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2年08月29日讯】（英文大纪元资深记者Jan Jekielek采访报导／秋生翻译）
女声播报：在湾区，人们没有安全感。
西雅玛克‧霍拉米：没人被追究责任。你可以去偷任何你想要的东西，然后走出商店，第二天再来搞一次。如果（盗窃品）低于950美元，就属于轻罪。
西雅玛克‧霍拉米调查了加州犯罪率飙升的根本原因。
今天，我将采访《加州内幕》（California Insider）节目的主持人西雅玛克‧霍拉米（Siyamak Khorrami），讨论他的这部新纪录片《加州犯罪潮》（California Crime Wave），该纪录片现在正在《大纪元电视》上播放。
霍拉米：在加州政府，我们看到了与我在中国看到的同样的文化，即没有人承认犯错。
是什么导致了加州犯罪率的急剧上升？为什么官方统计数字严重不准确？
这里是《美国思想领袖》节目，我是杨杰凯。
杨杰凯：西雅玛克‧霍拉米，欢迎你做客《美国思想领袖》节目！
霍拉米：谢谢你！杨。
过去十年 加州通过很多法律使犯罪不受惩罚
杨杰凯：我很高兴来到《加州内幕》节目的工作室，我一直非常喜欢你的新纪录片《加州犯罪潮》。它其实在很多层面上都让我有些震惊。我听说加州的犯罪率在上升。这一点我是知道的。但是，有一件事真的让我印象深刻，就是一位接受采访者基本上断言：基于一些立法，在加州偷窃几乎成了合法行为。所以，请给我讲讲这方面。
霍拉米：在过去十年中，（加州）通过了许多各类法律，使得犯罪分子能不受约束地犯罪而不必面临任何后果。现在，偷窃是不合法的，但有一个门槛，如果（盗窃品）低于950美元，就属于轻罪。结果是，只要你偷的东西低于950美元……有时你会看到有人拿着计算器走进商店，计算、（把价格）相加计算他们要偷多少东西。
如果低于950美元，那么如果你被抓到，你会收到一张传票，你必须上法庭，但是他们不会把你送进监狱，因为监狱已经满了。所以你会被释放，然后你可以再去犯罪。甚至有这样的情况，某人在一天内被抓了三次。重复犯罪没有任何后果。你可以继续偷下去，一直偷下去。
杨杰凯：真是匪夷所思，因为表面上看颁布这些法律是有充分理由的。起初的原因是，有太多的人因为犯了也许不值得严加惩处的罪行而在监狱里被关押得太久。这似乎是这些法律得以颁布的原因。
霍拉米：是啊，是啊，我们曾制定了这个“三振出局”（注：棒球术语）的法律：如果你犯了罪，如果你犯罪达三次之多，那么你可能会被判处终身监禁。有一个案例：有人偷了一个甜甜圈，最终进了监狱，这就是后果。所以公众不想再这样做了。
因此，加州人希望变得更加宽松，于是出现了一种转变，加州人希望更多关注“教养”（rehabilitation，注：将节约的监狱开支投入到防止旷课辍学、受害者服务、心理健康、药物滥用治疗以及其它可以减少监狱服刑和在押人数的专案上）。因为，囚禁需要很高的成本。一旦有人入狱，每年要为一个囚犯花费近11万美元。这比上常春藤盟校还贵。因此，加州人希望改变这种情况。可是通过的（将一些非暴力犯罪重新归类为轻罪）所有法律似乎使犯罪更不受约束，而且犯罪分子几乎不被追究。
犯罪率下降 因小偷不算犯罪
杨杰凯：那么，现在加州的犯罪状况如何？
霍拉米：如果查看统计数字的话，统计数字表明犯罪率还可以——犯罪率没有上升，看上去似乎，在某些地区的大部分地方几乎是下降的，一切都很好。但是，如果你真的深入研究统计数据，对其进行分析：统计数据显示的是，在旧金山每天有8起商店盗窃案；而一家商店的一名保安说，他在一天之内就在这家店里看到了20起入店行窃。而在旧金山有10,000家商店。
如果在整个旧金山每天只有8起案件，就不会有14家沃尔格林（Walgreens）药店关闭了。这告诉你，统计数字没有反映现实。因此，就像于每天只有8起入店偷窃案件一样，随着我们深入调查，我们被告知这（被统计的案件）可能是暴力案件。只有这种暴力案件才被报告。如果不是极端案件，可能不会被报告，因为不会有任何影响——你丢失的东西又找不回来，何必费事呢？
