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领袖】新《大流行病条约》会致永久封锁？

前世卫组织科学家大卫‧贝尔谈新的《大流行病条约》会导致永久性封锁吗？（《思想领袖》提供）

更新 2022-09-12 9:30 AM 人气 1990

【大纪元2022年08月25日讯】（英文大纪元资深记者Jan Jekielek采访报导／秋生翻译）“（根据《全球流行病条约》），我们将创建一个“其存在取决于流行病”的官僚机构，他们将在发现疫情、宣布它们为潜在的流行病，然后做出反应方面拥有非常大的既得利益。”大卫‧贝尔说。

前世卫组织科学家大卫‧贝尔谈到，这个新的《大流行病条约》会导致永久性封锁吗？

世卫组织将讨论一项《全球大流行病条约》（Global Pandemic Treaty），并且对2005年的《国际卫生条例》（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s，缩写为IHR）做出影响深远的修正。那么，这到底意味着什么？

今天，我将采访全球卫生及传染病专家大卫‧贝尔（David Bell）博士。他在世卫组织工作了近十年，是PANDA——“大流行病数据和分析”（Pandemics Data and Analytics）机构的董事会成员，该组织正在研究世界对COVID疫情的反应。

贝尔说：尽管它（世卫组织）没有直接改变（小国的）主权地位，但是实际上它做到了。它剥夺了该国人民自己做出决定的能力。

我们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封锁会不会成为应对大流行病的一个永久特征？

这里是《美国思想领袖》节目，我是杨杰凯。

杨杰凯：大卫‧贝尔博士，欢迎你做客《美国思想领袖》节目！

贝尔：谢谢你！我很高兴来到这里。

正统公共卫生原则被抛弃新《大流行病条约》推动“封锁”

杨杰凯：好，我们要谈一谈现在大家正在热议的事情，这个《大流行病条约》，我听说它也被称为“大流行病协议”；还有，正在同时审议的《国际卫生条例》（修正案）。这份“预稿”（注：初稿）文件，最近很多人都在评论这个，有很多关于它的非常可怕的真相被曝光。

在我们讨论这个话题之前，我想请你简单说说，几十年来你是如何参与全球公共卫生领域工作的，以便观众了解你的背景。

贝尔：从背景上看，我是一名公共卫生医生，在此之前接受过内科医生培训，获得了人口卫生方面的博士学位，涉及疾病建模和传染病领域。所以我有疾病爆发等领域的背景。我在世卫组织工作了大约8年，负责协调在村庄一级的疟疾诊断推广工作，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全球性的工作，驻地在菲律宾，最初的办公室设在那里。后来，我在FIND基金会（Foundation for Innovative New Diagnostics，新诊断技术革新基金会）担任疟疾和发热性疾病项目负责人，FIND是一个设在日内瓦的基金会，开发（疾病的）诊断技术或资助诊断技术。

我曾担任全球公益基金会下属的全球卫生技术公司总监，该公司基本上是，或曾经是，比尔‧盖茨在西雅图或贝尔维尤的开发实验室，就在西雅图郊外。

首先（我要说的是），在过去两年里发生的事情并非毫无预警。已经出现了一些转变，从而我们可以开始朝着卫生控制的垂直化和集中化方向发展。

很明显，在2020年2月和3月间，在应对COVID-19的过程中，正统的公共卫生（原则）基本上被抛弃了，这些（不符合正统原则的）封锁措施从未解除。（我们）用上了“封锁”这个术语，该术语以前从未被使用过。在疫情之前，它不是一个公共卫生术语。

所以“封锁”是一个新概念。因此，是的，随着这种情况的延伸，从基本的公共卫生（的原则）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我们现在所谓的“封锁”这样的措施会对很多人、会对整体人口造成很大的伤害。这是从正统的公共卫生角度看。

当这些（“封锁”）措施被推动实施时，我们建模得出（COVID）死亡人数，（该模型）却完全不涉及年龄、或合并症、或对应措施会造成的伤害。而公共卫生（措施的依据），重申一下，是权衡成本和收益。你所做的任何事情都会有一些成本，并期待有一些收益。你是否这样做，以及是否继续这样做，取决于你是否认为收益大于成本。这些收益涉及健康方面的收益，内容广泛，不仅仅是身体方面的，正如世卫组织所说，也包括心理健康和社会健康。

