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2年09月02日讯】自2019年6月起，在香港这座水泥森林城市里，一场反送中运动持续半年。在硝烟弥漫的街头，身着黑衣的抗争者穿行在一万六千枚催泪弹、一万发橡胶子弹，和以千计的布袋弹、海绵弹之间；黑衣人海如潮水般反复涌现街头，退了，又回来；退了，又回来……
社会动荡不安，抗争者的生活轨迹随之起波浪。在白茫茫烟雾下，他们的经历、想法和期望互相交织。然而，运动最终被暴政镇压。如今，烟雾早已散去，当年的许多抗争者被迫流亡海外。在反送中3周年之际，大纪元专访几位当年运动的深度参与者，他们如今处境如何？有哪些所思所想？
访谈对象大多数都有亲人在香港，处于安全原因，他们全都用化名。
从小就知道中共不好
阿健是香港留学生，反送中之前已来加拿大留学，2019年6月学期结束回港探亲、度暑假，恰好遇上反送中运动大爆发。6月至8月近3个月的时间里，除了事先安排的2周旅行，他参加了所有大小游行活动。
阿健在香港出生、长大。像很多香港人一样，他的祖父祖母都是从大陆逃离共产统治来香港。阿健从小听祖父、祖母、父亲讲中共如何“狠”的故事。当听到文革时期，家人回大陆探亲，要带一些衣服给那里的亲戚时。他就想到：“那边的政权有多邪恶啊。”
阿健小时候跟家人去大陆扫墓、探亲，爸爸妈妈总会说，小心说话，不要被别人听到你说一些不同的东西。有时候他带一些香港的报纸，过关之前也会遭到父母的阻止，不让带过去。“这些经历让我感受到大陆是怎么高压的。”
阿健从小就开始关注政治。小学时，每年六四来临，有些老师会讲六四的故事。他也会跟父母参加维多利亚公园的六四纪念活动。
“从小我就已经知道，中共是一个残暴的政权，我从小就反共。” 阿健说。
关注政治
阿健从小就关注香港政治，也喜欢历史。2012年的国教运动，中共想消灭香港人的身份和文化，阿健觉得要反抗。他说：“我很喜欢香港、香港本土文化，包括电影、歌曲、饮食、文化。但中共想摧毁香港，所以想反抗它。”
2014年雨伞运动，阿健作为一个初中生加入其中。跟许多抗争一样，他第一次经受催泪弹的“洗礼”。雨伞运动清场之后，运动陷入低潮。除了鱼蛋革命，也有一些小型游行，他都去参加。是雨伞运动之后出现了主张香港独立的一派，阿健属于支持香港独立那一派。
差点被警察抓捕
阿健中学毕业来加拿大留学，一直关注香港的情况。2019年4月，他从新闻中听说香港政府要推《逃犯条例》，预感有事情发生。之后发生的事情他并不感到震惊，早有心理准备。
“催泪弹已经习惯了。”阿健说。反送中运动经历很多，记忆已化成碎片，他感觉无从说起。
阿健是走在游行队伍较前的人，但不是最前方，和警察站得非常近。被追捕的时候，他跟警察只有一步之遥，差点被抓住。
2019年7月1日冲击立法会，阿健没进去。阿健说，其实当天一开始并不是冲击立法会，而是去围住紫荆广场。那天有会展，港共和中共高官会在那里升中国旗。警察很早就把那边封锁。那天天未亮，很多人已聚集在立法会前，想去紫荆广场。很多人想冲过去，但被警察堵回来。阿健差点被警察抓住。
“那天感受最深的是港人的团结，大家在一起，是手足。身边都是不认识的人，但没有人为了自己的安全离去。”
阿健回忆，“如果前面有人被警察追，人群会慢慢后退，然后把那个人拉到后面去，以免警察抓住。”
阿健说，那时站在前面的人，心态比较勇武，其实就是比较勇敢，不怕。但那时还没有人想过汽油弹，最多就是往前冲。那些真正和理非的人一般站得比较后。其实开始大家都有一些怕，但是后来就没有那么怕了。
阿健很幸运，抗争没有遇到来自家庭的阻力；相反，他得到父母的支持，连祖母都支持他。他的父母、祖母也上街，但都站的比较后。
阿健在家里有时也会和父母有激烈争论，焦点就是到底应该和平一点，还是更激烈一些？哪些情况可以接受？哪些是错的？再就是“不要走那么前哪，很危险哪。”但整个家庭观念相近，全家同仇敌忾，全都站在反共一边，支持香港民主、自由。
“开始时大部分人都有侥幸心态，觉得自己会没事的。认为反正我做的是对的，你抓就抓吧。如果真的那么怕就不会站得比较前。”阿健说，但也有被捕的心理准备，那时街上有一些义工在派发卡片，提供义务律师服务的信息。
“直到中大、理大事件时，才知道真的很危险，他们（警察）什么都可能做的出来。”阿健说，“汽油弹也是那个时候出现的。那是整个抗争最严峻的时候。”
不过，阿健9月已离开香港，回加拿大上学，没有参加中大、理大的抗争运动。 “那时看到理大、中大情况，看到了又不能帮忙，那个感受才是最难受的。”阿健说。
保存实力 不言放弃
香港反送中运动最终被暴政镇压下去，运动再次陷入低潮。很多人被迫来到海外，流亡他乡。
“抗争是不容易的，也不是出去抗争一场，中共就倒台。”阿健说。他喜欢历史，知道要推翻一个政权，或者革命，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成功。
阿健认为，香港目前比起纳粹时期德国统治波兰的情况更坏，而且情况会越来越坏。他早就有心理准备，要打很长的仗。特别是国安法之后，看到越来越多的打压，很多香港人在受苦，阿健也会觉得悲痛，难过。
“但是，有一点会乐观，就是情况越来越坏，反而会物极必反。”阿健说，“历史在发展，在不断变化之中，起码在向那个目标行走。（暴政）越打压，也是在伤害它自己。”
在加拿大，阿健除了读书，也参与一些活动，游行、派发传单等。他说，在加拿大做事，会感受到一种无力感，这是这2年多来最明显的感觉。
“有时从新闻里看到有人坐牢，觉得还不如我自己去坐牢，感觉会好一些。虽然这是一种不理性的想法，但是会有这种感觉，看到人家在受苦，又帮不上忙。”他说，“有一种幸存者的愧疚感。很多在国外的香港人都有这种感觉。 ”
阿健也会帮助一些流亡手足。他说，通常流亡的人都是跟家庭关系不太好，父母是蓝丝（支持政府或亲共），没人提供他们帮助，他们才流亡的。就算去了国外，如果有家人帮助，情况会好很多。他们中很多人在香港时还没读完书，因为参与反送中，与父母反目，他们不得不出来工作。
阿健很幸运，有父母的支持，可以安心继续读书，不需要为了生计去工作。他表示，目前还没有长远打算，先读完书再说。“就是把眼前的事情做好，我会意志坚定的向别人表达我的立场，向外国人讲述香港的故事，尽量不去买中国出产的产品。一些可以做的小事都做。要对得起自己，也要对得起那些正在坐牢和流亡的人。”
“无论做什么，所有的香港人，不只是年轻人，最紧要的是保持好的心态，不要轻易放弃。” 阿健说，“保持身心健康，读多点书，学多点知识，强身健体，多运动。到需要的时候，就能够‘拿得出去’。”
责任编辑：岳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