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专栏】中共高官和精英死亡 泄惊人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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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23年01月31日讯】(中国问题专家横河撰文/唐云舒编译)在中国新一波的疫情中,有大量人口死亡。其中有个现象让人难以忽略,那就是高官精英阶层死亡人数暴增。

例如,中国工程院官网的信息显示,在2022年12月15日到2023年1月13日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该机构有22人去世,几乎是去年去世人数(12人)的一倍。多数去世者的年龄介于80岁至100岁,其寿命已经远超全国平均值了。与省级和省级以上的高官一样,国家级学术机构的专家学者享有免费医疗和许多其它好处,即使在COVID-19疫情爆发期间,他们也受到了很好的照顾。

但是,许多精英人士过去都没有受到过健康问题的影响,为什么却在这时候死亡了呢?在北京放弃“清零”政策、中国疫情失控后,又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一群体面临高风险呢?在过去的一个月里,中国的医院里尸体堆积如山,加护病房(ICU)人满为患,发烧门诊前的长龙一眼望不到头。

中共官员高占祥

在通报出来的中国精英阶层死亡案例中,有一人很引人关注。

官媒新华网1月2日报导,前中共文化部副部长高占祥于去年12月9日去世,终年87岁。报导没有披露更多的信息。

诡异的是,中国民主促进会常务副主席朱永新在社交媒体上发表悼词说,“这些年来,高占祥一直顽强地在与病魔作斗争,身上的脏器换了好多,他戏称许多零件都不是自己的了。”

在中共的等级制度中,高占祥的级别不算高,他这个层级的官员有好几百人。那么,他为什么能有这样的特殊待遇?而且,在供应短缺的情况下,他如何能够获得“好多”器官?

这可能证实一个传言:高级别中共官员主要依靠年轻人和身体健康者的器官来维持生命。我相信国家级的专家也获得了这样的待遇。然而,在最近的这波COVID-19疫情中,这种特权却成了不利因素。

这波疫情是从北京的医院开始的,很多上了年纪的高级别官员和精英人士在医院里都有预留病房。糟糕的是,做了器官移植手术的人都会使用抑制人体免疫反应的药物,因而更容易感染病毒。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北京突然放弃“清零”政策后的短短几天内,80至90岁的高官和专家纷纷死亡,他们很可能接受过器官移植。

2023年1月2日,北京的一家医院,一名吸氧的病人被推入拥挤的急诊室。(Getty Images)

在中国,人命是不同价的。在新一波COVID-19疫情中,全世界的人都见证了中共是如何对待国人并践踏其尊严的。(普通人)不仅缺药、缺呼吸机、缺病房,全国各地连说得过去的葬礼和火化服务都不提供。

疫情期间的器官移植

自2022年12月初以来,中共官方宣布的死亡人数高达60,000(鉴于中共官方一向低报感染数据并掩盖信息,实际死亡人数可能更高)。早在中国爆发疫情初期,2020年2月29日,中国著名的肺移植专家陈静瑜宣布在无锡成功完成一例COVID幸存者双肺移植手术。在医疗资源极其有限的情况下,这名病人为什么能有如此特殊的待遇?

这还不是陈医生在疫情期间操刀的唯一一例肺移植手术。第二例是在2020年3月10日,也就是COVID-19疫情最先在武汉市爆发后不久做的,陈医生在两天内就为病人找到了器官供体。

还有一例是在武汉做的。陈医生于2020年4月18日到达武汉,第二天给病人做了检查并证实需要做肺移植手术。第三天,也就是4月20日,手术即告完成。这意味着,陈医生在不到一天的时间内就获得了供移植的器官。

四天后,陈医生在武汉又做了两例肺移植手术。两位病人都因感染COVID-19出现肺衰竭。对于这两次手术涉及的器官来源、医院、参与的医生以及病人的身份,外界都有质疑声。一次手术是在武汉封城期间做的,另一次则是在武汉刚刚解封后做的。那个时候大多数COVID-19患者连诊断试剂都拿不到,医疗设备也很紧缺,谁能在等待肺脏供体期间获得体外膜氧合(ECMO,香港译为人工心肺,台湾译为叶克膜),或者(其它)生命支持装置?