封锁会造成很多伤害特别对非洲

收益也体现在人权等方面。这关系到家庭能否聚在一起享受感恩节晚餐，或看望他们即将过世的亲人。所以很明显，封锁会造成很多伤害。然而基本听不到这方面的异议声。非常奇怪的是，媒体将关注重点放在死亡人数上。因此，《纽约时报》每天都会报导：“有260例死亡”，“有300例死亡”，却完全不关心：“这些人是不是（之前）已经得了重病，是不是无论如何都会（因年龄或基础病）很快就死掉？”“他们的年龄多大？”事实证明，他们位于死亡平均年龄段，主要是些老人。

没有任何（关于死者）的背景（的说明），只有凭空而来的数字。没有人能理解这一点，是的，而今天有更多的人（因封锁导致无法救治）死于癌症、或死于心脏病，这种情况一直存在。在全球卫生、国际卫生领域，同样的事情正在发生。我们从一开始就封锁了那些本质上没有新冠病毒风险的国家，因为我们知道新冠病毒主要来自中国。

我们也知道风险集中在老年人群，虽然不仅限于老年人，但明显集中在老年人群；风险也集中在有严重并发症的人群身上，包括代谢性疾病、糖尿病、肥胖症等等。

如果你看看撒哈拉以南非洲各国，上述类别的人非常少。在那里的13亿人中，超过70岁的人不到百分之一，撒哈拉以南非洲有一半的人年龄是19岁或以下，在西方我们可以将其归类为儿童，所以他们感染这种病毒的风险非常低。但是我们（对他们）却在做同样的事情，说他们也应该全部隔离。我们知道在这些国家，一旦关闭边界、迫使（人们）失业、关闭市场，人们就很难获得医疗救治，会产生巨大的影响，这极其有害，同时也会损害经济。

也就是说，我们正在采取（封锁的）措施，却几乎没有从公共卫生的角度来讨论过。这不是一个理智的应对。因此，我和许多人一样，对这个（政策）方向感到非常担忧。不幸的是，我觉得这样的人还不够多。

《国际卫生条例》受SARS影响给世卫相当大权力

杨杰凯：那么，这里（世卫组织）有两个部分（的工作）在进行，同时被关注着，对吧？有这个《（全球）大流行病条约》，有这个（条约的）“预稿”文件，它是在本月早些时候的一些会议之后编写的，希望在未来一年制订出该条约。同时，还有这些正在更新的《国际卫生条例》。我记得该条例是2005年颁行的条例。请你为我分析一下这些条例是怎么一回事，然后我们再来深入探讨其影响。

贝尔：好的。人们对此有一些误解。《国际卫生条例》在2005年出台，其促成稍稍受到了2003年爆发的SARS（注：中国称为“非典型肺炎”）的影响。SARS的爆发令人震惊，因为它是一种恶性病毒。它没有杀死很多人，最多杀死了几千人，但它闹出了不小的动静，不幸的是，它也让人们对流行病感觉激动。

我在我的公共卫生同事身上看到了这一点，因为很多公共卫生工作并不引人注目，加强诊所服务、培训卫生工作者，这些都上不了BBC。但是，作为一个团队去抗击一场疫情爆发，或者为孩子们接种疫苗，从这种疾病中拯救出来如此数量的人，确实登上了BBC，并且令人激动，我们毕竟都是人。我认为，我们所看到的反应，部分是全球卫生界的人类自然反应。对此（恶性疾病），公共卫生界比对通常的疾病更为激动，因此他们想要出台该条例。

因此，《国际卫生条例》于2005年制定，此后又经过多次修订。他们已经被赋予了相当强大的权力，包括四项国际法。他们赋予世卫组织总干事相当大的权力，可以宣布大流行病，可以强烈建议——根据该协议，这是非常令人信服的——关闭边界，并发布有关正在发生的事情的信息等，并且在理论上赋予了世卫组织一些权力来管理大流行病。

