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2年09月27日讯】（大纪元记者杨欣文加拿大温哥华采访报导）香港资深媒体人利世民在香港《苹果日报》工作的十几年，正逢新技术兴起、大众传媒转型时期，到后期，社会更发生了巨变。他参与了改革的全过程，亲身经历、见证了这个阶段媒体从内容到传播方式的转变。
在苹果中学到应变的方法
利世民表示：“黎生（黎智英）对我最大的影响是，带我入这行，其实他是我的师父。他对生意的看法，如何去分析那盘生意、尤其是媒体生意，给了我一种视野。
“很多人做媒体的心态很简单：我们开了个台，有人看就可以赚到钱啦！黎生是很直接从消费者最深层次需要着手去考虑这些问题，他去想消费者要的东西。我们很多做媒体的人是不考虑消费者要些什么，做媒体的人很多觉得自己做了出来的东西就会有人看的。我自己有时候也会拍片子，我不知道别人喜不喜欢看的，我喜欢讲就讲了，但他不是的。他作为一个集团的‘精神领袖’，常常会提醒我们：你记住，一定是要触摸到市场的脉搏，你一定要知道这个市场在这一刻要些什么。
“我想在苹果、壹周刊、壹传媒做过一段日子，你不会很刻意地去学这门功夫，你就会知道：这样事情是会爆的、人们一定会喜欢的。当然这不代表你要媚俗，不代表你要讨好群众，是你要懂得去捉摸那种大众社会的脉搏。你同大众在一起，但是你可以不失你自己的立场、自己的那种坚持。我想这个是更加重要的一件事情。”
传统报纸只剩很窄的生存空间
利世民表示，到了最后阶段，其实《苹果》的纸媒反而得到一个平衡。在最高峰期，《苹果日报》那叠报纸可能都有1吋厚，去到最后已经很薄了，但是仍然可以维持。成本效益上面其实是打平，有一点点的钱赚，但不再像以前那样是一门生意了。公司有其它新的业务，有网上订阅的收入。
他提到：“老实说，现在纸媒的存在意义，其实好像是纸的见证，一个时代的见证。《苹果日报》去到后期，其实已经意识到有这样的一个趋势。”“我们做纸媒的，去到后期就是觉得要有收藏价值。你做份报纸就是希望那天是有人会收藏的。我想当时全香港、甚至全台湾，当时就只有我们有这个觉醒的，就是报纸是一个收藏品。”
他表示：“但是很可惜的就是，明明一个这么有心去做媒体的公司就被打压，就消失了。”在《港版国安法》肃杀的气氛下，《苹果》从老板到高层纷纷被捕，《苹果》也因政治原因被迫结业。
自媒体是发展的趋向 但局限性大
从媒体发展来说，利世民认为用高科技来处理比单纯纸媒有更大的空间那是绝对的。
在他看来，其实就算没有香港2019年这场社会运动，他们都有想过做现在这种Patron的平台，其它内容供应者同《苹果》合作，《苹果》就帮手去做分发和推广。他认为去到最后的阶段，这个应该是发展方向。自媒体本来都是一个发展趋向。那样的话，会各自发展出代表社会不同光谱、不同的声音的自媒体。
当年再次回到《苹果》之后，利世民搞的新东西是“转收费模式”，他提出了大方向是不能靠广告赚钱。利世民解释：“其实二个收入都要的。靠订阅收入，大概可以维持到某一定的规模，但是能够做到这个规模的，相对来讲是比较少数的一群人；要弥补收入的缺口就是靠广告。”
以利世民以前做媒体的经验，成功的关键就是能不能赚尽每一分钱，尤其是广告收入。不过现在自媒体其实是没有了广告收入，靠YouTube那些广告，那个效果不是那么明显。到最后，做意见内容、做所谓的KOL（意见领袖）、或者做新闻，基本上是一种兴趣多过谋生的事业。
他指：“如果你是想靠做新闻来维持生活，不是说不可以，只有极少数的可以生存下去。如果你做一些比较直接可以带来利益的，如做财经的，我觉得可能还是可以做一下；但是有些行业，我觉得很难。我看到有些很有心要做的人，报导港闻、揭发社会黑暗面、草根生活的苦况那些，其实是很难长久地做下去。这些我想可能就需要在某一些程度上要‘埋大台’（依靠人气旺的意见领袖）才能做下去。”“就是你的订户本有一群人是有一种影响力的。他们的影响力不只是影响大家对一些事的看法，也可以影响到人们的消费行为的。……简单一句就是，你要有客人肯每个月课金给你，同时你叫他买东西他又肯听你讲买东西。要同时做到这两个条件，才有条件做自媒体，否则做自媒体就只是一个业余的工作。”
他表示：“其实以前也是这样。你想一想，一份报纸有财经版、有港闻文版、有马经，全部都混在一起，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就是因为这样才能建立一个足够大的群体，然后你才能做广告收入。这是以我以前做报纸的经营的经验。你如果现在这么碎片化，就不可能有广告收入，你纯粹是要靠读者支持。读者支持其实是很难长久的。”