杨杰凯：另一件非常耐人寻味的事情是，有一种统计数字是无法伪造的。
霍拉米：是谋杀案（的统计数据）——谋杀率。我们意识到的是，谋杀率明显提高了，在两年内几乎翻了一番。当有尸体时，你无法隐藏尸体，而且在几乎百分之百的（这类）案件中，人们必须报警、上报谋杀案。这就是为什么说这些数字是可信的。根据我们与专家的谈话，通常情况下，如果谋杀率上升，所有其它类型的犯罪也会上升。因此，从本质上讲犯罪率在飙升，但统计数字和数据并没有显示这种上升。
杨杰凯：那么，这种脱离现实的做法，是报告不足，还是故意为之？
霍拉米：有多方面因素。首先，不同部门提供不同的数据。一些地区检察官的数据显示犯罪率下降了，因为他们想证明他们的做法是正确的。因此，不同部门提供不同的数据，而有时他们不与对方分享数据，是有这方面的因素。
人们不想针对“小偷”去报案
还有一个因素是人们不去报案：如果有人撬了他们的车，他们就不想报警。因为报警又能怎样呢？毫无结果，他们拿不回自己的东西，浪费时间而已。还有一个因素是你可能害怕报警的后果。所以你可能不想报警。如果你报警，你可能面临犯罪分子的报复。如果你认识罪犯，如果他们认识你，你可能不想为此报警。因此，有多种原因导致数据不正确。
杨杰凯：加州是一个经常听到“撤资警察”（Defund the Police，削减警察经费）的口号的地方。那么，实际情况如何？其影响如何？
霍拉米：我认为在洛杉矶和旧金山等一些城市，确实出现了“撤资警察”。而结果是……这些地方干的事情是，洛杉矶的许多政客和市长出来说警察都是杀人犯。他做了这样的评论，又试图改变以往的口风。他们削减了警察经费。在旧金山，他们确实削减了警察经费，拿走了一些资金，想把这些资金用于社区的其它方面。
根据我们的调查，根据我们的研究，我们在当地看到的情况是，许多警察变得士气低落，因为削减警察经费不仅仅是经费问题。这关乎，哦，我们还要不要投入资源给警察部门呢？警察现在人手严重不足，因为维持治安是一项非常艰苦的工作，你必须处理各种类型的电话，每天一醒来就要处理社会上最疯狂的事情，你必须处理，那是你的职责。
于是，旧金山的一些警官辞职了，很多人提前退休了。在洛杉矶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作为这场运动的结果，警察的尊严和他们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对他们工作的自豪感受到质疑。因此，所有这些部门现在很难招募到警察，都人手不足。这都是那场运动造成的。现在很多县和市都意识到他们必须重新资助警察，因为“撤资警察”不是一个好主意。但是，从招聘方面来说，重新资助警察已经来不急了。他们仍然非常缺乏人手。
在加州生活不再感到安全
杨杰凯：西雅玛克，你是如何对这一切产生兴趣的？
霍拉米：我制作这部纪录片的原因之一是我曾在墨西哥城生活过。在那里，当你觉得不安全的时候，不要紧，有最善良的人（可求助）。在那里，他们有最善良的人，但并不安全。当你没有安全感的时候，你做的每一个决定都围绕着安全问题：你去哪里？你开什么车？你走路，还是开车？你做什么？你的孩子在哪里玩？你送他们去哪所学校？你必须时刻警惕：你今天会被绑架吗？是否有人会拿着枪走到你面前，抢走你的车，抢走你的手表？
所以这些都是你必须担心的事情。而墨西哥城发生的事情，在加州正在发生着。我们正朝着那个方向走。我在墨西哥城的经历让我看到，我们正朝着那个方向走，我们不再感到安全。我们不能驾驶我们想要开的汽车，不能去我们想去的地方，我们不得不时刻提心吊胆。
