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3年01月31日讯】（大纪元记者理尔、张瑛瑜香港综合报导）3年疫情致使逾万港人死亡，第五波疫情尤其严重。两名政府专家顾问，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及民主党主席罗健熙近日相继提倡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检讨调查疫情处理手法；但亲共政客及医学专家均不表赞同或有保留。学者钟剑华认为疫情以至2019年的抗争，均应以独立调查委员会调查，但由于独裁统治，实行问责难以实现。
袁国勇26日在电台节目上表示，港府应参照2003年萨斯（SARS）后的做法，就疫情进行检讨调查，倡议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找出第五波疫情老人院成为重灾区的原因，检讨疫情初期追踪、隔离、检测数量不足等情况。
另一政府专家顾问许树昌亦认为，应设立独立调查委员会检讨及找出抗疫的不足，以改善日后大型疫症的应对方法。他又进一步提倡，检讨工作要由海外及大陆有专业知识及德高望重的专家进行。
另外民主党主席罗健熙26日在《明报》发表文章《9000几人去哪儿独立调查寻原委》，强调“太多人命损失，尚未得到答案”，认为应按《调查委员会条例》，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展开全面检讨、查找真相、检视不足，及为未来总结经验。
罗健熙列出11条值得政府检讨的问题，包括疫情前期的缺乏医疗物资、放宽防疫措施进度、政府各疫情记者会信息传递效果、香港医疗系统和社会应变机制、政府当初如何准备应对Omicron等。他随后补充，政府有必要调查是次应对疫情的各项政策是否合适合，认为有助港府未来处理类似危机。期望委员会可查找不足，包括在各项政策推出、转变之时，官员会否有误判、盲点、失误等。
3行会成员不赞成 钟剑华：完全无公共行政常识
但是两名行政会议成员兼立法会议员林健锋及吴秋北，均不赞成设独立调查委员会。
身兼中共全国政协委员的林健锋29日称，不赞成立法会动用权力及特权法，调查政府抗疫表现，更将调查形容为“将前朝官员‘鞭尸’”，将事件升级为“给外部势力乘机政治炒作的机会”。
此外，身兼工联会会长及中共港区人大代表的吴秋北30日声称疫情过后“百废待兴”，政府应优先集中火力去做好社会复常和经济复苏，并非去搞各类疫情调查云云。他更指香港与各国政府也在检讨中不断调整防疫政策，“实在是等不及疫情过后再去调查检讨”，将独立调查形容为“事后孔明”，质疑调查的意义。
身兼中共全国政协委员、医院管理局成员的另一行政会议成员陈清霞承认，疫情期间有不尽人意之处，例如安老院舍防疫、长者与儿童接种疫苗等问题，但不应以独立调查模式来“追究责任”，而是专心研判疫情变化，日后制定更有力的措施。
社会政策及公共行政学者钟剑华表示，以前遇上重大事件，往往都会透过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希望透过独立的调查，既能够平息疑虑，澄清事实，也能对以后遇上类似事情时，处理有所改善，“这是政治问责及公共行政上正常的做法，所有民主问责的政府、文明开放的社会都会设这机制”。
他续指，是否设立独立调查委员会，政府的意愿很重要，“就算设立，组成在一定程度上由政府主导。”不过他也坦言：“现在特区政府行独裁统治，哪里还会容许有独立调查？我觉得完全没有可能。”
钟剑华又批评林健锋、吴秋北等人，形容他们的言论“完全没有公共行政的常识，亦都完全无民主问责精神”，批评他们不是民意代表，也都完全无民意代表的心态，“他们只是向阿爷（中共）负责，与政府配合，他们的意见，从公共行政决策及民主问责角度看，根本毫无意义。”
独立调查委员会曾裁决政府应负责任
根据香港法例第86章《调查委员会条例》，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可委任委员，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调查任何公共机构的经营或管理、任何公职人员的行为或其认为与公众有重大关系的任何事宜。
委员会有权收取相关资料、搜查处所、传召任何人出席作证或出示任何物品或文件，甚至发出逮捕令强迫不遵从传召的人出席等。如果任何人不配合，有机会被视为藐视，可被判罚款及监禁。
近年成立的独立调查委员会调查的事件，包括2012年南丫海难、2018年港铁沙中线红磡站扩建部分剪钢筋事件。其中后者的调查委员会2020年发表报告，认为港铁和承建商礼顿各自的管理和监察系统出现严重失误，两间公司需负责。路政署对红磡站项目“显然未能及时发现缺失之处，也多次未有采取坚决行动以确保港铁采取措施，修正问题”，政府作为沙中线项目监督者，也应负上部分责任。时任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帆对于工程令市民失望，向市民致歉。
立法会曾调查“萨斯” 官员揭大陆隐瞒疫情
至于2003年SARS爆发后，政府未有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当时特首董建华邀请11名海内外专家成立“专家委员会”检讨抗疫工作。
立法会亦根据《立法会（权力及特权）条例》成立“调查政府与医院管理局对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爆发的处理手法专责委员会”，调查政府与医院管理局当年的抗疫方法，审视其决策及管理阶层人员的表现及须承担的责任，并曾经引用《权力及特权法》索取行会文件。
当年8月卸任香港卫生署署长的陈冯富珍曾透露，疫情初期的2003年2月初，曾多次联络广东省官员了解SARS的爆发情况，但未能接触及未得到回复；向北京卫生部官员求助亦未获回复。事后才有广东省官员向她解释，当初不理会她的缘由是“传染病是国家机密”，不能通报给香港。
立法会专责委员会2004年7月发表调查报告，指时任卫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长杨永强要为事件负责，建制派民建联、自由党亦赞成免除杨永强的职位，杨永强之后请辞获董建华接纳。时任医院管理局主席梁智鸿在医管局开会回应调查报告后，决定请辞。
责任编辑：郑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