再者,即使按照中国的器官移植指南,在疫情期间也不应该做移植手术。一般来说,急性传染病患者,尤其是肺部感染者不宜做器官移植;由于这类病人可能处于感染期,医生和护士都非常谨慎。此外,由于肺源短缺,一般不建议给结果无法保证的病人做移植手术。因此,这类移植手术往往得不偿失或者干脆不该做。

中国媒体报导说,上述病人没钱也没权。那么,移植手术只能归入“981领导干部健康工程”了。这类移植不是为了拯救患者生命,而是实验性的,为的是让医生积累经验,在必要时为显要人物做手术。该工程是301医院(也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在2019年的一则广告里首次披露的,其目标是把最高层领导人的寿命延长至150岁。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器官移植“掌门人”、前卫生部部长黄洁夫退休时只保留了两个头衔:中国器官捐赠与移植委员会主任和中央卫生委员会副主任。其唯一职责是照顾好最高领导人的身体。

中共领导人长寿,似乎和器官移植有关。

器官移植旅行

不只是中共官员、超级富豪和精英人物有器官移植特权,和中共统战部有关系的海外人士,也因其向中共效忠而获得犒赏、可以分享一点这方面的特权。

例如,美国旧金山政治和社区活动人士白兰(Rose Pak),是中共统战部在美国的头号拥护者。她曾是统战部海外组织——中国海外交流协会(China Overseas Exchange Association)的常务理事。2016年,白兰前往中国做肾脏移植手术。很不幸,她返回旧金山几个月后就去世了。

该事件涉及好几个问题。白兰当时没有工作,哪来那么多钱做器官移植手术?作为美国公民,她是如何在中国获得器官供体的?

以色列、台湾、意大利和西班牙,都已禁止公民前往中国做器官移植手术。英国也修改了生物伦理法,阻止等待器官的英国病人前往中国做移植手术。

美国是不是也应该这么做?

器官是从哪里来的?

从2000年(即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的第二年)起,中国的器官移植业开始蓬勃发展。2006年,由政府支持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罪行被曝光。2019年,英国的一个独立“人民法庭”得出结论:大规模活摘器官的行为在中国已发生了很多年,为了向移植业供应器官而进行的杀戮活动至今仍在持续。法庭指出,主要的受害者是被拘押的法轮功学员。

2022年9月9日,法轮大法修炼者在波兰华沙市中心游行。图为部分学员手持写有“制止器官活摘”的纸板。(Mihut Savu/The Epoch Times)

北京坚持说大部分器官(如果不是全部的话)都来自被处决的死刑犯。但是,过了9年中国才有了一个虚假的器官捐赠和分配系统,主要用来搞国际公关。他们做得很成功,全球器官移植界,主要是移植学会(The Transplantation Society),取消了对中国的相关限制,并且认可了中共的谎言。国际移植界的背书进一步鼓励了中共。

在没有一个有效的器官捐赠系统的情况下,中共的移植业务继续扩张。然而,良心犯的器官供应是有限的。在中共政权的保护伞下,地下器官摘取和交易活动兴起。从2013年到2017年,有100名大学生离奇失踪。尽管中国到处都是监控摄像头,这些案子却一个都破不了。很多中国人相信,这些失踪案和器官摘取有关。

最近,青少年失踪问题又成为中国社交媒体的热门话题。受害者之一是江西省铅山县的中学生胡鑫宇,他在上学期间失踪。监控录像缺失了可能包含失踪线索的片段,大概是被修改了。该案现在还未侦破。当局也无意破案,只是企图让受害者家人闭嘴。有关该案件的说法有好几个非官方版本,其中多数都怀疑胡鑫宇失踪和器官摘除活动有关。

原文:Recent Deaths of China’s Top Officials and Elites Amid COVID Surge Expose an Unspeakable Crime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本文所表达的是作者的观点,不一定反映《大纪元时报》的立场。

责任编辑:高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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