在加州，从刑事司法系统发生的事情看，从已经完成的（司法）改革看，我们不是在应对犯罪因素。在墨西哥城，也是同样的模式，那里的人非常友善，但是犯罪分子不会承担任何后果，因为政府腐败。不幸的是，加州也在朝着同样的方向发展。我们想向加州人展示正在发生的事情。
还有一个因素，大多数加州人不去分析他们投票支持的政策，不问这些政策是否有效，因为媒体没有实际说明这些政策。很多人都知道犯罪率上升，但是他们并没有真正把它与我们的政策联系起来看。但是他们知道，哦，现在很危险，我不能把东西留在我的车里。或者，在洛杉矶，你去餐馆吃饭时，必须小心选择你去哪里的餐馆，你从哪个门出来，你开什么种类的车，是否有人跟着你回家。你必须要小心。
我们将继续采访西雅玛克‧霍拉米，他的纪录片是《加州犯罪潮》，你在《大纪元电视》上就可以观看。
杨杰凯：我们早些时候在线下交谈时，你谈到了一些事情，让我非常感兴趣，就是法律众多反而可以在社会上造成更普遍的问责制缺乏的现象，不一定是对某一具体的犯罪行为缺乏追责，而是对各种犯罪行为缺乏追责。
霍拉米：是的，在加州我们有很多法律。每年，仅去年，我们这个州就有超过700项新法律。请记住，有县级的，也有市级的。在洛杉矶县我们有一项法律：如果顾客没有要塑料刀叉你就向他们分发，你可能会受到惩罚，如果你多次违规这样做，就会被处以巨额罚款。问题在于，作为一个餐馆老板，你该如何控制这种情况？
你该如何确保你的员工不会把塑料刀叉递给顾客？我们有很多这样的法律，很容易违反。问题在于，我们可能会形成不遵守法律的文化，因为人们很难遵守所有这些法律。与我以前居住过的国家相比，在美国，人们真的尊重法律，人们遵守法律，而在第三世界……
杨杰凯：相对来说吧。
在中国 有政府官员帮你摆脱法制乱局
霍拉米：对，对，都是遵纪守法的人。在第三世界国家，或我曾经生活过的国家，基本上都有法律，但是没有人遵守，因为你有朋友在政府，他们可以包庇你。在某些情况下，在我住在中国期间，我见到的情况是，有些政府官员实际上干的活儿就是帮你摆脱法律制度中的乱局。所以，从本质上讲，你必须始终与他们保持关系，大肆贿赂，因为他们的权力很大。
不幸的是，从我收集到的信息来看，加州正朝着这个方向发展。我们有很多法律，我们正在制定越来越多的法律，而其中一些法律是不可能被遵守的。我可以是一个非常好的餐馆老板，但是我从学校雇用的员工，也许其中一人心情不好，（不问顾客就给其）分发了塑料刀叉。我告诉他不要这么做，但是他还是这么做了，也许分发给了10个顾客。我得为此支付巨额罚款吗？那我该怎么办？我得认识在政府办公室工作的人，管理此事的人。如果我和他们关系非常好，他们就不会对我强制执行。所以，这就是加州可能发生的事情。
杨杰凯：真是匪夷所思！你的基本意思是：制定了太多的法律、制定了这么一大堆法律，实际上反而导致腐败变得更加猖獗。就因为有太多的事情需要应对。真的匪夷所思！请给我讲讲你的背景吧。
霍拉米：我在伊朗长大，直到16岁。后来我在墨西哥城生活，然后来到美国，再后来我去了中国，帮助一个家族成员创办了一个公司。所以，我在中国工作过，了解它的运作系统。我不得不经常与政府打交道。然后我创办了公司，之后我就回美国了。我试图建立一个对冲基金，在2008年的时候时机非常好，不幸的是没有成功。后来我建立了一家科技公司。
决定加入大纪元 这里看到美国文化和制度运作
那以后，我决定加入《大纪元时报》，我在这里看到了美国文化和美国制度的运作方式。我在很多公司内部看到了这一点：我们承认犯错，但不害怕犯错。我们谈论错误，我们说我们很抱歉，然后我们可以纠正。在中国，这都是不会发生的。没有人承认犯了错，这种事你不会看到的。不幸的是，在加州政府，我们看到了我在中国看到的同样的文化，即没有人承认犯错。
我们看到了一场大规模的诈骗案件。就业发展局（Employment Development Department，EDD）——加州的EDD，在大流行期间给人们发放了200亿美元的失业支票，甚至把它给了那些被判终身监禁的囚犯。（总额达）200亿美元。没有人站出来说，“对不起，我们犯了一个错误，我们本来应该更好地管理这个部门。”没有人这么说，而这正是我们这个州正在失去的东西。美国这里还存在其它价值观，其中之一是意见和思想的多样性。