国际法的执法方式因国家不同（注：是否为缔约国、及缔约国保留的权力）而不同。也就是说，在这个领域已经制定了国际法。下周将提交给世卫组织的管理机构——世界卫生大会的《国际卫生条例》修正案，将以多种方式强化现有的《国际卫生条例》，其中包括废除总干事必须与疫情发生地国家进行协商（才能宣布大流行病爆发）的规定，赋予世卫组织不同区域的六位区域主任自行宣布这些疫情爆发和宣布突发卫生事件的权力，并建立了一个——在某种程度上是最令我担心的——机制，即“定期审查”（Periodic Review）机制。它似乎是在仿照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做法。

也就是说，它每年都会审查各国，审查他们的大流行病准备情况，看看他们是否遵守《国际卫生条例》，并建议/告诉他们改进那些不达标的方面。因此，这方面将包括各种审查工作，以及开始成立一个管理大流行病的官僚机构。我认为这种机制比《（国际）卫生条例》本身更危险。在大多数国家，《（国际）卫生条例》可以被推翻，根据（该条例中）国际法（的执法方式）。

小国要反对是非常困难的（注：因为那时其它国家可以对其实施制裁），对于一个大国来说很容易，因为它们更强大。而建立一个像这样的（管理）大流行病的官僚机构、或（管理）大流行病的产业，这是建立在过去十年已经完成的（医疗）基础上的，是危险的，因为它将把（医疗）资源转移到这个（大流行病）领域。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讲，这对整体卫生状况不利。

《（全球大流行病）条约》赋予世卫更多权力

那么，谈到《（全球大流行病）条约》，正如它其名称，是（要创建）世卫组织的一个并行机制，也将具有效力。其目的是，根据其国际法的规定，它的目的与《国际卫生条例》修正案非常相似，但将走得更远，它赋予了世卫组织更多权力。它将进一步加强总干事对大流行病的指导能力。在其文本中提到了（应对）诸如错误信息、虚假信息等问题，那么，听起来似乎它将要有、考虑拥有一些审查和控制信息的权力。

这又会是十分棘手的（情况），如果有了一个依赖大流行病而存在的官僚机构，他们将在发现疫情、宣布它们为潜在的流行病，然后做出反应方面拥有非常大的既得利益。这是他们生存之道。

本周将提交给世界卫生大会的“预稿”是一份该《大流行病条约》的初步工作文件，打算明年在世卫组织和世界卫生大会上讨论并达成一致，然后经各国批准后生效，诸如此类吧，这需要三分之二的国家同意。而《国际卫生条例》修正案则需要50%的国家同意，因为它只是在修改国际法中已有的内容。

杨杰凯：我想谈一谈我最近从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Chris Smith）那里得到的消息。他对美国的修正案发表了评论，他称其为“拜登修正案”，这些修正案是针对美国正在进行的（《国际卫生条例》修正）工作提出的。他说，“拜登政府对世卫组织《国际卫生条例》提出的令人震惊的修正案，将授予新的单方面权力给总干事谭德塞，即他可以在不与美国或其它世卫组织成员国进行任何协商的情况下，宣布在美国或其它主权国家，发生了公共卫生危机。”

具体来说，“拜登修正案”将取消现行规定，该规定要求世卫组织与据称在其境内发生（公共卫生）事件的缔约国“进行磋商，并设法得到核实”。这一举措，将破坏美国“宣布和应对美国境内的传染病爆发”的能力，令其“依赖于腐败和串谋的联合国官僚机构的判断”。当然，他标识出，这（串谋者）是他几十年来一直在谈论的东西——潜在的中共、即中国共产党的恶意影响。你有什么想法？

贝尔：（《国际卫生条例》修正案的）措辞大意是：应该设法进行协商，但是如果某国说“这是他们自己的事，一边去！”世卫组织现在有权无视这一点。这会造成巨大影响，在很多国家，关闭边界会导致人员死亡，会中断供应链，会摧毁很多人和很多国家所依赖的旅游业。

