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2年09月27日讯】（大纪元记者张婷综合报导）外界普遍认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即将召开的二十大上将打破先例，获得第三个任期。专家说，尽管这不是华盛顿一些人所希望看到的，但实际上各种迹象表明，习近平的各项政策使中国的竞争力会变弱，越难和美国竞争。
大西洋理事会“全球中国中心”非常驻高级研究员、《超级大国的中断：世界的中国历史》（Superpower Interrupted: The Chinese History of the World ）一书作者迈克尔·舒曼（Michael Schuman）9月26日在《大西洋》（The Atlantic）网站上发表文章。他从习近平的外交政策一直到经济政策，详细解释了为何美国根本就不用担心习近平连任。
舒曼：中国作为美国竞争对手的地位会被削弱
舒曼在文章中说，习近平已将中国从美国的潜在伙伴转变为其主要战略对手。他似乎决心利用中国最近获得的财富来挑战美国的经济优势、技术优势和军事主导地位，甚至挑战构成美国权力基础的全球秩序。习近平再连任五年的话，几乎肯定意味着再来五年的大国竞争甚至是对抗。
他说，这就是普遍看法。任何中共领导人都会打算削弱美国的全球影响力，但习并未做好工作使自己的国家能够实现这一目标。他的政策所带来的实际结果表明，他正在削弱而不是加强中国作为美国竞争对手的地位。“习近平掌舵中国的时间越长，中国的竞争力可能就越弱。”
舒曼认为，人们迷失在对中国崛起的炒作中，忽视了这样的事实，那就是，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国在几乎所有政策方面的表现有多糟糕。经济已经急剧放缓。领导层已经放弃了实现其曾经不容置疑的增长目标。习近平咄咄逼人的外交政策疏远了全球大多数主要经济体，并使中国的亚洲邻国感到恐惧。习近平的许多高调的政府举措都被浪费和管理不善所破坏。“习近平称中国的崛起是不可避免的，但由于他的统治，中国的崛起变得越来越不确定。”舒曼说。
舒曼从以下两大方面说明，习近平的连任对美国来说未必是坏事。
一、北京在外交上四面树敌 反倒使美国与盟友更紧密联系在一起
舒曼说，为了应对习近平的好战，华盛顿的政策制定者感到不得不在每一个方面与北京较量：外交、经济、技术、军事和意识形态。这就是拜登最近签署的《芯片法案》背后的考量。该法案旨在确保美国继续主导半导体行业，对抗中共的高科技野心。此外，拜登总统的2021年建设更美好世界倡议也是出于同样考量。这是一项基础设施建设计划，旨在抗衡中共的“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共争夺在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力。
舒曼认为，习近平过去几年在全球的行动反而让美国有机会提高其全球影响力。全球范围内的美国联盟网络，现在可以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部分是由于习近平的政策促成。
舒曼说，习近平希望自己能够成为推翻“美国式和平”（Pax Americana）的人，并因此被载入史册。习近平没有将华盛顿视为合作伙伴，而是认为美国是最危险的对手；习近平没有让中国沉浸在美国主导的全球秩序中，而是在宣传他自己的以中国为中心的替代方案，一种对威权政权更友好的替代方案。值得注意的是，习近平拉近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关系，似乎相信普京可以成为他寻求削弱美国力量的盟友。
然而，中共对当前国际体系越公开敌视，美国的联盟就越强大。习近平的议程已说服世界民主国家加强与美国和彼此之间的联系，以应对中共的威胁。
皮尤研究中心最近对19个国家（多为主要民主国家）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由于中共在国际上的战狼式外交，中国（中共）在全球的形象急剧恶化。
今年6月，美国在太平洋的四个主要伙伴——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领导人首次参加了北约峰会，讨论了中共的威胁。此外，印度——通常对卷入超级大国竞争持谨慎态度——在“四方安全对话”（Quad）中变得更加活跃。Quad成员国为澳大利亚、日本、美国和印度。舒曼说，这表明印度将该组织视为对抗北京的潜在堡垒。北京在中印两国有争议的边界沿线提出领土主张，令印度领导人感到震惊。
2020年6月，中、印军人在交界地带拉达克爆发数十年来最严重流血冲突，双方均有死伤。这场冲突导致印度国内掀起一场抵制中国产品的浪潮，也使印度在外交方面更加靠近美国。
二、国家主导政策遏制企业发展
舒曼认为，习近平在国内实施的政策实际上遏制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从而更难以和美国竞争。
舒曼说，中国数十年来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撤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并向海外贸易和投资开放，这使得私营企业得以发展。但在某种程度上，习近平已经扭转了这种做法，最明显的标志是强加给私营公司新的监管负担。政府干预经济足以削弱一些最具活力的经济产业，并将资本和人才转移到浪费性的项目中，例如一系列国家主导的产业项目。
舒曼认为，习的所有这些监管措施都是草率出台的，限制了中国一些最重要公司的扩张，迫使科技企业裁员和遭到严重的财政损失。滴滴公司遭到中共监管机构的网络安全调查和运营限制后，其股价自一年前首次公开发行以来已暴跌超过80%。
中国的整个科技产业非但没有推动新的经济增长，反而一直在缩减规模和裁员。这使得最近的大学毕业生更难找到工作。7月，年轻人失业率高达19.9%的历史新高，8月份高达18.7%。
舒曼说，习近平实施监管的动机似乎部分是意识形态，部分是纯粹的政治。他似乎担心大企业，尤其是科技行业，可能会积累足够的影响力和财富，对共产党的统治构成挑战。党的官员已经明确表示，他们希望对私营企业的管理有更大的控制权，而习近平本人也谈到了“需要防止资本的无序扩张和无节制增长”。
舒曼认为，习近平更喜欢推动国家主导的事业，比如，投巨资发展半导体产业，但却出现大量的腐败。这就导致中共花费巨资追赶全球最先进的半导体制造商，但却没有获得成功。
他说，习近平对自由市场改革的明显不信任，也加剧了中国经济最危险的弱点：其破碎的增长模式。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和世界各地的经济学家早就警告说，中国的经济增长过于依赖投资，而投资往往是由债务驱动的，并且过度地将资源用于不必要的公寓、工厂和基础设施。每当经济增长速度低于党的首选目标时，习近平就会继续采取向经济中注入信贷的做法，而他今天正为这种做法而吃苦果。在习近平的任期内，债务急剧上升，从2012年的不到两倍的国家产出到今天的几乎三倍。
结果就是房地产行业负债累累，出现危机。房地产销售下降，价格大跌。买房者拒绝为烂尾楼支付房贷。房地产行业的不稳定也对国家银行构成了风险。
此外，习近平抓住不放的新冠病毒（中共病毒）“清零政策”加剧了中国经济的困境。“清零政策”让多个中国城市和工业区出现反复的关闭，扼杀了旅行、产出和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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