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造芯片比原子弹难 砸钱和举国体制都徒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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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22年09月25日讯】(大纪元记者江枫报导)一张摄于2018年4月的照片如今可能让中共主席习近平觉得尴尬。

在这张照片上,习近平正在武汉视察国有半导体公司长江存储科技有限公司的一家下属企业。而站在他身后的人,是时任长江存储董事长兼紫光集团董事长的赵伟国。

今年7月26日,大陆财新网报导,赵伟国被有关部门带走调查。事情涉及个人所控公司和原紫光集团旗下公司之间利益输送相关,比如设备采购、装修工程等未经公开招投标的问题。

赵伟国被业内称为“芯片狂人”。在他的主导下,从2013~2014年,紫光集团分别以17.8亿美元和9.07亿美元并购展讯、锐迪科,后合并为紫光展锐,涉足手机通信芯片行业。他甚至还想过收购台积电。2016年,紫光集团入主武汉新芯后并成立长江存储,计划总投资1600亿元人民币。同年,紫光集团在武汉、成都、南京设立了三大半导体制造基地,计划总投资超过700亿美元。

2015年7月,紫光集团还意欲以230亿美元收购美国内存生产商美光科技公司。当时舆论普遍认为,该交易可能面临美国官员的严格审查。最终该交易不了了之。

2020年底,紫光集团爆发债务违约危机,2021年7月,紫光集团遭法院裁定破产重组。

而赵伟国的这些狂人狂事,不过是中共“大炼芯片”运动的缩影。

大炼芯片运动

习近平视察长江存储的时候正值美国政府禁止中国电信公司中兴通讯与美国供应商做生意后不久。习近平对陪同的高管们说,半导体对制造业的重要性不亚于人类的心脏。习近平说:“心脏不强,体量再大也不算强。”他敦促大家抓紧时间,取得技术突破。

早在2014年,中共财政部、中国烟草总公司等部门已经共同出资,设立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俗称大基金。第一期募资1387.2亿元人民币,第二期为2041.5亿元人民币。自成立以来,大基金以直接和间接的股权、债权投资等形式,扶持了中芯国际、长江存储、长电科技和中微公司等一大批半导体企业,仅持股的上市公司就达到34家。

2016年,大基金对湖北紫芯以及长江存储发起两起投资,投资规模分别达141.4亿和135.6亿元人民币,持股比例分别为49%和24%,总投资规模接近300亿元人民币。在2020年6月,大基金入股紫光展锐,认缴出资额达7亿元人民币,投资占比近14%。

习近平期待“举国体制”能让中国芯片行业再次创造六十年代两弹一星那样的奇迹。

2016年4月,在全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说:“要打好核心技术研发攻坚战”,“要把最强的力量积聚起来共同干,组成攻关的突击队、特种兵”。

2016年8月,在习近平提议下,中国高端芯片联盟(HECA)正式成立。这个联盟的发起单位囊括了紫光集团、长江存储、中芯国际、中国电子、华为、中兴、联想,以及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科院微电子所、工信部电信研究院等国内顶尖芯片产业链骨干企业及研究所。

此外,在中共大炼芯片的号召下,中国在2020年成立了2万3100家半导体企业,2021年则成立了4万7400 家半导体公司,堪称芯片大跃进。在资本市场上,无论是VC还是PE都在找芯片项目,芯片投资咨询机构遍地开花。骗子的身影也在这个领域开始出没。

骗子和腐败横行

武汉弘芯就是一个例子。该项目在2017年11月成立。它号称要生产14纳米及7纳米以下芯片。它还拉来业界大佬、在台积电任职多年的功勋人物蒋尚义加入弘芯并任职CEO。当年年底,它还大张旗鼓举行首台ASML光刻机进厂仪式,声称这台ASML光刻机是“国内唯一一台能生产7纳米芯片”的光刻机。

然而如今,该项目已经烂尾。2020年9月,大陆媒体《证券时报》记者探访宿舍和办公楼施工区,看到闸机已近乎废弃,院内一片荒芜。

《证券时报》调查后发现,武汉弘芯的背后是一个受质疑的“山寨央企”以及一个最近注销的社会团体。他们瞄准的肥肉是国家半导体资金。

大基金里,是否也有骗子的内应呢?2022年7月,中国芯片领域突然刮起反腐风暴。数名与大基金有关的人士相继受到调查。

先是在7月15日,大基金管理公司(华芯投资)的前总裁路军,被中纪委驻国开行监察组和吉林省监察部门带走调查;接着在7月30日,大基金总经理丁文武被带走调查。丁文武曾先后担任武汉新芯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长江存储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等高管。

最新消息是,华芯投资副总裁、国开行副总裁兼中芯国际非执行董事任凯被带走调查。据中芯国际9月16日公告,任凯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家开发银行纪检监察组纪律审查和北京市监委监察调查。

造芯片比造原子弹更难

轰轰烈烈的“造芯”运动之后,中国芯片产业徒剩一片凄凉。国产芯片,从量的角度看,本土市场占比只有一成,剩下九成仍然依靠进口;从质的角度看,中国仍然徘徊在14纳米制程。

更令人唏嘘的是,中国半导体产业今年因为清零政策,出现严重倒闭潮。今年前8月高达3470家半导体相关厂商倒闭,创下纪录。芯片产量也暴跌,8月芯片产量同比下跌24.7%,前8月中国芯片总产量同比下滑 10%。

与此同时,美国对中共芯片的围堵行动也达到了高峰。

今年8月25日,美国总统拜登签署了《2022芯片与科学法案》,鼓励企业在美设厂,并要求取得补助的企业,10年内不得在中国建造新厂或是扩充低于28奈米的先进制程。

同月,美国商务部宣布禁止对中国出口用于3奈米以下制程的EDA软体。9月,美国限制超微(AMD)和辉达(NVIDIA)的高阶人工智能芯片出货中国。

面对美国日益坚定围堵中共的意志,习近平依然将芯片突围的希望寄托于举国体制。今年9月6日,中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一份有关“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的文件。在此次会议上,习近平再次敦促,“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着优势,强化党和国家对重大科技创新的领导”。

然而,有大陆媒体表示,举国体制不是攻克芯片难关的正确途径。

《证券时报》2018年报导说,产业化的芯片业与“两弹一星”遵循完全不同的经济规律。制造原子弹,“有”是第一目标,成本和产品后续升级迭代问题基本可忽略。

但是制造芯片,成功的标准极为苛刻。芯片不仅要做出来,而且要以比对手更快的速度做出来,不仅要做出来而且要低成本和高良品率量产。胜者为王,败者为寇。

此外,“两弹一星”投入的资源是一次性的。而芯片投入动辄几十亿甚至几百亿美元,实验室成功、量产、时间这三个条件只要有一个不满足就无法产生利润,就意味着失败。

更有大陆学者坦承,造芯片比造原子弹更难。

南开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刘亚东在一次演讲中表示,如果把制造原子弹的难度系数说成是1的话,那么载人航天就是10,航空发动机是50,而芯片可以说是100。

他进一步说明道,光刻机上有两个同步运动的工作台,这两个工作台在运动的时候需要保持高度的一致,误差要小于2纳米。“误差小于2纳米意味着什么呢?就好比两架大飞机从起飞到降落要保持严格的同步,从一架大飞机上伸出一把刻刀,在另一架大飞机上的一颗米粒上刻字,而且不能刻错。可见这个同步的要求有多高。”

“这个小小的芯片,只有指甲盖大小,(但是)它是全体人类工业文明的一个集大成者,太不容易,太难了。”刘亚东表示。

责任编辑:孙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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