“封锁”将冲击中低收入国家的贸易和经济

我们在西方没有意识到，但在中低收入国家，这些问题会影响人们的生计。它对贸易和经济有巨大的影响，而我们正在把权力授予一个人和一个紧急委员会，总干事与该委员会进行协商，该委员会是根据《国际卫生条例》修正案设立的，然而他（总干事）不需要遵照该委员会的调查结果行事。他可以推翻该委员会意见，依然宣布公共卫生紧急状态，如果他或她认为应该这样做。

六个区域主任被赋予了同样的权力，这是新的规定。因此，你可以看到这种潜在可能——一些国家可以影响这些个人和该组织，来针对另一个国家，或者说，实际上私人利益可以影响这些人。重要的是人们要明白，现在的世卫组织与70年前成立时的情况不同。它成立时几乎完全是由各国提供核心资金。他们提供资金，分配资金，然后世卫组织决定如何最好地使用这些资金。

现在，大部分资金是定向资金，这意味着提供给世卫组织来完成这个任务或那个活动。因此，捐助者决定将钱花在哪里，而且可以是非常直接的。我甚至看到达到这种程度：“这些是应该参与该工作的人”，“这就是该花钱的地方”，等等，“这是一个日程表”。

另一个重大变化是，世卫组织的私人资金和企业资金大幅增加。因此，与其说它仅对代表人民、代表国家的资助者负责，不如说现在它也对私人资助者或公司资助者负责，如大型药厂，他们大规模地直接和间接资助世卫组织。

这造成了严重影响，如果这个组织——该组织主要决定对人们和民众的健康和自由产生巨大影响的问题——涉及私人公司的利益，而私人公司的工作是为其股东带来最大的回报，（提供资助的）私人公司就可以通过资金直接左右世卫组织的方向，对其决策产生明显的影响。

杨杰凯：真的非常精彩！我想更多地谈一谈这个问题，因为很明显，这种转变会产生多方面的影响。你在盖茨资助的实验室工作过，可能已经看到了其中的一些实际影响正在发挥作用。在我们谈论这个话题之前，我想回过头去，再谈一谈你之前谈到的封锁问题，怎么样？一些评论家认为，这也是我读到的，这是把过去制定的封锁政策编纂成了法律，尽管，坦率地说，封锁政策异常失败。这整件事似乎是非常、非常离谱的，你是这样看的吗？

从公共卫生角度看封锁很离谱带来的伤害令人震惊

贝尔：很离谱，但也不离谱，这取决于你的观点。从公共卫生的角度来看，这（封锁）很离谱，毕竟大流行病很少发生。据世卫组织统计，在新冠病毒疫情之前的120年内，发生了四次大流行病。最大的一次是1918年至1919年的西班牙流感，造成2000万至5000万人死亡，但是其中大多数人被认为是死于继发性肺炎，因为我们没有抗生素（来治疗），是吧？在那之前，大流行病，比如黑死病等等，主要是细菌引起，如腺鼠疫、鼠疫杆菌，现在这些都不是大问题，因为我们有抗生素，尽管会产生抗药性，但是仍然非常好用。

在西班牙流感之后，我们又经历了流感爆发，它被称为亚洲流感——1957—1958年流感大流行。还有一次，1968年至1969年的流感疫情——香港流感，那是在伍德斯托克音乐节进行过程中。我的意思是，在这些流感期间，生活继续正常进行。大约每次都有一百万人被认为死于流感，就世界人口而言规模（比之前的西班牙流感等）小得多。然后我们经历了世卫组织将其列为大流行病的（2009年）猪流感爆发。他们宣布这是一场大流行病，但据信（只）有12万到24万人死亡。这比每年正常死于流感的人数要少。

也就是说，除了前抗生素时代之外，大流行病的死亡率非常低。我们稍后可以谈到新冠病毒。而且它们非常不频繁，一代人就发生一次。因此，现在没有必要急着改变现状，从（应对）大流行病的角度看，除非，人们认为会有另一次大流行。自然，没有理由认为很快会有另一次大流行。让我们假设这里（大流行病爆发）只有自然力量，我们可以将生物恐怖主义等问题放在一边，它是不同的问题。

