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2年08月30日讯】近期，中共国对台湾某些农产品祭出“禁止进口”命令，此举引起台湾内部的騒动，在一片谴责声中，却也传出“中共国不再让利”的声音。顾名思义，“让利”就是一方将利益给予另一方，亦即一方受损，另一方得利。不过，货品的进出口买卖，只有单方面得利吗？不是买卖双方都有利的“互利”行为吗？即便是中共的“政治行为”购买方式，对中共国人民都没有利益吗？当然不是！
管制政策要不得
记得台湾本土名作家黄春明的小说《苹果的滋味》被搬上萤幕时，画面中男主角咬了一口苹果，那种“满足、享受”的表情让人永远难忘，因为那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尝到苹果的滋味。那个时代的台湾禁止苹果进口或者受到严格的管制，一般人要嘛买不到、要嘛无力买（价格高），这都是政府的“管制政策”造成的。
之所以会有进口管制，是因为对于国际贸易的“进出口”，很普遍的认定“出口是好现象”、“进口是不好的”，而“出口大于进口是顺差”、“进口大于出口是逆差”的习惯说法就是明证，因为“顺”是好的，而“逆”是不好的呀！这可能是由于“出口”是“我们的东西卖出去换到钱”，而进口则是“我们将钱给了对方”，前者好似“赚了钱”，后者则是“亏钱”。这当然是极大的缪误，其间忽略了实实在在的“东西或产品或物品”，而身为“消费者”的人，不是要消费“实实在在的东西”吗？进出口指的是一方以实实在在的东西换到了钱，另一方则以钱换到实实在在的东西，不是两边都获得各自想要的吗？不是都有“利得”吗？
在自由市场里，商品交易或商业交易总是有利于买卖双方的，双方都是觉得“值得的”，否则不可能成交。这里所谓“值得的”，是说买方在拿出一笔钱买到一份物品的时候，他总会觉得：他所舍的东西其值小，所取得的东西其值大。相对地，卖方在拿出一份物品卖得一笔钱的时候，他也是觉得所舍者值小，所取者值大。若有一方觉得“不值得”，买卖就做不成。所以，买卖或交易，其实不是等值的，更不是一方的利得来自对方的损失，而是双方都有所得。
自由交易是“互利”行为
照理说，这个事实我们每个人应该都可以从自省中体会到，但在日常生活中，毕竟有人不会经常反省而有所蔽。人在有所蔽的时候，再浅显的道理，也不会懂。譬如：当一个人生病看医生买药吃时，就想不通他所花的医药费，不是医生和药房要他花的。而医生和药房赚的钱，不是因为他的病痛，而是因为给他消除病痛。进一步说，有所蔽的人如果是卖方，当他在某情况下不得不赔本卖出时，他也想不通要他赔本的不是当时的买者，而是他自己的经营失算。毕竟买者并没给他赔本的痛苦，而是减轻他赔本的痛苦，若无此买者，他会赔得更多呢！
这两个比喻应可说明在自由市场，商业是有利于双方的基本原理了。至于“一方的利得是另一方的损失”这个说去，可以适用于盗窃、劫掠和战争。盗窃和劫掠得到的东西，是失主的损失，而战争的胜利，则是敌国的败降。原本盗窃、劫掠、战争这些罪恶行为与商业不仅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而且是像黑暗与光明那么相反的两回事。不幸的是，“商场如战场”一直被人们琅琅上口，而“商战”也早是惯用说词，不但将同业竞争比喻为“商战”，而且把买卖双方的关系看作战争。
“商战”谬见
18世纪的鼎鼎大名作家伏尔泰(Voltaire, 1694~1778)，在他的《哲学词典》“祖国”这一条目下写着：“要做一个好国民，就要希望本国以贸易致富，以武力致强。明显的，一个国家如果不牺牲别国，就不能致富；如果不加害于别国，就不能称强。”伏尔泰因为揭发一些古老的迷信而享盛名，却不自觉地陷入一个最可悲的谬见，他竟然把国际贸易与对外战争相提并论，认为都是要牺牲别国、加害他国！
另一位19世纪的大人物拿破仑三世(Napoleon III, 1808~1873)，更说：“一国输出的货物数量，与一国为荣誉和尊严而对敌国所能发射的炮弹数量成正比。”也就是说，为了本国的荣誉与尊严，对外发射的炮弹愈多，则输出的货物也就愈多。