我看到这是美国特有的价值观，比如你去看一场足球比赛，你可以看到不同球队的不同球迷，他们在交谈，他们玩得很开心，他们在一起看比赛。再比如，在一个公司里，高管们允许、尊重其它的意见，可以把它们摆到桌子上，进行讨论，并提出解决方案。
在加州，我们只用一种思维方式来管理这个州。这是相当极端的。即使是民主党人（内部），加州的大多数人是民主党人，但在民主党内部，只（能）有一种声音，他们甚至不接受自己党内的其它想法。我的意思是，这里的民主党人害怕质疑，害怕公开谈论任何可能对其意识形态有负面影响的东西。他们害怕谈论。
我还看到另一个因素。在企业界我注意到，我们非常注重行动，我们研究问题，我们解决问题，我们推动事业发展。不幸的是，在加州政府中，我们没有这样做。我们有这么多不同的问题，比如无家可归者、火灾、缺水、干旱、缺电。我们并没有真正处理这些问题。我们只是设立一个又一个项目，一个又一个项目，没有人采取行动，我们没有采取任何认真行动。这非常类似于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做法。
北京一年连60个晴天都没有 政府没有作为
我这里有一个故事。我在中国时曾被邀请参加一个美国商会的活动。北京市市长也在场。有人问了他一个问题，他们（作为美国人）敢问这种问题，比如，“你们如何解决中国的空气污染问题，北京的空气污染问题？”市长把这个问题推给了他的负责空气质量的官员，该负责官员站起来说：“北京（每年）有260个晴天，我们正在非常努力地工作，让空气变得更好。”与我同桌的人都笑了，因为我们都住在那里。
我们知道在北京（一年到头）连60个晴天都没有，但是政府没有任何作为。这也是加州政府现在的情况。当州政府官员讨论无家可归者等问题时，当他们想拨出150亿美元或50亿美元来为无家可归者建造住房时，当他们站上台然后说“这个项目运作得非常好”时，没有人提出质疑。
所以我们在这个州搞了这个项目，要在洛杉矶为无家可归者建造单间公寓，每个单间公寓12万美元。市政府拨款1.2亿美元，民众支付了税款来实现这一目标。每个单元的成本在60万到80万美元之间。
当洛杉矶市政府官员站在讲台上说“这是一个伟大的项目，它运作良好”时，报纸会进行报导，但是他们不会给你数据说明项目如何进行，在哪里进行，建了多少房子，有多少无家可归者受益于这个项目而不再露宿街头。媒体没有告诉人们这些，而人们信任媒体。而政府……
杨杰凯：鉴于你现在所看到的一切，你的纪录片的记录以及更多方面，你认为这一切将如何发展？
加州人正在发起一场运动 想要改变
霍拉米：一方面，我们刚刚在加州举行了选举，投票率非常低。这表明加州人还没有，在某种程度上，大多数加州人还没有到了想要改变或者挑战这些政策的地步。但在另一方面，我们有一群加州人正在发起一场运动。
在旧金山，有一个罢免学校董事会成员的活动。在旧金山，有罢免地区检察官（注：Chesa Boudin，他推出了一系列纵容罪犯的激进左派议程）的活动（成功了）。在洛杉矶，也有一个罢免地检官（注：George Gascón，他推行激进的刑事司法政策）的行动，刚刚获得（足够启动特殊罢免选举的）签名。
可见，参加这些运动的人们已经开始对现实感到厌倦和沮丧，想要做出改变。这些运动的有趣之处在于，其中很多罢免活动都是民主党人主导的。
罢免学校董事会活动的发起人是民主党人，是移民；罢免（旧金山）地检官博彻思（Chesa Boudin）的发起人是民主党人；洛杉矶的（地检官）罢免则是由无党派人士发起的。也就是说，在加州似乎有一群人开始厌倦了，实际上，他们可能启动这种变化。