所以利世民认为，自媒体的发展局限性很大。
他指出，现在的情况就是，亲政府的、亲建制的，这一班人也有做自媒体、做YouTuber，他们的生存方法是靠什么？他们全部都是靠“阿爷”养的。反过来说，在民间，代表市民声音的，通常就是靠做众筹、靠这些收费平台，是做不大的。原因是其实愿意付费去获取资讯的人，往往是社会某一个很独特的阶层。他们不是很草根，也不是很有钱，他们是一个中间的阶层。这个中间的阶层其实比我们想像要薄的、人数又少。
他认为：“这是一个媒体经济学的问题多过是一个政治问题。但是说不定这个就是当今政府希望看见的结局。就是有条件、有资源去发声的，就全部是亲政府、他们养着的这班人，你其他人就只可以业余去做，业余去做始终有限制啦，是吧？你拍条片子你都没有时间找人帮你上字幕，我想这个就是将会发展出来的局面。”
媒体是桥梁 要窒息城市才封杀媒体
谈到现在香港政府企图通过封杀媒体、抓捕媒体人来控制资讯、舆论，利世民有这样的体会：“有时候，做媒体不只是在传递信息。如果你问我，这么多年在壹传媒，我想我的一个体会就是，其实我们是在反映一个社会的脉搏。我们和社会的那个气息是一致的。很老实地说，你硬是要窒息一个城市，你才要封杀媒体的。”
他表示，看到很多同业现在还在外面跑新闻，尤其是那些自媒体、独立记者，连记协主席阿昇也开了一个平台，自己出去跑新闻。其实他们也是在尝试去捕捉这个社会的脉搏。“不是说社会有这样的一个情绪，他才去捕捉这个脉搏，不是他带动舆论。老实说，做媒体的哪有这个本事去带动舆论，我们只是追逐社会脉搏。”
利世民觉得：“你硬是去粉饰太平，去扮做没有事情发生，媒体全部都很乖的，去说一些无关痛痒的事。问题就是，你不要忘记，人民是有自己的思想的，人民有自己的想法，你去打压媒体，人民就去其它渠道发泄。最惨是什么呢？当人民在其它地方发泄的时候，其实你没有了大众媒体去疏导它，反而有些人民有很极端的想法、很极端的声音，就在你看不到的地方酝酿、滋生。以前有大众媒体的时候，说真的，你说《苹果日报》是不是纯粹是反政府？我可以告诉你，可能有七成的时间和政府的意见不一样，但是就是政府最需要和大家有共同声音的那三成时间，我觉得大多数这些日子，《苹果日报》其实都有在帮助政府。”
他举例说，至少在2019年6月，就是群众运动开始的时候，自己还和某个副局长在金钟吃晚饭。作为一个《苹果日报》的专栏作家，他同那些政府官员并不是势成水火。大家要明白，其实政府也需要媒体去传递某些信息。
他认为禁制言论、打压媒体，是政府自己在骗自己。媒体只不过是把人民的声音说出来。当我们说出来的时候，民众听到服气了，然后就买了那份报纸留念。另外一方面，政府也可以通过媒体知道民众的想法。
“媒体本来一直都是扮演着这种桥梁的角色。不单只是政府和人民的，也是跨越不同社会阶层的。穷人在我们这里就可以看到有钱人的世界是什么样的，有钱人又透过我们的报纸看到穷人的世界又是什么样的。你看现在整个社会都断裂了，光谱的左右、社会的贫富、官民之间，开始好像大家都不知道彼此在做什么， 这个就是他们把我们社会的联系链剪断了之后的后遗症。”“当然还有一些同业想帮忙做一点点事情，但是他们的处境很困难。”
国安法下香港大众传媒的功能缺失
谈到大众媒体在现在的香港还有没有生存空间，利世民表示：“你说现在那些《明报》《信报》是不是媒体呢？Now TV是不是媒体、电视？TVB是不是媒体？它（们）是媒体。我甚至觉得，有些朋友很不喜欢这些亲政府的媒体。但我想讲，亲政府的媒体，你就随它去吧，言论自由其实就是要保障那些你不喜欢的言论。我们不可以因为不喜欢他们亲政府，就不让它讲、不让它做。就随它去吧，你不要看，不喜勿看。问题就是我们想看的那些你帮我给删光了、收拾没了。现在香港人是想看的就没有得看，不想看的就不会看。这个情况即是最恶劣的。”
他认为，原因就是它（政府）一路都给自己（制造）假象，结果就是不断地自欺欺人，做的不好的地方自己都不会有反省。
利世民还担心，香港现在因为人才不足，很多东西就不认真，就连人生安全的东西也随便了。以前发生了人为事故，作为媒体，就会去揭发，会不断地找出人为错误，然后尝试让大家留意到这些问题。没有媒体的监督，香港的事情只会越来越差。◇（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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