伏尔泰和拿破仑三世这两位高高在上、赫赫有名的大人物，发出的声音是非常宏亮的，学院内的经济学人和经济学教义，无法压抑它。欧陆的情形是如此，连出产经济学始祖亚当･史密斯（Adam Smith, 1729~1790）和李嘉图(David Ricardo, 1772~1823)的英国也是一样，英国贵族的典型见解，都抱持着对商业的谬见。
不幸的是，在中国，当严复把亚当･史密斯的《原富》(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译成中文引进中文世界的同时，也有人将“商战”观念也译介进来，更经常被时髦人物以口笔传布成为新思潮。其实，由史密斯的《原富》通常被译为“国富论”就可见其一斑。
国际主义非国家主义
史密斯这本经典所讨论的财富问题，不是以一国为本位，而是着眼于多国，因此他这部书名上用的”Nations”是多数式的，有着“国际意义”是国际主义的，而“国富论”这个译名中的“国”字，却有着“国家主义”的意涵，有导向“经济国家主义”的危险，而“国家至上”也就理所当然了。
奥国学派宗师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 1881~1973)早在1944年就指出，在“国家至上”的世界，即便是民主政府，在充斥贸易壁垒和移民障碍、外汇管制和剥夺外资的时代，几乎每个公民基于自身利益，都渴望外国政府可能用来伤害他的这些措施遭到废除。所以，几乎每个公民都渴望本国力量强大、领土扩大，于是委给政府更多权力，扩大政府强制与胁迫领域，在经济民族主义或国家至上主义下，政府控制愈来愈多的商业活动，而且采取“以邻为壑”的经济政策，德国是最代表性的国家，在“经济国家主义”作祟下，爆发出两次世界大战，也坐实了“商战”的现实。
跳脱“让利”陷阱
不可否认的，在战争中，至高无上的目的是在毁灭敌人，任何手段都可采取，而“兵不厌诈”是历来战略的箴言。商业，是我们人性中理智运作的产物，把商业比作战争，不仅是比类不伦，而且严重地破坏商业道德。如果“兵不厌诈”也可用到商场，还有什么商业道德可言？如今盛行的妨冒、假货、偷窃技术等等，显然是违反商道的。不过，若把商场看作战场，还有何话可说呢？也许就在错误观念误导下，才有如今这种令人遗憾、却被视为正常的现实吧？！
人类或有所警觉，乃有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出现，使国际贸易向自由贸易前进，可惜的是还是有着浓浓的“重商主义”的味道，尤其2001年中共国加入后更是阳奉阴违的发挥“新重商主义”的战略，鲸吞蚕食全世界，成就其超英、日赶美的全球第二经济体，进而威逼利诱全人类戕害自由、人权，将“假恶斗”的本质尽情发挥，“欺骗”、“不诚信”、“不讲道德”，在钱财积累雄厚实力下，利用高科技工具监控人民，其念兹在兹要统一台湾，各种统战伎俩纷纷出笼，而“让利”只是其中一种手段而已。
其实，这种“放长线钓大鱼”的伎俩，台湾民众早已心知肚明，为何还是摆脱不了？是不是就像一般的“诈骗”，明知有诈，却还时不时的有人上勾呢？而“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天上掉下来的礼物不能接”大家也都很清楚，为何还会落入陷阱呢？看来恢复传统伦理道德，人人当“正人君子”，让“正念”常在我心才能阻绝啊！而中共的早日灭亡正是先决条件，所以讲清中共邪恶本质、戕害人类的真相，让世人尽快清醒过来、拒绝受迷惑，并拒绝它，进而推倒它，是多么重要的事呀！！
（作者为中华经济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责任编辑：朱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