点被批判，最后被定为“托派嫌疑分子”，受到“开除党籍一年”的处分，强令她到一家印刷厂劳动改造。
继续为中共效力 两度再被开除党籍
1931年危拱之独自一人回国后，被派到中央红军大学工作，任校党委委员兼俱乐部主任。在校长刘伯承的支持下，危拱之、李伯钊、伍修权等人很快创办了红军八一剧团，这是红军历史上的第一个正式的文艺团体，成为中共又一个向民众宣传中共邪教的工具。
危拱之也因此被视为是红军戏曲运动的开拓者。按照中共党史的说法，“她的优美舞姿和嘹亮歌声，时刻鼓舞着苏区军民去战斗。”同年，在闽粤赣军区参谋长肖劲光过问下，她的党籍被恢复。
在此期间，危拱之又找了新的男朋友，即红军大学军事教官郭化若。然而，悲剧再次降临，1932年，中共红军内部也搞起了“肃反”，郭化若被怀疑为托洛斯基分子，中共政治保卫局派人与危拱之谈话，要求她秘密监视郭化若，及时报告他的一言一行。对此，危拱之严词拒绝并将谈话内容告诉了郭化若，他们不得不终止了恋人关系。政治保卫局十分恼火，对她进行隔离审查。很快，危拱之被苏区中央局“永远开除党籍”，但她被允许留在红军大学继续从事文艺教育工作。
不难看出，危拱之身上依然还保留着传统的道德良知，并没有完全被中共的邪说同化，这足以说明她加入中共，极有可能是被中共表面虚假的光环所吸引，以为中共是一个为劳苦大众谋福利的党，可以实现自己“将天下不平的事情尽情打平”的理想。她还是太天真了。
与叶剑英的结合与分手
1934年，国民党第五次围剿，让中共无法继续生存，只得北上逃跑，中共美其名曰“长征”。危拱之被编入中央军委第一纵队干部团，负责后勤保障、宣传等工作。她是被批准可以参加长征的32名女兵之一，而这32人中大部分是首长夫人。这些夫人们有的可以骑骑马或者骡子，而据蔡畅回忆道：“整个长征途中，危拱之连一步牲口都没有骑。”她一路上吃了很多的苦。
作为唯一一个被开除党籍的女兵，却能参加长征，主要原因是得到了叶剑英的关照，危拱之才得以随军出发，否则很可能会和很多人一样被抛弃，结局就可能是另外一个样子了。当时被迫留下的瞿秋白等人就是被国民党抓住后杀死的。危拱之与叶剑英是在广州暴动时认识的，后在同一时期留学苏联。
最终，危拱之幸运地抵达了陕北。之所以说幸运，是因为中央红军从瑞金出发时8.6万多人，抵达陕北时只剩下8600多人，幸存者为十分之一。1935年底，她被重新恢复党籍。
1936年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抗日人民剧社，危拱之被任命为社长兼导演。这一年夏，美国红色记者埃德加·斯诺来到陕北采访，他在看了剧社的演出后，采访了危拱之，还为她拍了照片。斯诺在他的《西行漫记》中对此作了详细介绍。危拱之告诉他，1931年在瑞金的著名的高尔基学校里，从苏区各地招来了一千多名学员，红军训练了大约六十个剧团。他们在各个村子里和在前线巡回演出，而现在约有三十个这样的巡回剧社，“每个军都有自己的剧团，几乎每个县也都有……有时，我们临着白区边界，国民党士兵偷偷地带着信来要求我们的演员到边界的集市上去。我们去后，红军和白军都不带武器前来集市看我们表演。但是，国民党高级军官如果知道是决不答应的，因为国民党士兵一旦看了我们演出后就不愿再打红军了。”
中共的红色宣传还真是厉害，斯诺对此写道：“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没有比红军剧社更有力的宣传武器了，也没有更巧妙的武器了。由于不断地改换节目，几乎每天变更活报剧，许多军事、政治、经济、社会上的新问题都成了演戏的材料，农民是不易轻信的，许多怀疑和问题就都用他们所容易理解的幽默方式加以解答。红军占领一个地方以后，往往是红军剧社消除了人民的疑虑，使他们对红军纲领有个基本的了解，大量传播革命思想，进行反宣传，争取人民的信任。”