也就是说，它们是罕见的事件。至于封锁，正如我说的，它是一个新的做事方式。我们知道，封锁非常有害。因此，在2019年，就在新冠病毒之前，在2019年底，世卫组织发布了大流行性流感应对指南，说只有在极端条件下，才能长期关闭边境、关闭工作场所，等等。他们强烈建议不要这样做，因为他们指出，这样做可能弊大于利。

我们知道，封锁所带来的（受害者）数字是相当令人震惊的。我们知道大约有1.4亿人或更多的人已经处于饥饿的边缘，而且情况可能变得更糟。我们已经破坏了供应链，疟疾已经飙升。2020年，死于疟疾的儿童比前一年多了6万至7万名，而其中大部分应该是因为他们发烧时无法去诊所。

结核病、艾滋病，我们知道会上升。在很多国家，针对可预防的儿童疾病的疫苗计划受到了严重破坏。因此，我们预计会有更多儿童将因此而死亡。学校已经关闭，这对未来人们摆脱贫困以及国家摆脱贫困的能力有巨大影响。

我记得，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估计，由于学校关闭和贫困，有另外一千万女孩被迫接受童婚。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还计算出，仅在2020年，在南亚，即印度、巴基斯坦、斯里兰卡等该地区的六个国家，就有大约22.8万名儿童和婴儿被认为死于封锁，并额外多出40万名少女怀孕。这都只是在南亚的情况，仅仅是在2020年因封锁而造成的。

封锁是有益或有害将其为应对大流行病永久特征？

由此在世界范围内推断，很难说，因封锁而造成的死亡人数不会远远超过新冠病毒疫情本身造成的。甚至世界银行或全球融资机构也受到损害。世界银行估计说，妇女和儿童也可能死于封锁（措施），除了死于新冠病毒外。

我们知道，我们已经造成了这种巨大的伤害。值得称赞的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已经很好地记录了这一切。还有乐施会（Oxfam，原名英国牛津饥荒救济会），甚至世卫组织应对疟疾的部门等等，都在记录这些伤害。

然而，我们同时也在非常迅速地推动这些《国际卫生条例》修正案和这个所谓的《（全球大流行病）条约》，其将把封锁措施——基本上看起来是这样的——确定为大流行病应对措施的一个永久特征。

也就是说，在没有任何详细分析封锁是真的有益还是有害的情况下。我们已经造成了巨大的伤害，而且在短短一两年内就做到了。如果我们继续这样做，伤害会累积，贫困会累积，供应链中断带来的伤害会累积。因此，我们可以预期，无论是健康，还是妇女权利、基本人权、教育、国家的GDP方面——这对健康有很大影响，特别是在低收入国家，我们可以预期，每次发生这种情况，都会加剧这些问题。

我们正在建立一个官僚机构，其存在将依赖于进行监视、力图发现各种疫情爆发，进行建模，该模型可能表明，如果你看看COVID疫情中使用的模型，该模型表明（疫情）会有指数增长——这在生物学上并不合理，然后，这将被用来确认出现了大流行病，需要关闭边界，实施这些措施。因为如果没有这个，这个官僚机构就……他们每年正在炫耀，每年都收到30亿到100亿美元，来资助这个官僚机构以及这种应对措施。

除非你正在做点什么，否则你无法证明拿到这笔钱是合理的，所以他们需要宣布疫情爆发并制定这些措施。因此，我们正在实施极其有害的措施，而没有对它进行任何认真的分析：“是否它是一个好主意？”“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吗？”或者，“它整体看来有益吗？”上次疫情，我们进行了分析，那是十二年前（针对2009年猪流感大流行）。

而我们实施这个（封锁）措施针对的疾病，从历史上看并不算是急性病，当然也不能与其它疾病造成的压力相比。即使是在新冠病毒疫情期间，更多的人死于其它传染病，更多的人死于代谢性疾病、癌症，而且他们的平均死亡年龄要比新冠病毒患者的平均死亡年龄低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