随着事情不幸地变得更糟，人们看到了这些政策的结果，越来越多的加州人将会站出来，想要改变。毕竟这是个很棒的地方，气候真的很好，这里有很多企业家。也有很多人是推动者和风云人物，他们成立公司、做实事、搞创新。当这些人受到影响时，他们只有两个选择：一是离开加州，二是留下来，造就加州，或改变加州。
杨杰凯：鉴于你在完成制作这部纪录片后所了解到的一切，你认为可以立即做出什么样的良好的政策决定？
霍拉米：我注意到的一件事是：我们正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我们正变得情绪化，我们实际上采取了一种极端的方式来处理问题。我们想进行刑事司法改革，但是根据我在当地收集的情况，我们实际上已经废除了刑事司法系统。而我们必须做的是：我们必须恢复这些法律，恢复某种程度的控制。当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两起案件时，这里或那里有不公时，我们必须明白，有时会发生不公正的事情，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因为有人没有受到良好的对待，我们就必须改变整个系统。
很多时候，当人们质疑警察部队，或质疑刑事司法系统时，（要考虑到）有成千上万的人正在这些组织中工作。你可以有几个害群之马，他们可以造成大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整个系统都是坏的。我生活在墨西哥城时，如果我在墨西哥城迷路了，我最不想问路的人是警察，因为我不知道他们是好是坏。其警察队伍中存在大量腐败现象。
犯了错误 必须追究责任
在美国，在我们这里的警察队伍中，在大多数情况下，99.999%的人是可以信任的。我们可以理所当然地认为美国的刑事司法系统比其它任何地方都好。会有一些不公正的案件，但是我们不应该感情用事，不应因为这样那样的案件而改变我们建立的整个系统。我们应该尝试弄清楚如何在内部修复它，或者尝试如何更好地认识清楚这些案件，逐一纠正。
杨杰凯：所以，必须追究那些需要被追究责任的人的责任，他们要么是犯了错误，要么是参与了腐败，等等，但是不需要进行彻底改造。
霍拉米：不需要进行彻底改造——废除系统并创造新的系统，因为我们已经做了很多工作才取得现在的成果。最重要的事是改变政策，同时改变政策制定者的心态。他们需要真正迅速地认识到，我们正走在错误的道路上，没有（对犯罪行为的）追责。
你可以去偷任何你想要的东西，然后（大摇大摆地）走出商店，第二天再去偷。你可以去偷然后用钱去买毒品，再睡在街上，没有人会去管教你。这样不对！你应该换一种方式做事。因此，务必存在的机制是：作为一个社会，我们不应该容忍有人走进商店，拿了东西就走，这不是一个好的文化。
这对人们来说不是一件好事。做事不承担任何后果，这对社会是不利的。起初，当时是（因不算重罪而）去偷900美元，现在盗窃金额变得越来越大。在洛杉矶，你会被人跟踪回家，有人会抢你的车。如果我们对此不采取任何行动，这些犯罪分子就会感到愈加放心，愈加自信，愈加大胆。我们走的路线让偷窃变得越来越容易。而原因是我们想善待这群人，或者想善待那群人，可是我们正在失去整个社会。
杨杰凯：好，西雅玛克‧霍拉米，谢谢你接受本节目的采访！
霍拉米：非常感谢你邀请我，杨！
杨杰凯：感谢大家观看我对西雅玛克‧霍拉米的采访，他的纪录片名叫“加州犯罪潮”，现在就可以在《大纪元电视》上观看。我是节目主持人杨杰凯。
您刚刚观看的是本期《美国思想领袖》的删节版，要想观看完整版，请访问《大纪元电视》，网址是epochtv.com，你还可以在Roku电视，苹果电视，火电视等其它电视平台上找到它。
《美国思想领袖》制作组
责任编辑：李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