7月，负责做东北军统战工作的叶剑英要危拱之率剧社到安塞为东北军部队演出节目，宣传“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停止内战，共同抗日”。这样的统战，自然效果很好，也是张杨发动西安军事叛变的推手之一。期间，叶剑英向危拱之求婚。危拱之因自己经历曲折，表示不便与叶剑英结合。叶剑英说：“我爱的就是布尔什维克。”于是二人结婚了。
1936年12月，西安军事叛变发生后，叶剑英携危拱之来到西安，协助周恩来工作。中共在西安建立了红军联络处，危拱之任中共陕西省委妇女部长，对外职务是红军联络处会计。
据大陆媒体披露，1937年4月，中共派毛泽民、危拱之、钱之光、钱希均组成特别小组，赴上海秘密接运共产国际为中共募集的一笔资金，要求他们将这笔资金兑换成国民党政府的法币，运送到西安红军联络处，购买药品及其他等革命根据地急需的物资。但此时的危拱之已有5个月的身孕，到上海后又发现腹部长了肿瘤。因为当时与叶剑英的婚姻也出现了问题，主要是叶失联的前任妻子曾宪植再次联系上了他，危拱之决定主动离开叶剑英，于是在切除肿瘤的手术时，也将胎儿一起拿掉了。
手术后，危拱之等人将共产国际的资金兑换成法币后，回到了延安，出任红军家属学校校长。
整风运动中精神失常
抗战期间，危拱之先后任河南省委秘书长、郑州中心县委书记、豫南特委组织部部长等职，在所属的15个县内发展了大批党员。
1940年危拱之返回延安学习，1942年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河南党组织被打为“红旗党”，河南省委负责人员遭到逼供审查，危拱之感到十分绝望，就出现了本文开篇的自杀那一幕。获救后，她的精神一度失常，或许是真疯，或许是假疯。而她之所以绝望和发疯，或许是因为发现自己所效力的党其实是很可怕的，自己当初的选择是错误的吧。
她当时的男朋友是同样遭受审查的原豫西南地委书记郭以清，不过，因为中共认为郭以清的年龄比危拱之小十几岁，如果他们结合，将来的婚姻变数比较大，没有同意他们的结合。危拱之只好选择与郭以清分手。
1945年，危拱之被中共确认没有任何政治历史问题，刘少奇亲自找她谈话，当面向她赔礼道歉，她还在当年作为华中代表团成员出席中共七大。此时她的精神恢复了正常。我们不知道危拱之当时是怎么想的，心寒吗？或许。
晚年凄惨 报应使然
国共内战时期，危拱之从延安赴东北工作，先后任热河省赤峰市委副书记、热中地委副书记、赤峰市委书记、乌丹地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参加指挥所谓的“反霸”和镇压反革命分子运动。
中共占领东北后，1948年11月，危拱之任中共沈阳市北市区委书记。1949年初，因肺结核病发到北平治病。3月，抱病参加中国妇女第一次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第一届执行委员会候补执行委员。中共建政后，她因病长期在北京休养，但生活比较凄惨。
按照曾志的说法，“她没有儿女，没有丈夫，得不到亲情的关爱。组织上为了照顾她的生活而调去的一个女工作人员也不大尽心，危拱之上厕所跌断了大腿，她既不护理也不报告，听之任之，真是凄惨的很。‘文化大革命’初期，危拱之就糊里糊涂、无声无息地死去了。”她离世的时间是1973年2月8日。
危拱之一生的遭遇和晚年的凄惨，与她在文艺上为中共效力、欺骗了无数人大有关系，因为正是透过她所主持的文艺宣传，所培训的人员，无数人才中了共产主义和中共的荼毒，加入了中共邪教。做了这样的坏事的危拱之，按照佛家的因果报应学说，怎么会没有报应呢？
参考资料：《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录》
《怀念危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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